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箇中國人在悉尼開出租車，會遇到怎樣的人怎樣的事？

《我在悉尼開出租》的作者張立雄在悉尼開出租車近20年，自2019年起開始書寫出租車裏的故事。本書收錄他近五年來的文章，大多取材於出租車內真實發生的故事。通過出租車這一流動而短暫的空間，作者試圖捕捉人際相遇的微妙狀態：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們，會交談什麼、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在沒有利害關係的車廂裏，人與人之間是更坦誠友善，還是疏離防備？本書借個人敘事反映時代的變遷，字裏行間也流露出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與眷戀。

在車廂這個移動而私密的空間裏，張立雄既是司機，也是聽衆，更是記錄者。他用敏銳的洞察力，去感受方向盤前流動的萬般人生。文字細膩而不矯飾，幽默裏帶着哲思。

《我在悉尼開出租》，張立雄 著，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隱私和孤獨：出租車上的澳大利亞社會學

一天晚上，一個白人白領女孩上了車就掩面而泣。我問她去哪裏？她反問我：“可以去哪裏？未來在哪裏？”原來今晚她和男朋友“崩”了，她受不了，感到無望。我狠狠地說：“什麼未來？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都是被設定好的，那就是墳墓。”她被我說得一愣一愣的，悽悽楚楚地說：“那生活不是就沒了意義了嗎？”我說：“當然有意義，因爲我們擁有現在。我們不能改變過去，其實也不能躲過最後的‘未來’，但是我們能把握現在。或者說，擁有現在的人才擁有未來。”

她有點懂了，也明顯好受些了。最後給了我5元錢小費下了車。

有許多one off（一次性）男女乘客向我訴說隱私，傾吐衷腸。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或許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能誘人敞開心扉，曬出底褲或底牌，直到遇上了他。

他大概20歲出頭，有點髒裏髒氣、破破爛爛的，散發着一股深重的憂鬱。一個潦倒的人卻神情嚴肅、專注，讓人覺得好奇。當前面兩輛出租車不理他的招手呼嘯而過時，我則停下了。

他上車後，我發覺他談吐很正常，比他的外表要整潔得多。他說他是從鄉下來的，要去內西區的Marrickville（馬利克維爾）找朋友。我問：在哪條路上？他說他不知道地址，開到那裏，他會認出來的。

Marrickville地方大了，又該從“辣”條路開過去？我又問：他朋友知道他來嗎？打個電話問一下。他說：朋友不知道他要來，也沒有他們的電話。我有點焦躁，覺得不對勁，哪有風塵僕僕、大老遠趕過來找一個“三無”朋友-—無地址、無電話、無預約？看來這趟差會有麻煩，但也只有開過去再說了。

一路上他仍然憂鬱、嚴肅。我就一點一點地誘他開口。我問：“你有什麼要緊事嗎？”他說：“沒有。”我又問：“你和這個朋友關係很近嗎？”他說：“不近，只見過一次，他是鄰居的親戚。”我忍不住說：“那你找他幹什麼，還要冒着找不到他的風險。”

他沒回答，也沒因我的“衝”而不快，仍然一如既往地憂鬱。

“怪人。”我心想。

他卻嘆了口氣，幽幽地說：“我只想找一個人說話。”

我問：“你在家裏沒有朋友、親戚？”

他說：“有。”

“那你到這裏找他幹什麼？”

“因爲我要找一個不相干的人說說胡話、廢話。”他清晰而堅定地說。

噢？這個理由倒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是有個性，還是非理喻？我立即來了興趣，我對與衆不同的人總懷有一種敬意，因爲自己從不敢逆鱗惹衆怒的。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和你談職業、金錢、愛情，這個太沉重了。人需要說些胡話、廢話，各說各話，笑個不明所以，快樂不知何來，然後，一個晚上就過去了，稀裏糊塗，過去的一天就忘記了。然後，明天才能是一個新鮮的人。Starting from 0,then can be 10,20,30; Starting from 1.1,1.2,then could be 1.11,1.22.（從零開始，有可能馬上十進位，而從滴滴答答的殘屑開始，弄不好只有個進位。）”

這些倒不是胡話、廢話，雖然不嚴謹，但也不無道理，還有點煽動力。

“所以，我寧願找不到，也要找一個不相干的人說話。”他有點不憂鬱了，或許因爲我也是個不相干的人。我猜測他有點“獨頭獨腦”，或許還懷有周邊的人不可理解的野心，所以在那裏不受待見。

最後我在一個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計他是找不到他的朋友的，但他會在遠離家鄉的悉尼找到一個可以說胡話、廢話的人。

我從中醒悟：這裏的人更願意和不相干的人說真心話。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違反常理的，但卻自有它的道理：與陌生人說隱私，沒有泄露的風險；隱私有很大部分是防自己人、防熟悉的人的。另一方面，從陌生人那裏獲得的回答，卻是最直白的沒有顧忌的第三者的“元”見解。

又一天晚上，在經過市區的百老匯大街時，我看到一個瘦高個青年站在公交站等車，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爲他不僅瘦，而且弱，亭亭欲顫的樣子，好像隨時會隨風起舞。當我就要擦身而去時，他突然伸出了手，我就一個急剎車停住了。他朝前走了兩步，打開了後車門。我發覺他的腿有點問題。

他說了一個地名後就不說話了，我感到一種特別的沉悶，好像他帶進了一股壓抑。過一會，他卻嘆了口氣，又嘆了口氣。我就順勢問：“工作很累？”他“唉——”了一聲後才說：“我一出生就生了一種骨癌，今年22歲了，一根股骨全蝕壞了，明天進醫院手術。”我聽了很震驚，怪不得他有點“蹺”。我不知道如何勸解，就說了些禮貌的廢話，我的確一籌莫展、無能爲力。

他下車後，望着他被路燈拖得又長又細的身影，我有點想不通，不是他與生俱來的不幸，而是他現在的孤獨。對於我來說，手術之夕仍然孤身夜歸，是第二種不幸。他沒朋友嗎？沒親人嗎？只能對一個萍水相逢的出租車司機一吐哀怨和擔憂？

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樓包清潔活。一天早上去上班，大樓女保安喬艾神祕兮兮地對我說：“有人凌晨４點跳樓自殺，黛比知道，你快去見她。”

黛比是大樓的物業經理，比我小５歲，和我關係很好。她住在10樓，我就上去看她了。推開門，看見黛比眼淚汪汪地坐在窗邊，她示意我坐下，就絮絮叨叨說了起來：“是我害死了他。他是18樓的一個租客，他住1810室，我住1010室，正好在我的樓上。他是個空軍軍官，以前只是見面點頭，昨天傍晚，正好和他乘同一部電梯，就聊了幾句，大家都很高興。他還問我住在哪一單元。”黛比擦了下滲出的眼淚，“昨夜２點，我在電話裏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門，我問誰？回答的是他，他說想和我聊聊。我當時正煩，情緒失控，就說：滾開，我自己都顧不過來了。他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到了４點，我還在電話上和男友吵，突然生出一種強烈的不祥的預感，這時就見一個身影從上面飄落，劃過我的窗戶。我對着電話驚叫起來……”她顫抖起來，不得不停住說話。

“都是我不好，如果當時我開門讓他進來，他就不會跳樓。”我無言以對。至今不知道那個空軍軍官爲何要跳樓，情感？職途？政治？

黛比帶點惡意地說：“真不明白，好好的，爲什麼要跳樓？照我說，要跳樓的，該是那些九個人、十個人住兩房一廳、像個雞窩的人。”一些亞裔青年，持學生或旅遊簽證，在市中心的餐館沒日沒夜地打工，爲方便、爲省錢就湊人合租一套公寓，聽說最多的有十二個人住兩房一廳的。我們剛來時，也羣租，雖說沒那麼多人，但我對他們的處境是理解和同情的。黛比的話，表現出了一種本能的歧視。我冷冷地說：“他們既沒有想死的時間，也沒有跨窗跳樓的空間。”

跳樓的話題在我離開黛比的房間時，便永遠地結束了，再也沒人提起那個空軍軍官，也至今不知道他從哪裏來？爲什麼要到“那裏”去？如在中國，那肯定是一個熱門話題，要“燒”一陣子。這當中有多少成分是搬弄口舌，有多少是關切、是遺憾，難以分清，但他絕不會是走得這樣的無聲無息。

看來，澳大利亞人要比中國人孤獨，當然也有更多的個人自由，這兩者是成正比的。首先，澳大利亞人對個人隱私有着極端的護衛傾向，許多事情他們寧願找陌生人，如律師、心理醫生或出租車司機（哈哈）傾訴，也不願和親友分享。其實，許多個人的煩惱只要與親友侃一通就會減輕，甚至了無。當然，套用哲學家魯道夫·卡爾納普的話說：“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消失了。”其次，個人的獨立性、自主性的強調和堅守，使得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並不處於一種“生命共同體”的“互聯網”中。我們中國人，無論愛、怨，家人之間有着毫無道理但不可推卸的責任，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人是這樣的。有時，無論情況多麼糟糕、多麼無望，你總有一條退路，總會有一碗飯喫——家人、摯友是你無須再退的退路。

當然中國人的親近，也有親近的麻煩。我的一個朋友，早幾年接到家裏電話，說父親病危，他就匆匆地趕回去了。那時他來了沒多久，經濟狀況不太好，孩子又都小，回國一次是件大事，他只能請兩週的假。回去兩週，父親轉危爲安。臨別時，父親不好意思地說：“讓你白跑了一趟。”言外之意是：怪我不爭氣，沒能走掉。

過了一年，父親又病危了，他又回去兩週，兩週過後，父親仍然處於病危之中。臨別時，父親又說：“唉，又讓你白跑一趟，但估計不會要你跑第三次了。”他走後沒幾天，父親真的走了。朋友很難過，爲沒能送終盡孝而遺憾，但他說出來的話卻讓人忍俊不禁：“××，我在他伐西（死），我走了他就西了，就差一口氣。”

他父親是世家子弟，是同濟大學的名教授，病危通知一出，國內外親戚、故舊、學生都來探訪，等着告別，很隆重，這對病者的壓力也很大。照我朋友的話說：“太多人來也不好，人家大老遠來告別，你不走都覺得不好意思，讓人家白跑了一趟。我老了決不這樣。”

中、西方文化各有優劣，哪一種更好，其實是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