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另一種人生可能 | 文匯筆會-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年12月24日 20:37上

雕花廳與姑媽

12歲時的母親抬頭，看雕花廳四面高高橫樑上，木雕的花開盛放。雕的什麼花？梅蘭竹菊皆栩栩。好高的廳，廳兩邊靠中間，有兩根漆成紅色的大柱，原是兩棵百年以上的大樹幹，雄壯地撐住了大廳。大廳上面有四個翹角。最早的雕花廳，是母親清末二品官的爺爺雷補同，爲他當時80歲的老母親建造，亦稱“孝子廳”。

是日，在雕花廳辦母親的姑媽喪事。聲聲哀樂，繚繞着橫樑上的木雕花。想總是笑聲朗朗的姑媽，只要她矮矬的身影出現，松江60畝中西合璧的雷家宅院裏便充滿活力。但50歲不到的姑媽，一夜凋零，像雕花廳外秋日的百合與月季，殘花入泥，水中花謝。雕花廳南側三間廂房內，以後不再住有姑媽身影，不再有她自由暢快的氣息，還有，她笑對苦難的人生姿態。

母親對我說，她的姑媽是雷家一重要人物，是雷補同（清末駐奧匈帝國公使）唯一女兒。當年她有三個哥哥，分別在京做官，在家管家，她能幹什麼？“她想長大找個好人家，嫁出去。”

外公上世紀三十年代拍攝的我母親

在松江，母親聽姑媽講過山海經，講遠的家史，說她小時候住北京，遇到洋鬼子（八國聯軍）進京，“洋鬼子腿硬，蹲不下來，到一戶戶人家，用槍桿子往大牀底下刺呀刺。遇到人，一槍戳死，遇到小孩，就戳在刺刀上，走到街上給人看”。姑媽當年也是小孩，躲大牀底下，一聲不吭，避開了槍刺。這些描述，讓母親痛恨洋人，想以後一定要把他們趕出去。

姑媽嫁的是門當戶對的大地主家：松江葉榭的費家，卻備受婆婆折磨。爲什麼？因爲姑媽誕下的六個孩子，全女兒身。姑媽每生一個女兒，婆婆就痛罵，使出惡手段。姑媽不會燒菜，婆婆逼她炒菜，炒出來忒鹹。婆婆推碗過去，厲聲：這碗菜，你必須自己全部喫下去。姑媽生第五個孩子時，取名中有“荇”，荇音通引，要引個小弟來。結果生的第六個，還是女兒，婆婆不讓她看一眼，送人。

姑媽常回孃家，也把女兒們帶來。姑媽思想新潮，讓自己的女兒們讀“上海洋學堂”。費家的幾朵金花，一到學校放寒暑假，唱歌舞樂之聲，會一起“把雷家的屋頂要掀開來”。

躲過八國聯軍侵略者槍挑刀刺的姑媽，歿於日軍鐵蹄踐踏上海之前夜。

母親那日眼光，望出去除悲傷，又感受雕花廳內如火的爭鬥。母親的兩個表姐龍姐與渠姐已長大，爲姑媽，她們像兩頭豎毛反抗的小獅，在靈堂前斥長久迫壓媽媽的祖母。祖母要她們摺錫箔成一個個“元寶”，然後才能逐一燒燬——人死還要最後被利用“招財”。她們不聽，把錫箔一股腦放入缸中焚盡，“要燒燬舊世界”。祖母遂將兩個孫女以“忤逆罪”告入法院。法院前門扣人後門放人，兩不得罪。回雷家的龍姐、渠姐發話：我們要出去革命，回家第一個消滅的，就是封建大地主的祖母。

在上海讀書的姑媽家的表姐們，以後一個個走上反抗的道路，不約而同嚮往了同一種人生信仰：共產主義，冒生命危險，去幹那些“驚天事”。

塘沽路和地下黨

1941年，母親16歲，在松江的中學讀書。

母親長得好看，但膚色有點黑，她有許多未來夢，更有許多亡國恨。

早春一日，失蹤幾年的龍姐回松江，潛入雷家。母親讀書放學歸，入三伯伯如彎船造型的洋房，龍姐正壓低嗓門說話，要“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母親對龍姐說：“我剛過城南小鬼子崗樓，人要鞠躬，真想對他們吐口水。”夜裏龍姐宿下，拉起母親手：“我們就睡一個牀。”

龍姐比母親大九歲，晚上講了許多“鄉下的新四軍”，母親聽得神往，要去。龍姐搖頭說：“那邊很苦。”她還講了渠姐的事，渠姐只比龍姐小一歲，也已是出生入死的戰士。一年前，作爲地下黨，渠姐和濃情的男朋友潛入金華。男朋友一夕被人出賣，遭敵人槍殺，屍首掛在金華城牆上。撕心裂肺的渠姐，只能在城外遠望，一路痛哭，連夜從金華潛回上海。龍姐說：革命者，要付出多少啊，常人無法體會無以知二三。

在夜色裏，母親的眼睛瞪如銅鈴：儘管前路險峻，她依然想成爲龍姐、渠姐一樣的人。儘管她還小，但她恨日本鬼子，也不滿當年已死氣沉沉的封建大家族。

龍姐高興，說以後會和你寫信，什麼時候出來，會通知你。信不久就來，讓母親先去上海城裏“接頭”。

那天，母親帶着龍姐的兩個小妹前往。“去塘沽路，當年叫蓬路，在虹口，落着長腳雨。”母親覺得那條路不平，有時直，有時彎，東起大名路，西到浙江北路，還經過一個靜謐書院。

路的圖景，在母親今天的腦子裏活泛生成。

有暗號，接頭的人是修鞋老頭，眼光警惕，彎背駝腰。接上暗號後，才露出一絲笑，腳一瘸一瘸，引她走上一個暗黑的閣樓。

這是怎樣的破陋小屋，陰暗，潮溼，滴滴雨漏，走上十幾級搖搖晃晃的木樓梯，閣樓小屋讓母親無法直立，“一隻老貓跳到屋頂上，房子也在抖”——回想讓母親一笑：這個地下黨住的條件真差啊。不過，老修鞋匠有個徒弟，在閣樓下若無其事吹變調的口哨——放哨呢。修鞋老頭叫母親回松江等音訊，“回去馬上打好行李，一接信，拔腳兔奔，一刻不等。”

孰料之後音訊杳然，一蓬熱焰化灰燼。一年後方知，是母親的父親，發現事情的蛛絲馬跡，暗地嚴防，將所有“上海來信”扣壓。所以，母親熱切的革命夢消散於無形——這也是母親幾年後高中畢業，斷然背棄家庭，孤身闖上海灘艱難謀生的主因。

再見龍姐，已是新中國成立第二年。作爲上海醫務工作者一員，母親往北京，到龍姐家。龍姐的丈夫既是文人，又是一家大報紙的黨委書記。龍姐見母親，好開心，“吉弟（母親小名），來來來，我們上牀，一邊睡覺一邊說話。婦女的解放，讓你姐夫和兩個兒子爲我們勞動，包餃子喫。”

今天，我問母親：“見到龍姐，你有沒有說塘沽路見到地下黨的修鞋匠？”母親一揮手：那是“組織”安排的人，龍姐不認識。

白皮松與枚表姐

枚表姐是姑媽第三個女兒，大母親六歲。奇怪，姑媽長得不太好看，枚表姐則很好看，好看得像林黛玉，瘦瘦的，白白的，很弱，胃口小，有點愁緒，常躲在一屋子角落，一書在手，靜讀。她十歲前，病怏怏，隔月一發燒，燒後咳嗽得緊。母親的祖母知曉，示下人：“去草堂園，把白皮松落下的樹皮取來，煎湯，早晚喝兩次，七日不斷。”

七日後不但止咳，之後無病沾身。

枚表姐對自己家的龍姐、渠姐也少語，曾讓龍姐惱而斥之：“枚妹子，你總幽幽不響，一定肚裏蛔蟲在響——小九九多的來。”可枚表姐卻喜歡小孩時的母親，拉母親去屋周圍無人僻地，竊語。

那天她們一起到雷家後院草堂園，在兩棵十多米高的老白皮松下漫步，仰頭望。近十畝面積的草堂園，其名源杜甫之“草堂”。母親的爺爺雷補同，古詩文堪與他做外交官齊名，1912年離京城歸松江，在此讀書著文寫詩，號“南埭閒人”。有詩可證他灑脫辭官淡泊世事的性情：“半百駒光迅若輪，宦遊何日息勞薪。蹉跎歲月徒增齒，脫略衣冠要率真。”

松江雷家的草堂園

草堂園中有名貴花木，而兩棵白皮松，在當年松江地盤上獨立無他，樹形樹冠成傘狀，針葉爲三針一束，一束一束向上團攏聚起，妙處還在粉白色的樹皮可治病，遐邇傳名。一般白皮松，長在北方海拔千米的巖縫、山脊或山坡上，將其植入松江草堂，竟蓬勃茂盛。被白皮松治癒痼疾的枚表姐對母親說，長大後，她也要成爲一棵白皮松，診治窮人疾病。聞此語，母親還在松江學堂念高小，懵懂。

枚表姐以後真是一個革命者，地下黨，和她丈夫一起，顛簸輾轉於大江南北。她丈夫叫駱何民，又名鍾尚文，母親見過幾面，親熱稱之“尚文哥”——那已在解放前夕兩年的上海。枚表姐知道母親心中嚮往，幾番要“發展”母親。尚文哥阻止：“不能讓吉弟過危險的日子。”危險的日子，終成“犧牲的日子”。1947年夏，在滬辦《文萃》雜誌的枚表姐夫婦倆，和另幾位同仁一起被捕。尚文哥挺身:我一人擔責，與他人無干絲毫。枚表姐終獲出獄。但最心愛的人，被國民黨判死刑，在1948年末，慘烈犧牲於南京雨花臺，時年34歲。

尚文哥有遺囑，託人送給枚表姐，言：“枚華：永別了，望你不要爲我悲哀，多回憶我對你不好的地方。忘記我！好好照料安安（他們四歲的女兒），叫她不要和我所恨的人妥協！”

母親的枚表姐，我見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北京西路近西康路的兩層居所，母親帶我去的，是我十歲多一點的年齡。枚表姐淡定，聲音輕柔。她給我餅乾，大白兔奶糖，用溫熱的手。

母親和枚表姐說話時，兩個人的兩雙手，不時會相疊相握。她們輕語細聲，臉湊得近，眼望向對方，亮水一汪地情深。

之後，一個驚鴻女子，咚咚咚，如歡樂鼓點，踩着二樓深色木樓梯下來，高挑挺拔，深色長裙，濃黑飄逸的長辮，笑靨。母親歡喜起身，枚表姐臉上也笑漣盪漾。“是安安啊！”母親雀躍，那個原來小小的安安，已長成楚楚動人模樣。

草堂園的舊照

一張舊照，在遙遠的草堂園，母親（下圖右二）和她的幾個表姐妹們白衣花褲，歡樂地“勾肩搭背”，被樹花葉簇擁，笑臉笑聲要衝出畫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