雲中誰寄錦書來

圖源：視覺中國

傅月庵先生《閉門讀書》中寫到黃易，開篇即說：“黃易，不是寫武俠小說那一位。”讀來不覺莞爾。我在書店買《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時，店主也問我：“是寫武俠的黃易嘛？”我告訴他，是刻圖章的黃易。

寫武俠小說的香港黃易，影響比錢塘黃易大得多，他寫新武俠小說數十部，一部能長達二三十本，讀者仍緊追不捨。甚至冒名黃易的“黃皮武俠系列”在20世紀90年代亦大行其道，據說多達500本，令人驚歎。我因讀了一部“黃皮”《尋龍記》，胃口大壞，以至對真黃易也視爲畏途。

錢塘黃易比香港黃易早生約200年，是乾隆、嘉慶年間的水利專家，更以篆刻家、金石學家、書畫家名世。傅先生談及的莫友芝舊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是黃易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摹刊極精，“神態宛然，不啻真跡”，令有緣得觀的傅先生感慨“世間萬物無常，唯此方爲妙事”。

我初識黃易在40年前，因學刻印章，買回一本《西泠四家印譜》，得知他在“西泠八家”之中還要算前輩，是“前四家”之一。黃易之父黃樹榖工篆隸、通金石，與浙派開山鼻祖丁敬爲摯友，黃易師承丁敬有“出藍”之譽，師生並稱“丁黃”，後世以他爲“浙派中堅”。

與黃易的另一重因緣，亦是40年前，買到一部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37年6月出版的《南陽漢畫象匯存》，引起我對漢畫像石的興趣，搜求拓片之餘，也購讀圖籍，探根尋源。孫文青《南陽草店墓漢畫象序》中說：“宋人於武梁祠堂畫象出土，不甚注意。清季好古之士，於魯西石室畫象之發現，則莫不引爲希有之珍，殆觀感不同，好尚異趣也。”對於嘉祥武梁祠漢石刻，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只有簡單記載。此後武梁祠因黃河氾濫傾圮而湮沒，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再次被發現，主持系統發掘並就地復建的“清季好古之士”正是黃易，可謂漢畫像石保護研究的先行者，此舉也被視爲乾嘉金石學中的標誌性事件。《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收錄阮元給黃易的信中，有言“武梁祠畫像石刻聞在紫雲山，未識可一往觀否”，詢問能否前往參觀。

《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薛龍春撰，三聯書店2021年7月出版，16開精裝本，輯集黃易友朋200餘人書札600餘件，其中絕大多數爲稿本，並有原色影印圖版16件、隨文插圖66件。薛龍春先生是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此前有專著《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問世。他在《前言》中說明本書收錄書札主要來自故宮博物院出版《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考釋》、故宮藏《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四冊，以及遼寧、山東、甘肅等博物館公佈庋藏黃易信札、國家圖書館線上開放黃易友朋信札資料。他從2016年開始“全面蒐集、整理黃易友朋信札”，“一些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未刊稿本、拍賣會資料、海內外私人收藏，以及清代金石書籍、尺牘集、文人別集中所收錄的信札”亦盡力輯錄，乃得成此規模。

《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薛龍春 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出版

我早年蒐集花箋而兼涉書札，認識到書札往往更見作者真情實感，史事細節也較爲可靠，學人以書信討論問題、相互辯難亦多有之，皆可供研究相關史事參考，於書札實物之外，對近現代編印出版的各種書信集，尤其書札原件影印本，所見必收，亦成一系列。若論編輯出版水準，則各書參差不齊，有的隻影印原件而不作釋讀，有的考釋不精，有的編排無序。《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輯錄誠不易，編次、考釋亦見功力。《例言》第一條：“本書以人物編次，依人物與黃易第一封通札的時間先後爲序，通札時間無考者，暫置最後。”讓讀者較易觀察札主與黃易的關係，也便於瞭解“黃易友朋”這一羣體的形成變化，比完全以通札時間爲序或以人物姓氏、生年爲序更見合理。第二條說明考釋內容，各人物先出小傳，往來書札依時爲序，人物及書札各作編號。每札先考定寫作時間，次分述寫信、收信人景況，再剖析關涉人物、事件，於金石、書籍、書畫等介紹尤詳，對前人考據訛誤也多有勘正。此外且註明與本札內容有關聯的書札編號，方便讀者查覈參證。又第五條：“除釋讀書札文字外，有作書人鈐印及箋紙名稱者，亦一併釋出，俾篆刻、箋紙研究者有所參考。”書後將“作札人或收札人不明”之札作爲“附錄一”，親友及相關書札作爲“附錄二”，並編有“參考文獻”“圖版、插圖目錄”及“人名索引”。凡此都有便於讀者利用。

公藏藝術文獻公開這一新氣象，促成了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新進展。薛龍春在《前言》中說：“這些資料的不斷公開，使得我們有機會更爲細緻地研究黃易的朋友圈以及黃易金石收藏的各個環節，進而對乾嘉時期的金石賞玩、收藏與研究風氣有更爲準確的把握。這些新資料對於黃易書畫篆刻的研究，無疑也大有裨益。由於這些信札涉及不少買賣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還會推進乾隆後期文化商品消費與流通的研究。”黃易與友朋通信起始不晚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後幾達40年，往來書札有延續數十年、多達數十札的，有雙向互動均存的。其時正是乾嘉考據學興盛之際，黃易傾力搜求金石拓本，收藏富甲天下而樂與同好分享，故能以一低級官吏成爲乾嘉金石考據圈中關鍵人物。學界菁英如翁方綱、朱筠、姚鼐、孫星衍、洪亮吉、錢大昕、桂馥、王昶、阮元、瞿中溶、袁枚，藝術名家如陳燦、奚岡、趙魏、羅聘、蔣仁、鄧石如、錢泳、伊秉綬、梁同書等俱在其朋友圈中，交遊、問學內容多值得重視。不僅於此，書札作者衆多，關涉地域既廣，社會層面又寬，提供了大量同時代人的信息，保存了不少詩文作品、時事記錄，以及豐富的社會生活細節如官場交際、文人生計、子孫教育、婚喪嫁娶、醫藥養生、日常開銷等，勾畫出那一時代的衆生相，也足以成爲有心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書札收藏品鑑古已有之，近年更成熱點，然而集數百件同一專題書札且進入學術研究範疇，既需要機緣，也須有正確的方法。我早年有幸收得姑蘇沙山春、李嘉福友朋書札300餘枚，藉以寫成《片紙閒墨》一書，2010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但重在花箋，雖意識到這批書札與晚清海上畫派密切相關，僅對書札作者和內容簡略考釋，作爲“晚清蘇滬畫人掌故”，未能物盡其用。薛龍春在《前言》中說到書札尤其稿本的閱讀與利用門檻較高：“只有經過整理與考釋，明確文本及所涉時間、地點、人物與事件，稿本信札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史料價值。”他特別強調自己的研究受到陳智超先生啓發。陳先生20世紀末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認定該校珍藏徽州方氏親友手札“具有很高的和多方面的文物和史料價值，而且這些價值只有通過深入細緻的研究才能充分地發掘出來，爲人們所利用”，歷時數年著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2001年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何齡修《著作出版推薦意見書》中高度評價該書“每一通信札的考釋都表現了中國考據學的功力和科學魅力”，並且“是考據學的部分理論昇華。因此，本書的方法論價值，較之其史料價值毫不遜色”。我讀此書時重在晚明人物、史事，未及方法。薛龍春則體悟陳先生的“金針度人”：“著者的貢獻並不止於告訴讀者‘是什麼’，他還將所使用的證據、方法、論證過程全部展示出來，堪稱一部示人以法、指導年輕學者學習處理第一手原始資料的著作。”《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輯考》正是這一“方法論價值”的又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