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影像時代，人類爲什麼還需要電影院？

AI製作的電影院照片

2025年伊始，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影像現象在全球網絡迅速風靡：幾乎任何圖像，都能被人工智能瞬間“吉卜力化”。藉助人工智能工具，任何人都能將任何圖像，統一轉譯爲宮崎駿式的手繪風格——色彩柔和、筆觸細膩。在這種轉譯過程中，圖像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被迅速抹平：城市街景、私人照片、新聞現場乃至歷史檔案，都可以被剝離各自的生成語境，被整體套入均質的視覺外觀之中。影像的來源、用途與完整性，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變得無關緊要。

下半年，隨着SORA第二代模型的發佈，這種趨勢更加劇烈。新模型能夠直接在模型內部實現對物理世界超真實的拼接與重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得以無縫嵌入電影影像，而經典的銀幕段落又能夠在現實空間中穿行。影像不再依附於某部具體的作品，也不再依賴某次特定的播放，它變成了高度靈活、可反覆生成、隨時替換的數據流。

這樣一來，笨重的電影院就顯得愈發不合時宜了。它既不能生成影像，也無法即時互動，更不能像手機屏幕那樣隨時隨地被點亮。但正是因此，一個被反覆忽略的問題重新浮現：當影像可以在任何地方被生成和消費時，人類爲何還需要一個必須走出家門、走進黑暗、坐定兩小時的觀看空間？

從茶園到影院

電影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如果我們回溯歷史，會發現中國人最早接觸影像放映，並非在封閉而安靜的暗場裏，而是在喧鬧的戲園與茶館。

19世紀70年代的上海，英國魔術師瓦訥在丹桂茶園放映“西洋影戲”（幻燈）。在這段電影放映的“前史”中，觀衆並不是正襟危坐地盯着銀幕。他們圍坐在方桌旁，嗑着瓜子，喝着茶，眼神在戲臺上的雜耍、身邊的茶客和那塊發光的白布之間遊移。在這種開放空間裏，影像只是公共娛樂的一道“配菜”，是隨時可以被打斷、被忽略的背景。觀衆與影像之間，沒有儀式般的距離感，只有世俗的熱鬧。

直到1885年，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放映出現了。中國人顏永京在震源洋廣貨店通過佈置半封閉的室內空間改變了這一切。如今天影院般排排坐的座椅取代了圍坐的方桌，而黑暗降臨，除了銀幕上的強光，一切干擾均被切斷。

這種從“茶園模式”向“影院模式”的轉變，實際上是對觀衆的一次重新安置。它雖然壓抑了身體的活動，但是卻收攏了原本渙散的注意力，促使所有人將目光錨定在面前那束斑斕的投影之上。

正如媒介學家麥克盧漢所宣稱的，比起傳遞信息，媒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重塑我們的感知方式。電影院的誕生，確立了一種特殊的儀式：在場，卻不介入。我們被固定在座位上，除了視覺之外的其他感官被壓制，只留下一雙眼睛去經歷銀幕上的世間百態與悲歡離合——這聽起來似乎是“受罪”，但恰恰是這種人爲製造的專注與距離，讓電影從一種消遣的雜耍，昇華爲一種需要被嚴肅對待的藝術體驗。

“身臨其境”的陷阱

在人工智能影像和VR（虛擬現實）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論調：電影的未來在於“全感官沉浸”，在於讓觀衆產生“身臨其境”的錯覺。但這真的是電影的歸宿嗎？歷史或許早就給出了答案。

早在20世紀初電影誕生後不久，上海就出現過一種名爲“幻遊火車”的遊藝裝置。經營者將放映室裝修成逼真的火車車廂，銀幕設在車頭，腳下的地板會隨着畫面震動，甚至還配有汽笛聲和鼓風機吹來的風，試圖讓觀衆感覺自己真的坐在飛馳的列車上，遊覽世界名勝。

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像今天的4D或VR電影？確實，經營者在廣告中也吹噓這是“巧奪造化”，能讓人“宛如身臨其境”。

然而，這臺一百多年前的“VR原型機”上市後不久就失敗了。當時的著名藏書家劉承幹在體驗後，冷淡地在日記裏寫道：“然究是影戲，並不十分奇異也。”一位市民更是在報紙上發佈“差評”：“不過尋常影戲，惟觀者所坐之室，仿火車式耳。”

爲什麼這種極力追求“逼真”的裝置反而失效了？因爲它破壞了電影最核心的“審美距離”。當裝置通過震動和風吹來“欺騙”人的身體時，前庭覺（平衡感）和視覺之間就會產生衝突，而這種生理上的不適感反而時刻提醒你：這一切都是假的。

這說明，電影的魅力從來不在於百分之百地復原現實，而在於它與現實保持着一種微妙的距離。當我們走進電影院，潛意識裏其實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看”一個故事，而不是“活”在那個故事裏。正是這種清醒的旁觀視角，讓我們能夠安全地投射情感，去反思、去共情，而不是陷入純粹的生理刺激。

因此，今天SORA生成的視頻可以做到像素級的逼真，VR技術可以模擬觸覺乃至於重力，但如果不加辨識地一味強調與追求這種沉浸感，電影就可能會在擁抱單純的神經刺激的歧途上越走越遠——就像百年前那輛被遺忘的“幻遊火車”一樣，只剩下感官刺激的過載，卻丟失了心靈的共振。

並非爲了“看”，而是爲了“在”

如果說在一百年前，電影院的確立是爲了讓觀衆看清畫面；那麼在影像無處不在的今天，電影院存在的意義，更多是爲了對抗。

對抗什麼？對抗那種流動的、碎片化的、無實體的數字洪流。

在手機和電腦上，我們觀看影像的方式往往是高度可控的。手指一劃，視頻就切換了；按下倍速按鈕，情節就飛快流逝。影像變成了純粹的信息流，沒有重量，也難以沉澱。SORA等AI技術的加入，更是讓影像變成了可被快速複製與替換的數據形態。只要輸入一行指令，一段視頻就憑空誕生了，它沒有膠片的化學反應，沒有攝影機背後的那雙眼睛，也沒有真實世界的光影顆粒。

在這樣的時代，電影院恰恰成了我們與現實連接的重要“錨點”。

首先，電影院提供了一種“反效率”的時間體驗。在這裏，你無法倍速，無法暫停，更無法一鍵切換內容。但是，這種“不便”在當下反而顯得尤爲珍貴。它強迫我們交出控制權，順從於創作者設定的時間節奏。正是因爲這種必須忍受的“等待”，影像才重新擁有了重量。它不再是信息流中的一個泡沫，而是一段我們必須親身經歷的時間，一次不可撤回的經驗事件。

其次，電影院保留了物質世界的“顆粒感”。哪怕是數字放映，影院巨大的銀幕、震動的聲浪、黑暗中並肩而坐的陌生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物理存在。例如諾蘭堅持使用膠片拍攝，堅持實景搭建而非全盤依賴特效，並非單純的懷舊，而是在試圖保留影像與物理世界的聯繫。在影院裏，我們不僅僅是在看畫面，更是在感受空間、光線與聲音的物理震動。這種肉身在場的實感，是任何AI生成的“完美”像素都無法替代的。

最後，電影院構建了一個集體的“精神場域”。流媒體算法將我們切割成原子化的個體，每個人都活在自己專屬的推薦列表裏。而電影院強行將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同一時刻，爲同一個笑話大笑，爲同一個悲劇落淚。這種集體的情感共振，在原子化的社會中，恰是一種稀缺的黏合劑。

在人工智能技術狂飆突進的今天，影像的生產方式無疑將面臨顛覆性的變革。未來，我們也許多數時候不再需要攝影機，只需一段提示詞就能生成一部以假亂真的“大片”。按照這一技術進化邏輯，電影院似乎註定要被更便捷、更沉浸、更個性化的終端所取代。但我們必須警惕這種盲目的技術樂觀主義。

電影院之所以必須被保留，不是因爲它在技術上更先進，恰恰相反，是因爲它保留了某種必要的“落後”。它固執地保留了物理空間的笨重，保留了時間線性流逝的強制性，保留了觀衆與銀幕之間的距離。它提醒我們：影像不僅僅是視網膜上的光點，它曾經且依然可以是一段需要我們付出時間、付出耐心，甚至付出肉身的不適去嚴肅對待的審美經歷。只要我們還願意爲了一個虛構的故事走出家門，走進黑暗，去體認那段擁有刻度的時間，電影就依然擁有對抗虛無的力量。因此，在如今萬物皆可被數字化、虛擬化、加速化的媒介環境裏，電影院恰似汪洋大海中的一塊頑固礁石，阻擋着洶湧且無處不在的數字洪流。

文丨鄭煬（作者爲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

編輯丨蘆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