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沉默，卻也無法言說”——重回紐倫堡1946

1945年11月20日，紐倫堡審判正式開庭。美、蘇、英、法四國法官齊聚德國紐倫堡這個曾經的納粹黨代會“聖地”，與一衆納粹頭目展開控辯對質。對於飽嘗法西斯苦果的無辜者而言，這是遲來的正義與慰藉；對於滿目瘡痍的歐洲各國而言，這是在理性和法律的基礎上爲國家重新奠基的嘗試；對於二戰後的國際社會而言，這場審判承上啓下，是名副其實的新世界秩序的“零時”。

今年是“零時”之後的第80年。80年的距離讓很多鮮活的記憶往生而去，但80年的沉澱也積攢下了可觀的檔案材料和研究成果，爲今人深入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烏韋·諾伊瑪爾的歷史紀實作品《作家城堡：紐倫堡1946，深淵旁的聚會》扮演了“導遊”的角色，以精細的情境還原和旁徵博引帶我們回到了那個喧囂的現場。

《作家城堡：紐倫堡1946，深淵旁的聚會》，[德]烏韋·諾伊瑪爾 著，柳雨薇 譯，新星出版社2025年出版

紐倫堡審判本身的歷史分量和研究價值毋庸置疑，但它並不是一個容易駕馭的話題。這首先是因爲，作爲嚴肅的司法實踐，爲了確保公正嚴謹，庭審過程不可避免地變得冗長煩雜。和納粹罪行的駭人聽聞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不少法官和記者眼中庭審現場乏味得就像“被嚼盡的口香糖”，用目睹過現場的《大公報》記者蕭乾的話來說：“紐倫堡戰犯審判的主持者好像在表演耐性，一點也不急於爲那些惡魔定罪。”此外，對一衆後世研究者而言，廣闊的闡釋空間和海量的一二手材料既可能是幫手，也可能讓人無從下手。如何擇取關鍵又不落俗套的論述角度？又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官方卷宗、新聞報道、私人信件、相關研究中梳理出事件發展和人物交往的草蛇灰線？這都是件難事。實際上，使作品變得明白曉暢，給讀者帶來深刻的閱讀感受，這不僅事關作者本人的寫作聲譽，也關乎重大歷史事件能否在當代得到應有的關注和重思，進而發揮其鏡鑑價值。作者很好地完成了上述任務，其寫作手法值得詳談。

《作家城堡》最大的特色在於獨特的切入視角，它不是盯住審判中的戰犯和法官等常規意義上的審判主角，而是劍走偏鋒，將主要鏡頭分配給從世界各地齊聚紐倫堡的近300名新聞工作者，書名正是由此而來。這些報道者中有代表挪威《工人報》、後來成爲聯邦德國總理的維利·勃蘭特，也有法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埃爾莎·特里奧萊、海明威勢均力敵的前妻蓋爾霍恩等名家。報道者來源廣泛，身份高度多元化，各種政治立場和報道風格齊聚一堂，紐倫堡的看法就是世界的看法。通過這樣的鏡頭安排，作者帶領讀者稍稍撤出了冗長的庭審現場和法律論證，轉而使我們透過更多元且更有感染力的視角，感受到這場世紀審判所內嵌的多重衝突與緊張，因此本書讀起來扣人心絃。限於篇幅，這裏舉出兩種。

任何踏足紐倫堡者將首先面臨感情與理性的衝突。紐倫堡審判勾出了心底的恐怖回憶與復仇激情，但也要求人們理性嚴謹地審問、有條理地思索和寫作。這兩種難以調和的精神基調籠罩在城市上空，讓所有空氣狠狠地絞在一起，沉沒在個體胸中，成爲其難以負荷的重量。《新報·文藝副刊》的主編凱斯特納在撰寫報道時語無倫次，“時而拉開距離，時而加以諷刺和調侃，時而又加入虛構的元素，這種體裁上的猶豫不決大抵緣於他一時難以清理思緒。面對這些不知如何應對的信息，他的情感彷彿被堵塞了。”這位語言大師感到困頓和彷徨，甚至陷入失語。在後來爲一部集中營題材的紀錄片撰寫評論時，凱斯特納意識到：“每當我試圖回想片中的畫面，我的思緒就開始逃避它們。集中營裏發生的事如此可怖，以至於我們不能沉默，卻也無法言說。”而凱斯特納的好友門德爾松在目睹故鄉成爲廢墟後同樣陷入了失語。但通過埋頭於對相關檔案材料的學術評註，門德爾松幸運地克服了失語，以極快的速度在1946年出版了《紐倫堡檔案：1937—1945年德國戰爭政策研究》，試圖從法學角度捍衛審判的正當性。藉助這兩位親歷者的遭遇可以想見，作爲一個歷史事件，紐倫堡審判的順利進行不僅有賴國際間的政治互信與司法合作，也奠基於無數個體用理性駕馭情感的艱難嘗試。

紐倫堡審判主審判宣判（資料圖）

紐倫堡審判凸顯的第二重衝突深深紮根於西方心靈的深處：在飽嘗過種族主義的苦果之後，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德國？德國人自己如何理解西方世界？紐倫堡審判能彌合德國與世界的嫌隙嗎？答案遠比預想的更加複雜。當時，不少記者信奉範西塔特主義，這一主義得名於20世紀30年代反對對德綏靖的英國外交官羅伯特·範西塔特。在他看來，“軍國主義深植於德國的歷史。好鬥就是德國人的‘民族性格’。”因此，範西塔特主義者們認爲不僅是納粹集團，全體德國人都對二戰負有“集體罪責”。作爲範西塔特主義的外化，紐倫堡審判中沒有德國法官，記者營地上書“德國人不得入內”，在營地裏接受德國戰俘服務時，各國記者們甚至被反覆提醒不要道謝。然而，範西塔特主義恰恰在德語文豪托馬斯·曼的思想中表現得最爲徹底和極致，他將納粹的根源一路上溯至馬丁·路德的“狂暴和粗野”，認爲路德影響下的德國文化“造就了幾個世紀以來德國人卑躬屈膝的性格”。托馬斯·曼的長女艾麗卡·曼代表美國戰時新聞局來到紐倫堡，她“反感德國的一切，刻意隱藏了自己的出身和母語，全然以美國人自居”。對於失語的凱斯特納，艾麗卡·曼並無同情反而充滿鄙夷，她認爲這些在納粹時期還留在德國的文藝工作者所謂的“心靈流亡”，不過是掩飾自己曾經向納粹妥協甚至與之有染的託辭。同樣是在托馬斯·曼的影響下，美國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60年出版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中強調，“德國曆史上存在着一條連貫的脈絡，註定會通向希特勒的掌權。”當然，反對範西塔特主義的報道者也大有人在，勃蘭特便是其中之一。至此我們便能夠理解，爲什麼說紐倫堡審判的輿論場註定是一個漩渦，爲什麼這項正義的事業註定留下遺憾——這是一場在種族主義幽靈凝視下的對種族主義的審判。

知“零時”之所在，方明今夕何夕。若以紐倫堡審判爲起點，過去的80年間世界格局經歷了“四方會審”、兩極爭霸、一超多強的演變。今天，再次審視紐倫堡審判的初心和意義，對於構建更理想的國際秩序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值。我們可以期待：管理上的民主、世界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將揭開國際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對真正的多邊主義的堅持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紐倫堡審判精神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