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嗎？”——美國旅行小記 | 趙武平

1

一桌好飯菜，四葷，三素，一個點心，擺在面前，滿滿當當的，叫人真坐不住：糖醋魚，鹽水鴨，紅燒肉，避風塘大蝦，涼拌拍黃瓜，乾煸四季豆，番茄雲耳炒淮山，還有唐人街的寧波風味花生湯圓，——涼熱葷素花樣如此繁多，倆人在廚房裏不定忙了多久。可尷尬的是，我們遲到了半個鐘頭。

“沒事兒。”H兄笑嘻嘻，還是老樣子。

“自家人不客氣。”他的太太，法學院的L老師，也在一旁微笑着說。跑了一天，不能讓孩子餓肚子，——她以山東人的熱情，一個勁兒地召喚Mia趕緊動筷子。

遲到總是難爲情的。H兄兩天前就說，要爲我們接風，定好晚上七點見面。儘管在來的路上，爲省時間，我倆抄了近道。

“打晨邊公園過來？！”

我點點頭，說道兒是朋友指的。我們的朋友Adele，是哥大兼任研究員，東校門外的晨邊公園，也是她的兩個孩子常去玩的地方。一百一十三街公園門口的那條東西走向的小徑，是從她家到H兄家，最近的道路。

他苦笑着搖搖頭，望一眼太太，不相信一個哥大的朋友，竟然推薦那樣一條捷徑：老兄膽子也忒大了，你不在乎就算了，孩子呢？那個公園不好隨便去，黃昏以後更不成。常識別忘記，咱好歹也是“老哥大”呀。

話外音聽得分明。

Mia五歲那年，也是在八月裏，頭一回到紐約，隨我們去了H兄家。他挨着個兒，把我們一家介紹給L老師，最後笑嘻嘻地，還就手兒俏皮了我一句：“他比咱們運氣，在哥大待遇和胡適一樣，他們住同一宿舍樓。”

哥倫比亞大學佛納樓，1914

他說的是佛納樓，——進哥大校門，沿一百一十六街東行，到新聞學院樓頭右拐，眼前背靠百老匯大街的大樓就是。胡適一九一五年從康奈爾轉學過來，進校就住這個當時“最摩登的新樓”。他後來同唐德剛談話，提到當年宿舍，說：“與我同時的一共只有三個中國學生住於佛納大樓，因爲這座大樓是新建的，租金較昂。除我之外，便是那位有名的宋子文和張耘。張耘後來以張奚若一名知名國內。他在中共政府內做了許多年的高等教育部部長。他不是共產黨員，只是所謂‘民主黨派’的一份子。”

哥倫比亞大學佛納樓，2025

住佛納樓時候，胡適作過一首白話詩——《“赫貞旦”答叔永》：

“赫貞旦”如何？聽我告訴你。昨日我起時，東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無比。赫貞平似鏡，紅雲滿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漸散了，剩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藍，要與天爭姣。休說海鷗閒，水凍捉魚難。日日寒江上，飛去又飛還。何如我閒散，開窗面江岸。清茶勝似酒，麪包充早飯。老任倘能來，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詩，重詠“赫貞旦”。

赫貞江即哈德遜河，它自北南流，緊貼曼哈頓島，與東面哥大校園平行。只是如今倘胡適重回舊舍，已無緣再睹“赫貞旦”，因爲街對面後起的樓羣，遮沒了沿河的景色。佛納樓坐西朝東，共十層；胡適在日記裏說，他住的樓層不高：“廿一日晨抵紐約，居佛納兒得館（Furnald Hall）。此爲科侖比亞大學三宿舍之一。所居室在五層樓上，下臨‘廣衢’ （Broadway），車聲轟轟，晝夜不絕，視舊居之‘夜半飛泉作雨聲’，真如隔世矣。”

我住佛納樓頂層，在日落時分，倒是能透過臨街西窗，遠眺河面粼粼波光。佛納樓現在仍是宿舍，但非新生已不可住。我之所以住進去，是因爲放暑假，裏面騰空了。入學通知寄來時，有安全提示，我看過想起來，有人說在哥大，要遠離哈萊姆；校東的晨邊公園治安欠佳，更不要隨便去。同學大多比我小，其中和我比較說得着的，有兩個二十二三歲的大男孩：家在丹佛的瘦高個兒Robert，人很靦腆，不愛言語；另一個是米蘭小夥子Alberto，個頭不高，白淨臉兒，話非常多，開口呱啦呱啦的，眼睛眉毛一起動。一個星期四的傍晚，三人約好出門，到街上逛一圈，——我的日記裏有這樣一段：

“晚上沒課，去東面的Morningside Park散步，還有Robert和Alberto。兩個人開始不想進去，因爲聽說不安全。這裏靠近哈萊姆，黑人很多。進去走了一圈，倒也沒什麼。順道看了哈萊姆的一部分，黑人到處都是，其他也沒什麼不正常。只是在中央公園北門，遇到一個黑人，乞討一美元，有點兒緊張。正準備離開，那黑人抱歉說：別走，你們走了，我會難過的。Robert給了他五毛錢。拍了不少照片。他倆一直在討論，關於種族歧視之類的話題。”

H兄一番話，讓我忽然記起，晨邊公園似成“險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巴納德學院的一個女生，在公園西側的石階前遇害；隔一年的十二月，又有一個哥大博士生，在公園西北的路口被刺死。命案發生的時間，一在日落之後，一在午夜之前，兇手都是黑人。

2

見面之前，Adele沒有說，她家在哈萊姆。

西一百一十六街三一六號，——她給的住址，我看了想當然地以爲，也是在哥大一片。乘地鐵去哥大，不是在一百一十六街到站嗎？那樣的話，從她家到H兄家，西一百一十三街六〇一號公寓，應該沒多遠。

我們住的青年會，在林肯中心和中央公園的中間，坐地鐵多去公園南側的五十九街。但上了地鐵，我才意識到，哥大和Adele家在兩個方向：都是要坐到一百一十六街，可這條街實在太長了，——哥大是在西段，地鐵坐紅線，出站口位於連接時報廣場的百老匯大街；Adele住在大街靠東的一段，地鐵坐藍線，出站口在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大道。從地鐵站一出來，我們馬上感覺到，街面冷清多了，雖然下午五點鐘還不到。到了十字路口，一位老年黑人婦女，低頭拉着塞滿日用品的小購物車，沿着斑馬線一步一拖，步子極慢地向前走。我心中未免有點發嘀咕：又到哈萊姆了？

確實是的。東西向的一百一十六街，橫穿整個曼哈頓島，以第五大道爲界，往西到哈德遜河，是西一百一十六街；往東至哈萊姆河，爲東一百一十六街。西一百一十六街又爲晨邊公園阻隔爲二，西面是晨邊高地，東面是哈萊姆，——它們是兩個世界，晨邊高地以哥大爲中心，是精英、財富和安定的象徵；哈萊姆在哥大北面和東面，是勞工階層、窮困和高犯罪率的代名詞。哈萊姆是黑人區，也有不少新移民，——Adele和先生Dapo大夫，就分別來自意大利和尼日利亞。

Adele在博洛尼亞出生，先後在羅馬、威尼斯、博洛尼亞和香港讀書，有四個學位。她在費正清中心，和我共用的辦公室，原來是傅高義教授的，他以家近爲由，讓給了訪問學者。她在紐約也有項目，隔幾個月，過來一趟；每次過來，就約我們，帶Mia一起玩。她是一個大高個兒，眼睛也很大，兩個濃眉毛又長又直，笑起來完全是個大孩子。與她第一次見面，是我們在劍橋安頓下來的第三天，——那天中午在哈佛廣場，Adele一進Peet’s Coffee，就吸引了Mia好奇的目光：鼻子高就罷了，還那麼長？！她猶豫着，伸出小手，鼓起勇氣問：

“我能摸一摸嗎？”

“當然！”

大家全笑了。

第二年夏天，我們回上海，Adele也有了自己的家：先生在曼哈頓，是一家醫院的大夫。前年秋天，Adele又來上海，同我們在前灘見面。跟她一起來的，是三歲的兒子Alvise，一個混血的捲髮小男孩。他只會有限的幾句中國話，渾身是勁，追着Mia玩鬧，手腳不識閒兒。Adele那個學期在上海紐約大學開課，跟在哈佛一樣兩頭跑，往返於紐約和上海之間。

當我們這次敲開Adele的家門，發現只她一人在家。Dapo醫生沒下班，孩子們去博物館了，——她已有了第二個兒子。她說，過兩個月回上海，會帶上第二天過一週歲生日的小兒子Cosimo；他還很黏人，在家的話，Adele就無法工作。

我接過她遞來的冰水，喝了一口，問：“能在這邊找工作嗎？”

紐約的大學可不算少，找一個教書的職位，不至於太難吧，——我心裏想。

“不太容易。”她剛應了半句話，門鈴就響了。

兩個孩子回來了，——Alvise牽着一個阿姨的手，Cosimo坐在嬰兒車上，由另一個阿姨推着。見到家裏的陌生人，Alvise害羞起來，躲到長沙發靠近臥室的另一端，低着頭不肯看我們的目光。隔了兩年，他已記不得Mia了。Cosimo正好相反，人一多反倒更爲興奮，他一下嬰兒車，就跌跌沖沖，朝Mia奔過來，嚷着要和她玩。Adele把Alvise攬到身邊，愛撫着他的小腦袋，說：“也許會回歐洲試試機會吧。”

聯邦撥款壓縮，給高校帶來空前的挑戰。接下來要發生什麼，Adele說不上，可也並不灰心。她笑着鼓勵Mia說：

“明年的夏令營，你自己一個人來吧，住我們家就好！”

Adele抱着Cosimo，送我們一出門，就看見了正出電梯的Dapo醫生，一位高大結實的黑人。

3

與Dapo醫生的相遇，讓我想起來，老舍在紐約的一個常去“談談，玩玩”的地方，也是在哈萊姆。

一個星期前，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我第一次看到楊聯陞的全套日記，——主要是爲看日記裏的老舍行跡。在上海時候，跟Mia最要好的Annie阿姨來信，說把兩大紙箱日記，從校外書庫調回了館裏。其實，我四年前已請她幫忙，把與老舍相關的日記，一一找出複製了。因爲沒見全貌，我心裏還不踏實。所以，我有一個願望，就是重回哈佛，把有老舍名字的日記本，從頭至尾細看一過。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楊聯陞日記，2025年8月

老舍在美國，從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和楊聯陞來往特別多。那一年，楊聯陞受僱於聯合國，但他和老舍相識於加州的奧克蘭。楊聯陞在哈佛念得博士學位後，接受胡適邀請，計劃回國到北大教書。他和鄧嗣禹七月間在舊金山等候船票，就近到密爾斯學院，奧克蘭的一所女子學校，教一個月的暑期班。結果，在奧克蘭的第四周，他碰到了來演講的老舍和曹禺。他們是河北同鄉，——楊聯陞生於保定，老舍隸籍宛平。出於鄉誼，兩人一見如故，成爲“談學問的朋友”。

楊聯陞在紐約，先住四十七街時報廣場北邊的愛迪生酒店，後來又與吳訥孫，即寫《未央歌》的鹿橋，同住六十七街公寓。從楊聯陞的住處，到老舍住的八十三街，不算遠，步行可及。兩人所以常走動，見面“無話不說，無說不話”，話題多跟北平話有關。

因爲是戲友，湊上二三知己，他們總要喊兩嗓子。楊聯陞懂樂器，拉胡琴和打小鈸都在行，能給別人配戲，會的唱段更多，經常唱“烏盆”“起解”“罵曹”和“洪洋洞”。老舍唱二簧，唱段會的不多，唱功卻不弱，但他會唱大鼓。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楊聯陞日記裏提到，老舍“大談戲史及雜耍（劉寶全始改大鼓爲一板三眼，梆子爲山西南部蒲州所出，與秦腔不同，山西梆子則出晉北）”；八月十七日，又記老舍到楊處喫麪，“談皮黃大鼓等。新嫁娘不知性交（一圈兒賬），又談山東大鼓‘二武松’甚長。山藥蛋富貴花父女——相聲——大鼓。舒曾從學，白帝城，長坂坡。說劉寶全唱快時一氣呵成，有不顧板處”。 隔兩天，楊又作東，“晚請老舍，及劉尊棋來，有羅莘田（新自Michigan歸來，雲趙先生下年到California）。飯後打麻將，餘勝四元，三客皆小負”。劉尊棋是重慶的名記者，與老舍隨團到延安慰問抗日將士，他在毛澤東歡迎慰勞團的晚會上，聽老舍唱過“打漁殺家”。

楊聯陞和老舍也是牌友，打牌常去在哥大做研究的瞿同祖家。瞿太太趙曾玖，與丈夫是燕京同學，會做飯，更好熱鬧：飯桌上打詩條，飯後玩“橋戲”（打橋牌），到半夜換花樣，接着“竹戰”，——十幾圈“麻雀”叉下來（最多打過二十四圈），天都亮了。誰不知趣，淘氣，早退，她也會大發脾氣，令舉座顏面無光。比如，楊聯陞三月八日所記，“五時到瞿處，晚飯後竹戲，至午夜。丁履德不肯延長，狀極倔強，前所未見，遂放之去。老處男亦不免有脾氣也。戲至三時，餘負四元餘與吳訥孫，瞿負與瞿夫人。”

瞿家週末人多，方城局甚至開兩桌，場面之盛，一如《四世同堂》所寫：“一號和二號客廳裏，永遠擺着牌桌。麻雀，撲克，押寶，牌九，都隨客人的便；玩的時間與賭的大小，也全無限制。無論玩什麼，一律抽頭兒。”同樣，瞿家“竹戰”也有規矩，“議定贏過四元者，多出之數留一半”（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因爲只要下場，不總是小打小鬧。比如，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楊聯陞到耶魯開過會，從紐黑文到紐約，進了瞿家，先唱戲，“餘唱打金枝罵曹，老舍唱大鼓白帝城（老舍左腿患風溼）”，然後又叉麻雀，“飯後打十二圈，瞿太太獨勝，唐負廿元，老舍負五元，餘負一角五，未出”。叉一場麻雀，一輸就是二十元，輸贏可真不能說小，——楊聯陞日記提到，在紐約住好酒店，一宿三元；置西裝，一套灰的六十元，一套條紋的四十元；一個人在外，隨便喫箇中飯，或者晚飯，六七角；老舍回國前到劍橋，楊聯陞和鄧嗣禹商定，聯合作東爲他餞行，連帶請上費正清夫婦，到飯店一共花八元，楊鄧各出四元。也難怪，老舍小說裏的外國人會感慨：“中國人都好賭錢。”

1947年4月5日楊聯陞日記：＂老舍講笑話＂

遠離家人故友，老舍寂寞難耐。瞿家去多了，他和小孩也有了感情，——瞿家一對小兒女，姐姐十一歲，弟弟九歲。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老舍給朋友寫信說：“本星期六，我應許帶瞿家的小孩們去看電影。”得知趙曾玖想帶孩子回國，老舍心中老不痛快。十月二十六日，他又寫信給同一友人說：“舒自清夫婦快回國了，瞿太太也有回國之意，那就更苦了我，差不多沒地方可去談談，玩玩，了。”

因爲脊椎動手術，老舍還住過瞿家。石垣綾子，老舍在文藝營雅鬥莊園結識的友人，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了她去探望老舍的經過：“在一百二十五街下了公交車（天熱得簡直要把人灼傷），步行穿過大約四個街區，來到一棟前面有小公園的公寓。老舍看上去面色平靜，顯然得到了比較充分的休息。”

以石垣記錄對照地圖，看得出瞿家也在哈萊姆。確切而言，瞿家所在的西一百二十三街四三五號，位於兩個區的交界處：南面是晨邊高地，北面是哈萊姆。而且，由瞿家到哥大博士遇害處，即阿姆斯特丹大道和一百二十三街路口，只有幾步路，——這難免令人懸想：老舍出入哈萊姆，會不會害怕？在楊聯陞的日記中，牌局散場不是在半夜，就是在黎明：“同訪瞿同祖夫婦，竹戰通宵”（二月一日）；“晚竹戰十二圈，餘勝八元餘，取七元，老丁亦勝一元餘，十二時半散歸”（二月八日）；“又與許，孫及瞿夫人竹戰十二圈，負二元，六時一刻始到寓就寢”（八月二十三日）。

其實，老舍和他的朋友，並不介意住在哈萊姆，——同一棟公寓樓裏，中國住客不止一家：瞿家五十二號，王毓銓五十一號，鄭林莊四十二號。他們對於黑人的態度，也跟自己的身份，有一定關係。劉尊棋的一篇通訊，就寫了老舍和曹禺在南方的一個遭遇：

他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在一個小站下來，每人就在路旁一間小飲食店中買了一套“熱狗”（麪包夾臘腸）。因爲車子就要開走，他們還未喫完，就一邊手拿着“熱狗”，一邊去趕車。不料剛出店門，迎面來了個彪形大漢，瞪了他兩人一眼，接着猛力把他們一推，幾乎推倒在地上。那個大漢頭也不回，衝進店裏大吼：“你們這些傢伙，誰叫你們把我的熱狗賣給這兩個有色的人呢？”

石垣日記也記載，一位意大利教授告訴她，老舍去費城附近的哈克姆女子學院演講，“可他的英語不太容易懂”，學生反應極其冷淡。他說：“我們的學生，特別是從弗吉尼亞和南方其他地區過來的，對黑人和外國人有偏見，瞧不起他們，態度很傲慢。她們也沒什麼惡意，只是無知而已。比如，老舍在她們眼裏，與任何一箇中國洗衣工沒有區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過來，待遇也不會有差別。所以，我儘量多請外國人來演講，好消除一些偏見。”

老舍不是被誤爲“黑人”，就是被看作“中國洗衣工”，——他一個“有色的人”，會對哈萊姆有偏見？

4

一百年前，在科羅拉多，聞一多寫過一首《洗衣歌》，其中有這樣兩節：

你說洗衣的買賣太下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

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

年去年來一滴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裏不乾淨那裏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在這首憤怒的詩前，還有一個題注：“洗衣是美國華僑最普遍的職業。因此留學生常常被人問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嗎？’許多人忍受不了這侮辱。然而洗衣的職業確乎含着一點神祕的意義，至少我曾經這樣的想過，作洗衣歌。”第一次讀這首詩，是二十六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到美國，在耶魯斯蒂芬·皮特（Stephen Pitt）教授的討論課上。記得我們從北京飛到紐約，一出肯尼迪機場，就由一位迎候的黑人司機，直接送到了紐黑文。當天剛好也是獨立日，大家晚上在地下室看斯皮爾伯格的《斷鎖怒潮》。時差的緣故，我看到逃亡黑奴在紐黑文受審一幕，眼皮就重起來，怎麼也睜不開了。

《友誼號》（Amistad）即斯皮爾伯格電影《斷鎖怒潮》原名

《友誼號：重述的故事》專題展覽海報，紐黑文博物館，2025年8月

這一次到紐黑文，在八月的第一個星期四。第二天，我和Mia去皮博迪博物館，途中路過雅禮協會，碰見負責人石蕾（Leslie Stone）女士，說到斯蒂芬和另一位教授傑斯·韋弗(Jace Waver) 。正是在紐黑文，一個人口中近三分之一爲黑人的城市，我從駱裏山（Lisa Lowe）教授的《移民場景：論亞裔美國人的文化政治》看到，直至老舍抗戰勝利後訪美，華人歧視問題依然很嚴重，——排華法案在一九四三年已告廢除，但移民限制仍還極嚴，華人每年的配額只有一百零五名。

在雅禮協會門前，2025年8月8日

那天下午，我們爲趕去紐約的火車，又回到紐黑文綠地（New Haven Green）。一起等接駁車的，除了順路帶我們過來的一個熱心白人，還有很多黑人，當中一個慵懶的年輕人，戴着耳機，衣着不整，看上去很邋遢。忽然，一股濃烈的難聞氣味飄過來，Mia皺起了眉頭。她很緊張，小聲問：“是大麻嗎？”

我無法肯定。

旅行的最後一站，到了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一個典型的南方都市。它的人口，近一半是黑人。週三的中午，歷史教授Z兄帶着上中學的兒子趕到酒店，接我們去華盛頓大學參加座談。爲了帶我們看龍捲風給城市造成的破壞，他選的行車路線，正好穿過德爾瑪大道。他一邊專注地開車，一邊提醒我們，留意道路兩側的社區建築：一街之隔，白人和黑人所居，判然有別。他感慨地說，黑人的平均壽命，比同一條街上的白人，整整少二十年。

“這狀況很難改變嗎？”

他沒有馬上回答，似乎還在思考。又過一個路口，他才肯定地說：

“是的。”

我們聽了，不知該說什麼。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星期四，

凌晨一點一刻，在打浦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