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朋友圈怎麼發？可以參考一下曾國藩們……
圖源：視覺中國
新年發筆作爲一種普遍性的儀式活動，曾經遍佈中國。鍾叔河《元旦試筆》認爲，“在長輩人中，凡家蓄筆硯者，此風大約一直綿延到了1949年，包括鄉間冬烘先生和‘耕讀傳家’及略識‘之’‘無’的農工商人在內”。事實上即便在“十七年時期”，私人日記中仍保留了新年發筆的記錄。改革開放之後，新年發筆的傳統再度得到復興。新年發筆傳統綿延不絕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覺想要窺探其生生不息的動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發筆的傳統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發筆，在主流男性文人羣體之外，是否滲入閨門？這種傳統力量的邊界究竟在哪裏？
新年發筆雖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過年習俗，卻也表現出明顯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鉅《浪跡續談》提及其父囑其新年發筆，可見梁氏家族新年發筆裏面的科舉因素。而在曾國藩家族，這一傳統在時間和形式上也有明顯的傳承軌跡。《曾國藩日記》從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試筆的記載，此後儘管時有輟筆，但道光二十五年（1845）、同治六年（1867）、九年（1870）元旦的日記中均明確記載試筆一事。曾國藩堅持新年發筆，並將其記載到日記中的行爲，應當影響到了其子曾紀澤（1839—1890）。曾國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記雲，“早飯後……旋至幕府賀年。至上房，家人行禮，試筆作字”。曾紀澤同一天日記記載，“午後習字一紙，又寫零字甚多”。這天，曾紀澤在曾國藩幕府中，對讀父子二人日記，可見曾紀澤午後習字，正是他事實上的新年發筆。而《曾紀澤日記》明確記載發筆之事，則是從下一年度開始。現存《曾紀澤日記》中，有十三年的正月初一日均顯著提及發筆一事。此外，曾紀澤還保留了曾國藩新年作零字以試筆的習慣。
更爲重要的是，《曾紀澤日記》明確提及了家中如何保持此類傳統，其光緒十二年（1886）元旦日記雲，“辰正三刻起……發筆後，偕內人率兒女祀祖先及受賀， 觀兒輩發筆”。可見，新年發筆在曾氏家族不再是個人的新年選項，而是家族傳承的必須事宜。從曾紀澤觀兒輩發筆一事，又可初步推測：發筆已成爲曾氏家族過年期間刻意經營的家族人文景觀。這種長者觀看子孫輩發筆的新年一景，應當是許多詩書之家汲汲經營的家族文化事務。距離湖南數千公里之外的溫州，地方文人張棡（1860—1942）民國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記載，諸兒開筆，大兒、三兒並吟五律。新年發筆關聯着書香、關聯着家族的讀書事業，故而對書香門第而言，家族衆多後裔紛紛在新年發筆，不僅昭示家族讀書事業後繼有人，也象徵着家族興旺香火綿延。
新年發筆是一代代文人規訓而來的傳統，父輩寫，也要求孩子們這樣寫。讀書人家的孩子，元旦這一天首要的日課可能就是發筆，發筆之後，才能玩耍和娛樂。如鍾叔河在《元旦發筆》中所言，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後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紙，用毛筆寫下‘元旦發筆，萬事如意’八個字，將其粘貼在壁上，任務便算完成，可以頑耍到正月十六看龍燈了”。曾國藩與鍾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鉅、林則徐等人則是福建人，這是否表明，新年發筆這一充滿儀式感的活動，可能還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羣特徵？至少就滿洲八旗而言，從宮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歡在新年發筆中書寫單字。
對邊緣地區的文人而言，新年舉筆書紅更具有象徵意味，且表現出更爲持久的生命力。清代處於文化較爲邊緣的湖南地區的曾國藩、郭嵩燾等人十分看中這一傳統，可能並非偶然。一些文化較爲發達地區的文人，雖然也知悉這種習俗，但沒有特意堅持。如江蘇常熟人徐兆瑋（1867—1940），其1911年正月初四日日記中錄，“《辛亥元旦》：試墨襟痕舊，書紅亥字新。元日紅箋書吉語黏壁上，亦吾鄉舊俗也”。但在此後，其日記卻很少記載新年發筆事。儘管徐兆瑋可能每年元旦都進行事實上的新年發筆，但此事在其日記中僅僅留下淡淡的痕跡，表明他對此可能並不那麼看重。而在遙遠的雲南，宣統三年（1911）正月初一日，時任浙江提學使的雲南人袁嘉穀（1872—1937）在正月初一日日記寫下“回署午飯，一室融融，舉筆書紅，循常例也”。袁嘉穀不僅鄭重其事，而且透露新年發筆是自己一貫遵循的常例，這再度表明文化邊緣地區的人對這一習俗更加重視。
新年發筆逐步浸染到閨閣之中，更證明此風之盛。清代閨秀日記存世不多，明確記載新年元旦事者更少。山西代縣人馮婉琳（1848—1914）爲洪洞董文燦之妻，所著《佩芸日記》載有同治六年（1867）、七年、八年及光緒十年元旦事，其中光緒十年元旦日記雲，“晴煦無風。誦經竟午。試筆作楷”。初二日“用牙牌課卜行年”。新年占卜並試筆，是洪洞董氏家族傳統，董麟、董文煥（1833—1877）兄弟《觀阜山房日記》《峴樵山房日記》均有元旦牙牌占卜、《易經》占卜的記載：《觀阜山房日記》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載“佔牙牌”，《峴樵山房日記》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載“元日試筆，再用東坡除夕韻”。看來，馮婉琳試筆或與董氏家族元旦試筆之風有關，不過與董氏兄弟多作試筆詩稍異，馮氏試筆是作楷書。可惜，馮婉琳日記明確記載元旦“試筆”僅如上一次。其同治七年元旦日記記載牙牌課卜，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記始提及“作楷”，這或許也是一次試筆。儘管關於女性在傳統中國新年試筆的記載甚少，但馮婉琳的日記至少表明，閨閣之中也漸染此風。
跳出神州大地看待新年發筆，還可見這一傳統是中華文化的特質。文人即便身處域外，情結濃厚者也不忘新年發筆。浙江餘姚人邵友濂（1841—1901）隨曾紀澤出使俄國，光緒四年（1878）日記仍載“元旦舉筆，萬事大吉”。次年元旦日記復雲， “庚辰元旦舉筆，凡事如意大吉”。有時，邵友濂並不明確標出“試筆”“舉筆”等字眼，卻仍見元旦舉筆之意。如光緒七年（1881）元旦日記所記“辛巳元旦，大吉大利”之類。此外，曾紀澤出使俄國以後，其日記也沒有忘記新年發筆之事。這些遠涉重洋的文人，在異國他鄉慶賀新年，仍不忘新年發筆，無疑表明，新年發筆已成爲海外遊子新年文事的核心之一。
注：爲便於閱讀，本文已省略註釋。原文摘自堯育飛著《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第三章。
《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堯育飛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震驚一時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在30篇日記中呈現出了怎樣的不同面貌？
鹹、同年間蔓延的瘟疫，在趙烈文的生活中掀起了怎樣的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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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有文字誕生以來，即有按日記事的傳統。宋代以來，日記作爲日常書寫和反映個體精神生活的一種載體，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本書以清代日記爲切入點，通過八個專題，來探討清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併爲讀者展示閱讀日記的基本方法。作者力圖突破將日記作爲單純史料的常規辦法，引入書籍史、情感史、飲食史等方法介入研究，角度新穎，豐富立體，兼具學術性和普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