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啓示：我們爲什麼要看哲學書

看不懂、太深奧、不實用……提起哲學書，許多讀者如此抱怨。

人人畏懼看不懂的書，但從看不懂，到半懂不懂，再到假裝懂了，恰恰構成了閱讀中最有價值的過程。

曾有古希臘人求師於歐幾里得，稱願學一點實用的東西，歐幾里得卻大怒：給這人一點錢，把他轟走，他難道不知歐幾里得從不研究實用的東西麼？

人生在世，總要研究一點看不懂、沒用處的東西，以證明自己還活着。

我們都被困在一個信息過剩的世界中，久已失去曾經的那種接觸新知時的狂喜、興奮和激情，因爲答案太多、解釋太多，啓示卻太少，我們太需要一本書來打開視界，去懷疑正堅信的東西，去克服經驗後的疲勞，去激發沉睡的創造力……

那就不如讀一讀這四本言簡意賅、曉暢明白的小冊子——經歷過它們的人生，應有不同。

追問本質，不如追問事件

薩特在其名著《存在與虛無》的前言中問道：如世界真有本質，那麼是誰把它放到物質之中的，又讓一小部分人能正確認識它？

薩特的意思是，二元論者必迷信上帝，或用“世界本來如此”等自愚。你永遠無法說服本質論者，他們不斷以自認的“本質”“規律”戕害着世界，卻從來也證明不了其實存，完全無視世界還有更廣闊的“無本質、無規律”的部分。

作爲人，我們真能認識這個世界的本質與規律嗎？一方面，人類所知太少，與浩瀚宇宙相比，不過九牛一毛。另一方面，人類智慧有限，尚無法面對更復雜的物理世界，遑論其他。更重要的是，人是世界的受造者與參與者，該如何獲得造物者與局外者的信息？無相關信息，如何抵達本質與真理？

“本質”“規律”“真理”等可能只是一個個誘人的目標，指引人類前行，人類永難達到。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本質”“規律”等可望而不可及，爲什麼從直覺看，它們又似乎實存？似乎人人都能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總結出一些道理？

這正是現代哲學的轉向處：從探索本質，轉向探索事件。

在“本體論巨人”時代，哲學家們試圖尋找並概括世界的本質。而現代哲學家們則意識到，此路難通，所謂“本質”“規律”，是經歷一個重大事件後，才呈現出來的。

該事件猶如奇點：無生命誕生，則無人知世界恆動；無工業革命，則無人知發展；無科學誕生，則無人知定律……當人們說定律、運動、發展是本質時，概括的不是世界本質，而是這次事件的本質。這種奇點性事件可大可小，如創傷的童年記憶、教育、人生選擇、戰爭、消費社會誕生……我們試圖將奇點事件置入邏輯化、故事化的語境，於是，“本質”“真理”被集體創作出來，反過來左右了深信它的人們。

《事件：批判理論的事件轉向》梳理了從馬克思到福柯，再到德勒茲、巴迪歐、齊澤克、阿甘本等人的哲學理論以及這一哲學轉向的發展路線，試圖喚醒沉入“絕對理性烏托邦”中的人們，爲何從嚮往自由，變成嚮往“信奉理性的自由”？而當我們爲“本質”爭吵不休時，是否忽略了真正的主角——事件？

《事件：批判理論的事件轉向》，藍 江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重真的當代人，爲何怒氣衝衝

真，是當代人的道德基石。

真善美曾爲一體。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柏拉圖呼籲走出“洞穴”，勿把幻象當真實，但《理想國》中反覆談的是善和美。現代人割裂了它們的關係，因爲善、美皆爲主觀體驗，無客觀標準，真則可檢驗、可重複。故善美被忽略，真成獨大。

以“真我”爲號召，資本主義推翻原有社會建構，人生意義不再是尋找靈魂，而是“讓真我主宰一切”。獨重真，既是科學需要，亦是商業需要——商人渴望買真貨、收真幣、守真諾。

可獨重真的現代人，爲何不如古人快樂？獨重真後，人類的衝突爲何並沒減少？互聯網普及後，人類社會紛爭更劇，對立雙方價值觀、話語方式等高度一致：秀自己真實，責對方虛僞。他們本應是朋友，卻成死敵。

在《我們爲何迷戀真實》中，作者提出一個標準的哲學問題：世上只有一個真嗎？

事實是：真是多元的。人人言真，定義卻都不同。可人人又都堅信，只有一個確定無疑的真。求真因此有了排他性和攻擊性——人人擔心自己的真被否定，他人的真被認可，焦慮如影隨形。網上的我們會瞬間被激怒，落入非此即彼的圈套。

《我們爲何迷戀真實》，[英]埃米莉·布特爾 著，馬 雅 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其實我們未必更重視真，而是我們在爭奪對真的闡釋權、表演權。明星們動輒失言，努力裝成普通人，因爲在獨重真的時代，扮演真才能生存。然而，“網紅”們還是搶走了話筒，卡戴珊敢拍攝併發布違禁視頻，裝作是一場意外；她敢張嘴爆粗；敢坦然說：我沒什麼才藝……對看客來說，卡戴珊太真了，真到把承認自己虛僞，也變成真的賣點。卡戴珊的紅是必然的，而這纔是最可悲處。

以真爲名，人類正落入系統性造假的世界：英雄被埋沒，卻在批量生產名人；能銷售的才叫真，前提是造假；越粗野無恥，就越真；所謂個性，就是沒個性地諂媚市場……更要命的是，消費主義已準備好用戶，他們共享相同的自我畫像：喪、缺錢、沒前途、討厭工作，正坐等被虛假的“真”撫慰。

“社會越來越沉迷於傾訴，沉迷於挖掘自我深處閃光的內心”，幻境中的我們該如何脫困？本書沒有答案，只留下追問。

我們還能聽懂音樂嗎

“音樂只有與其身處的物質、文化、社會環境‘協調一致’了才能發揮作用。”在《阿多諾之後：重思音樂社會學》中，英國哲學家提亞·德諾拉這樣寫道。

本書是一次思想冒險，以回答“阿多諾之後，還有什麼”之問。

阿多諾是德國著名哲學家，他的“音樂社會學”顛覆以往認知：音樂非天籟，而是權力博弈的產物。有權者決定哪段音樂可寫入教材、立爲經典，成爲後人創作的前提——一代代學生被要求向大師“學”，才能“懂”音樂。經反覆演奏、解讀、模仿，優美、深刻、流暢、創造等概念被固化，成了學習音樂者難以掙脫的桎梏。

作者指出，沒有天然的好音樂，“好聽”是欣賞力被規訓的結果。而音樂的真正源頭是恐懼，當個體渴望融入集體，他會努力順從集體的審美、儀式和道德秩序。這種順從馴服了理性，剝奪了個體的批判力。而每次對烏托邦的致敬都使人“物化”，即服從環境，主動把自己變成環境的一部分。

“物化”作爲認知暴力，個體因此把理論當成絕對真理，刻意扭曲真實，誤認爲這就是立場堅定。對自以爲正在“欣賞音樂”的人們，阿多諾發出當頭棒喝：“人類聽覺正在退化中。”

《阿多諾之後：重思音樂社會學》，[英]提亞·德諾拉 著，蕭涵耀 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本書作者是阿多諾的忠粉，卻犀利地指出：阿多諾偉大而睿智，但他的批評來自“本體論思維習慣”，解構有餘，建構不足，因爲他忽視了音樂作爲特殊知識，有特殊的生產過程。

音樂固然是特定時空中事件的參與者，但它並不完全被動，它可以塑造觀念，也可以交流情感和體驗。音樂被所處的時代塑造，也在塑造時代。阿多諾的批判固然對思考個體如何生存等有貢獻，卻遠離了音樂。而提到音樂時，人們總是更關注“音樂造成了什麼”，並非“什麼東西造成了音樂”。

本書最美妙處，在於呈現出標準的哲學思辨過程：哲學會一次次回到前賢原有的命題上，重新展開思考。音樂永在，對音樂的思考亦永在，這纔是哲學的核心價值，相比之下，結論反而不那麼重要。

警惕“增強”式景觀

“我們足夠好了嗎？如果不是，那麼可以如何改善我們自身？”這是“人類增強主義”者朱利安·薩烏列斯庫和尼克·波斯特羅姆在《人類增強》一書中提出的問題。

人類社會似正面臨“歷史終結”之虞：“硬”發明越來越少，人們漸失設計未來的興趣與能力，持續增長的神話遭質疑……“人類增強主義”則爲繼續進化注入激情：我們將從人類走向“增強人類”，從生物變成“生物+機械”的組合。

所謂的“增強人類”，壽命更長、疾病更少、體力更強……這看上去像是一幅美景，而《“更好”有多好？——理解人類增強計劃》的作者、德國哲學家邁克爾·豪斯凱勒卻對此提出質疑。所謂“更好”，是據當下標準提出，特指能力提升，可假如人人都成了職業網球手，就會成爲更好的世界嗎？

作者指出，人並非自身的真正“作者”，天賦本是“禮物”，“人類增強主義”者卻認爲它是應得的，並試圖用技術攫取更多，這將造成概念貶值。正如美容消滅了美感，手槍消滅了勇敢，在“增強”世界裏，不聰明、數學不好、相貌平平等不再是“天賦使然”，而是個體負全責，多少人願背這麼大的壓力？

“變好”非人生義務。人不是動物，“不具有任何既定本質”，可不受制於天性，成爲他想成爲的人，而非必須成爲的人。“增強”反而把人貶低成動物。

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況且，超憶症患者的痛苦來自驚人記憶力、白血病患者的痛苦來自更強免疫力……“增強”可能給人類帶來無法預知的災難。

《“更好”有多好？ ——理解人類增強計劃》，[德] 邁克爾·豪斯凱勒 著，錢雪松 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出版

其實，“人類增強主義”早融入現實，在學校、職場中，只重能力、過度競爭、提倡“狼性文化”等等並不罕見，個體因此承受巨大痛苦後，許多人卻誤以爲“生活本來如此”，主動內卷，並將更多人裹挾其中。

人能變得更好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如何認識人。要想勘破“增強”“進步”“更好”“效率”等現代景觀，需要哲學的參與。對人類發展而言，科學是美好的，但不可獲得獨斷地位；而作爲“無用之學”的哲學，應成爲一股平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