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海 | 樓適夷與傅雷：一段友誼的締結、破裂與再續

今年，恰逢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樓適夷（1905—2001）先生誕辰120週年。近年致力於《樓適夷年譜》編撰的張廣海由日記、通信等史料，重新梳理了樓適夷與傅雷跨越生前身後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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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適夷與傅雷的友誼，向爲人津津樂道。最知名的例子當是1980年代初，樓適夷促成《傅雷家書》的出版，並撰文（“代序”）向世人推薦。另如1954年傅雷應樓適夷之請，將其巴爾扎克譯作的所有版權轉交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11月5日傅雷填寫的履歷表中，“社會關係”一欄填了三個人，上海二人（朱人秀、周煦良），北京一人，即爲樓適夷，均足以揭示二人感情之深。

但罕有人提到的是，樓適夷與傅雷的友誼，進入1960年代之後產生過較爲嚴重的危機，以至於幾同破裂。在傅雷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樓適夷都未能諒解傅雷的固執己見，甚至認爲其結局不值得同情。至“文革”結束後，樓適夷追念舊誼，寫出多篇深情回憶傅雷的文章，促成《傅雷家書》出版，積極參加悼念活動，可謂在某種意義上再續了此前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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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竟然一見如故”

友誼之締結

樓適夷與傅雷，經歷、思想和性情都大不相同，所以他們成爲好友，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樓適夷小學畢業後先到錢莊工作，後參加革命，以社會爲大學，文化素養主要靠的是自修。1930年他赴日一年半，也未進大學接受專業教育。傅雷則在巴黎大學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併到西洋多國參觀遊歷過，見多識廣，於文學、藝術均深有造詣，眼界極高。其性情，更是出了名的剛烈、孤傲、耿直。照常理，樓適夷較難親近傅雷，傅雷也不易接納樓適夷。樓適夷在1979年所寫的《痛悼傅雷》中說：“像我這樣一個流浪文人，進入他的客廳，可能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出乎意外，我們竟然一見如故，馬上互相吸引，推心置腹地暢談開來。”那麼，爲何二人能一見如故呢？

1940年9月，樓適夷與老鄉兼好友裘柱常籌辦的《大陸》月刊創刊。爲擴大作者圈，通過裘柱常介紹，樓適夷結識了傅雷——裘柱常夫人畫家顧飛的表哥。二人之所以能夠迅速締結友誼，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都正失意：樓適夷與黨組織的關係自1937年出獄後一直未能恢復，數年來輾轉多地，事業與生活也未能安頓下來，鬱郁不得志；而傅雷此時因日寇入侵，並受此前工作與情感不順的影響，正閉門謝客、專心譯書，也頗爲孤寂。樓適夷長期做社團組織與報刊編輯工作，常與不同類型的人打交道，性格包容性相對較強。而傅雷，大概也能欣賞樓適夷身上與他相似的率真和坦誠。待家人遷往餘姚後，樓適夷在上海沒有了固定居所，往往不住叔父家中，就住傅雷家中。

樓適夷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的日記，由其編爲《逸廬日課第一冊》，題名《工作·生活·情緒》。

樓適夷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的日記，由其編爲《逸廬日課第一冊》，題名《工作·生活·情緒》。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日記裏，多次出現與傅雷相關的記錄。比如7月18日下午他到傅雷家，日記中寫道：“每次到叔寓，便如回家一般舒泰，而到傅家則心神愉快。”7月19日的日記，評價傅雷對巴爾扎克作品的翻譯——“傅雷真肯譯出，倒是一件盛事”。8月1日，“六時往傅雷家。在他家洗了一個浴。上天下地談到晚上十一時半，纔回寓。”8月6日，“到傅雷家去，談到十一點鐘回來。”7日晚上，又到傅雷家洗浴，談到十點多。8日下午去傅雷家喫桃，傍晚與傅雷逛舊書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後的夏天，傅雷還掩護遭日本憲兵通緝的樓適夷在家中居住了約一個月。

但並不是每次到傅雷家都“心神愉快”。樓適夷對傅雷堪稱嚴酷的子女教育理念並不太贊同。在《痛悼傅雷》中，他回憶了一次干涉傅雷體罰傅聰的經歷：“我親眼看見他抓住孩子的頭髮，提着小腦袋往牆上去撞，好像立時三刻要把孩子處死的神情，母親在旁邊兩手發抖，不敢上前營救，我只好實行干涉內政，把孩子從他的手裏搶了出來。”傅雷在被樓適夷制止後哭了出來，講述了童年受寡母嚴格教育的經歷。樓適夷在文中對傅雷批評道：“莫非他以爲自己的成就全來自寡母的暴力，因此也同樣地去對待自己的孩子嗎？他卻忘記了自己是怎樣反抗他的母親的，他是完全違反母親的意志，把母親丟在家裏，一個人偷偷溜出家門跟親戚上法國去學習的。一直到老母臨死之前，纔在母子間取得了和解。後來，兒子傅聰對他的反抗，也是極爲可怕的，這對傅雷晚年的生活是極沉重的打擊。”應該說，即便不談政治，二人理念的分歧在此時也已經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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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要購買較多毛筆

友誼之破裂

1944年底，樓適夷來到四明山抗日革命根據地，重返革命隊伍。1946年初，他回到上海，與傅雷恢復了聯繫。此時的傅雷，政治熱情也高漲了起來。1947年，他因呼籲正視蘇聯對中國國家利益的侵害，而引起左翼文人猛烈批判。在此過程中，樓適夷受友人委託，去做傅雷的思想工作。但每次都“面紅耳赤”，不歡而散。錢鍾書勸告樓適夷，傅雷可能患有肺結核，經常低燒，應避免使其激動。此後他便不再與傅雷交談敏感問題，見面次數也少了起來。1947年底樓適夷離開上海後，二人連通信也很少了。

1949年12月，傅雷輾轉來到北京，見到了樓適夷。他們談了什麼已不可知，但傅雷通過此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對新政權的疑懼，所以與樓適夷的友誼，也便自然恢復了起來。

1952年9月，樓適夷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不久，他便致函傅雷，請他將在平明出版社的巴爾扎克譯稿版權轉交人文社。次年10月，樓適夷到上海出差，又與傅雷面商此事。傅雷原則上答應移交，並允諾爲人文社繼續翻譯巴爾扎克作品。1954年7月8日，傅雷在致宋淇的信中說：“巴爾扎克幾部都移給‘人文’去了，因樓適夷在那邊當副社長兼副總編輯，跟我說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卻故人情意。”可見，傅雷之所以答應樓適夷，是因爲將他視作有“情意”的老友。

1955年傅雷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參與新中國建設的熱情日漸高漲。1957年5月，他加入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也加入時代的大合唱。但到了8月，形勢急轉直下，他開始遭到嚴厲批判。年底朱梅馥在給傅聰的信中說：“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多少有些難受，神經也緊張，人也瘦了許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就在此前不久，他與樓適夷有過幾次親密接觸。1957年3月，傅雷赴京參加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與樓適夷多次深入交流。4月初，樓適夷返鄉途經上海。傅雷要他住在家中。晚上聯牀夜話，傅雷談起在海外學習的傅聰，並拿出與傅聰的通信讓樓適夷看，給樓適夷留下深刻印象。樓適夷提議一起去富春江遊玩，傅雷應允。但很快，他便因工作繁忙而解除了約定。5月中旬，樓適夷回上海後繼續住傅雷家中。朱梅馥在25日寫給傅聰的信中說：“樓伯伯很高興，住在我們家最隨便而不拘束。”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錯劃爲“右派”。此後心情低落，以研究碑帖和書法來排遣苦悶。1961年2月11日，樓適夷收到傅雷來信。信中，傅雷託他多代購一些戴月軒的仿朝鮮小楷毛筆，一二十支也“不嫌多”。樓適夷對傅雷的舉動很不贊同，在日記中表示，不知該如何回覆，因爲很想規勸傅雷不鑽牛角尖、走出小世界，但感覺無能爲力。覆信不久還是寫了出來，其內容據傅雷回信可大致推知：樓適夷批評買太多毛筆是“搶購囤積”，“鑽研書法原非壞事”，但脫離了現實，勸傅雷“今年做一最重要的計劃”，集中精力翻譯巴爾扎克的作品，跟上時代。如此一本正經的勸誡，引發傅雷的極大不滿。於是，他在24日寫出一封近乎絕交信的覆信。信中，傅雷解釋了爲何要購買較多毛筆，批駁樓適夷武斷地憑想象下結論。針對樓適夷指責其脫離現實，傅雷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倘罪人還可抬起頭來向老友提一點意見的話，希望閣下脫產學習之時萬勿脫離實際；特別要經過一番調査研究，庶可認清對象，對症下藥。”信末則雲：“閣下既以原則性相繩，義正辭嚴，故弟亦不揣冒昧，敢以原則論列。”26日，樓適夷收到覆信，在日記中表示，傅雷的“唯我主義”依然十分頑強，改造的希望渺茫。在傅雷陷入低谷時，樓適夷不但對他缺乏同情，反以原則嚴加要求，這無異於向傅雷強調其爲“戴罪之身”。傅雷之怒，不亦宜乎？

此後二人的交往便急遽減少了。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自縊身亡。10月4日，樓適夷從女兒樓遂那裏得知消息。在日記中，他留下了這樣的話：“像傅雷這種人必然只有這條路，可謂得其所哉了。”1967年下半年，不知是否因爲想到了故人，樓適夷集中閱讀了一批傅雷譯巴爾扎克小說。12月，他在傅雷1963年3月籤贈他的《都爾的本堂神甫 比哀蘭德》空白頁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聞傅雷夫婦自縊而死，雖二十多年前舊交不能無所哀思，但其堅持反動立場，自絕人民，死亦無足惋惜。唯所譯巴氏著作差可流傳耳。”這段話與日記中的話，都不像是在壓力下所寫，所以應該都是真心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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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家書，想傅雷》

友誼之再續

1975年2月，樓適夷追憶去年遊富陽釣臺的情景，作舊體詩《遊釣臺》。起首雲：“達夫南遊竟不歸，傅雷有約亦塵埃。”這實爲同悼郁達夫和傅雷兩名老友。但對於郁達夫，只有惋惜；對於傅雷，則包含着許多遺憾。其心曲在他公開發表的1985年9月13日日記中表述得最爲明白：“後來有過癡想，假如傅雷不去參加那些座談，如約跑到杭州，不顧一切地去玩玩釣臺、桐君之勝，可能他後來的命運會變成另外一種樣子。”（《訪富陽 懷達夫》）

1977年，回到人文社的樓適夷着手推動傅雷譯作的重新問世。1978年，人文社連出三部傅雷譯作。不僅如此，樓適夷還積極寫作回憶文章。12月19日，他動筆寫《懷念傅雷》，至次年2月16日方始完成，題目也改爲《痛念傅雷》，加強了情感濃度。19日，又改題《痛悼傅雷》。3月25日，他又寫出一篇《傅雷的性格》。

1979年4月26日，樓適夷前往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參加傅雷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對傅聰留下很好印象。大概在追悼會後不久，樓適夷從傅聰處瞭解到，傅雷有一批家書留存。此時的樓適夷，一定馬上想到了1957年在傅雷家中看信，並與傅雷聯牀夜話的場景。他於是產生將這批家書出版，以告慰故人的念頭。但樓適夷清楚出版的難度，於是在次月16日致信範用，問能否介紹到香港出版——香港三聯書店若不合適，其他商業出版社也可以。這應該是《傅雷家書》正式步入出版籌劃之始。範用對這批信產生了很大興趣，決定努力將其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0年11月，範用邀樓適夷作序。樓適夷表示“待看了校樣再定”，並推薦由錢鍾書來寫。次年初，《傅雷家書》排出校樣，範用再邀樓適夷作序。2月11日，樓適夷覆信說，讀了校樣後很感動，但書中所談大都與音樂有關，“讀不懂，感到這序文很難寫。”並再次推薦由錢鍾書執筆。範用不願放棄，便改口讓他寫一篇介紹文章。樓適夷於是寫出《讀家書，想傅雷》。範用拿到稿子後，在標題後寫下“代序”二字。

樓適夷晚年特別喜愛龔定庵的《又懺心一首》，並將它寫給王元化、金常政等友人。其首聯爲：“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

樓適夷在文中深情追憶了與傅雷交往的諸多細節，對《傅雷家書》則如此評價：“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這也是一部充滿着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作爲資深出版人，樓適夷當然知道這本書最敏感的要素是傅聰，所以他爲其過往經歷做了許多辯護，讚揚了他的愛國之情，並認爲這與傅雷給他的愛國主義教育息息相關。對傅雷嚴苛的子女教育理念，樓適夷坦承不能認同，但肯定了其效果及傅雷“高度負責的精神與心力”。文末，他昇華主題。該文既有生動的生活細節，又有獨立的個人判斷，且兼顧情感與時勢，作爲序言，再合適不過。

轉眼到了1993年秋，89歲的樓適夷已經很難自如活動，臥室也被改造成了“家庭病房”。傅雷的表侄周琤，作爲《長壽》雜誌的特約通訊員來訪，請教長壽祕訣。樓適夷援引傅雷的做法，要求他必須住到自己家中。於是，周琤在樓家住了12天。樓適夷的話匣子一開，滔滔講述的便是傅雷、聶紺弩等老友的故事。據周琤記述：“憶及悲慨處，黯然神傷；談到歡悅時，仰天長笑；涉及陰暗時，更是深惡痛絕。”（《訪著名“左聯”作家樓適夷》，《長壽》1994年7期）

樓適夷易於動情的率真性格，確實與傅雷頗有相通之處。傅雷出生時大哭不止、聲音洪亮，於是得名雷、字怒安（取“聖人一怒而天下安”之意），沒想到名字成爲人生的寫照。樓適夷晚年特別喜愛龔定庵的《又懺心一首》，並將它寫給王元化、金常政等友人。其首聯爲：“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不知樓適夷在多次書寫這句詩的時候，是否想到過老友怒安？又不知“若潮”之“怒”，能“安天下”否？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