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星晴 | 從全球南方到中國現實：青年漢學家的在地經驗與學術反思
上海之前：從邊緣出發的學術生活
對許多青年漢學家而言，上海之前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種準備與等待的積澱。它呈現出碎片化的面貌：借用的圖書館、時斷時續的網絡連接、通宵翻譯那些“看似簡單卻筆畫繁複”的漢字，以及爲了支撐一種往往難以維生的智識志業而不得不從事多份兼職工作。對於我們這些來自被貼上“發展中國家”標籤的地區的人來說，中國學並非一項無縫銜接、連續推進的事業；它常常只能在遙遠的地方被想象，通過屏幕、二手書和曾經也學會等待的老師的耐心，被一點一點拼湊出來。在這一階段，上海更像是懸置於時間中的承諾。
能夠受到世界中國學大會的邀請而前往上海——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相聚、報告研究、與那些同樣走上這條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道路的同行同臺發言——本身已是一種殊遇。然而，這種經歷的意義又超越了“資格”“成績”或“成就”的範疇。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扇罕見的敞開之門：當機會常常是“間歇性”而非“累積性”地出現的生活中，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交匯點。某些青年漢學家自帶光環，他們或爲知名學者、領導者，甚至是歐洲王室成員；然而更多的學者則來自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普通家庭。他們帶來的不僅是研究論文，還有一整套“努力的地理學”（entire geographies of effort）：一雙唯一耐穿的鞋、一套借來的正裝，以及來自家庭的無聲期許。
在中國學領域裏，國際學術交流常被描述爲聲望、機構能見度或學術晉升的通道。但對於不斷壯大的青年學者羣體而言，其重要性往往不在這些方面。這些相遇並非構成他們生活或職業的主軸；相反，它們以一種“側向”（laterally）的方式運作——與既有軌跡相交，在相遇之前、之中與之後，潛移默化地改變它們的走向。
郝星晴（Lucía Fernández，右二）出席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
相遇之中：城市作爲課堂的“側向”經驗
在上海與各國青年漢學家們相聚的那些日子裏，時間本身彷彿被重新分配了比例。冬季的上海以另一種調性刺激感官，正如夏季的上海也有不同的氣質。行走於城市街頭，身體對於一種抵抗“急迫”的運動形式格外敏感。一位老婦人騎着自行車緩緩駛過，車的後面繫着一輛小拖車，速度只有行人步伐的一半。被人超越時，她在寒風中微笑；風像素描的線條般掠過她的臉龐。她輕輕哼着一段旋律，幾乎難以聽清，卻又難以錯認——那是中國獨特的曲調。她的時間寬廣而從容：她並非奔赴某個終點，而更像是在一個終點之中穿行。這使我想起福克納筆下的那種提醒——繼續並非出於活下去的本能，而是出於慾望的引導——沿着某條道路前行，正是我們不斷作出的選擇。
這類會議中常發生的一種情形是，城市本身成爲了一位老師。某個清晨，兩個農民跨過結冰的溪流，重複着一種既推動他們又消耗他們的動作。他們的步伐熟稔，幾乎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也看不出任何喫力的樣子。觀看這一幕時，我反而感到一陣怪異的不安，彷彿被一個過去的體育老師當面質問：他一邊嘲笑我們平穩的慢跑，一邊又要求我們突然衝刺、急停。爲什麼我們總是習慣通過“努力”來衡量進步？爲什麼我們總是不信任緩慢，或者把從容誤認爲淺薄？
在會議室與教室裏，多種語言此起彼伏、相互交織。口音把普通話折射出新的形態；英語也呈現出複數的面貌。論文被宣讀，理論被辯論，參考書目被交換。然而，在這些正式的發言之下，還有另一層隱祕的溝通在持續發生：我們聽到的不僅是學術上的論證，更多的是“個人的傳記”。發言意味着暴露自己的來處，而傾聽則是理解未來可以被如何不同地構想。在這種場域裏，分享研究不僅僅是學術練習，它更像是“生活世界”的交換。這些相遇悄然改變着參與者對知識本身的理解：知識從何而來、由誰生產、在何種條件下得以成立。
這種交流未必能催生新的學派或成型的方法論，但是它的貢獻卻更爲微妙。它提供了一種比較的意識：在不均等的物質、歷史與制度條件之下，中國學是如何開展的。在這一語境中，研究的展示更像是一種相互承認，而非競爭。這個學科的未來不再是單一的路徑，而是由若干互相交錯、交匯的道路所構成的星羣。
歸來之後：重新校準與繼續前行
上海之後，一切都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參與者回到各自國家，同樣地帶着護照，同樣地回到個人經濟狀況中，但我們的感知已經發生了偏移。曾經遙遠的對象，變得更加具體，擁有了面孔與聲音。中國不再僅僅是經由文本與屏幕被中介的研究對象；它有了鮮活的面孔、聲音、冬日街道與聚餐閒聊的時刻。這樣的經驗雖然不能修復生活中依舊零碎、匱乏或不完美的部分，但它教會了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審視這些現實。
這種重新校準往往引發更加個人化的追問：爲什麼我們總是尋找“受損之處”，卻忽略了它的反面？爲什麼我們執意命名“缺席”，而不是“可能性”？也許答案在於學習把錯誤視爲一種恩典。正如阿根廷作家莉莉安娜·博多克（Liliana Bodoc）所言：那個試圖吹奏情歌卻吹錯了的人，身上有一種近乎神聖的東西——儘管他吹錯了，卻依舊在繼續吹奏。
歸根結底，這些聚會所提供的，不是完美，不是抵達，而是一種許可：允許自己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允許自己短暫地融入一種集體的節律——這種節律更多地是側向的、而非線性的前進。它所確認的，是一種以“持續意願”爲基礎的學習方式，而非以“掌握”爲終極目標：願意唸錯、願意停頓、願意修正，並願意繼續前行。
因此，這類相遇的價值，恰恰在於它的“側向”，亦即“非中心性”。它不會拆解結構性的不平等，也並未重塑個人的職業道路；它只是讓線性進步暫時懸置，爲更緩慢、更深刻的智識成長留出空間。通過容納局部的與不完美的，它提醒我們：知識和生活一樣，並非只依靠加速推進，也通過耐心與堅持不斷前行。
這些側向的經驗並不宣稱自己處於中心，卻會長久地留存。它們潛移默化地與參與者相伴隨，影響他們如何教學、如何研究、如何構想那些仍然開放、複數且必然不完整的未來——這些未來會在上海的寒意褪去之後，繼續在心中輕輕迴響。
[作者爲青年漢學家、詩人，阿根廷薩爾塔天主教大學中文研究中心主任郝星晴（Lucía Fernández）；翻譯：潘瑋琳(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