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寫作”與“專業寫作”，都要拆毀中間隔斷的牆

素人作家如何連通個人經驗與外部世界？創意寫作工坊在素人寫作現象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近期在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舉辦的“以寫作拯救生活：當代中國的‘素人寫作’”活動上，陳年喜、範雨素、胡安焉、陳慧、鄔霞、張賽、李文麗這七位代表性的素人作家分享了各自的寫作經歷與人生故事，以下研究者的評論作爲呼應，則進一步打開了關於素人寫作新的觀察與思考。——編者

從2009年畢業後我就作爲一名圖書編輯進入了出版行業，到現在還是專注於原創內容的策劃、圖書出版。在理想國、單讀工作期間，曾經與袁凌、梁鴻、黃燈、張賽等作者一起做書，還與“快手”平臺合作推出過《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快手詩集》。2023年底到《三聯生活週刊》工作後，又協助記者同事在封面報道的基礎上擴充完成並出版了《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一書。作爲編輯，我不會有意識地區分“素人寫作”與“專業寫作”，更不會在書封的文案上去強調作者是基層勞動者還是專業作家。作爲讀者，如今再重新思考這些作品的某種共性時，發現它們確實都有一種寶貴的精神屬性：這些文字，拆毀了人與人中間隔斷的牆。

如今，大家熱烈討論着許多概念與邊界：純文學與素人寫作，嚴肅文學與網絡文學，專業寫作與“新大衆文藝”，非虛構寫作與新聞紀實寫作……在這背後，我感受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壁壘。同時，又聯想到形成強烈反差的“冷清”的圖書市場。雖然出版界也推出了不少被媒體關注的新人新作，比如張賽的《在工廠夢不到工廠》、王晚的《跑外賣》，但這些書的實際銷量並非如我們預期得那樣樂觀。但是有一本書，可以說“叫好又叫座”，它就是梁鴻的新書《要有光》。爲什麼這本書可以得到大家如此強烈的共鳴？就是因爲，它揭示了今天我們家庭中最普遍的一個基本現實：我們，和我們的孩子之間，有一堵無法穿透的牆。不要說不同種族、國度、階層、職業、性別的人彼此之間難以理解，就是我作爲一個母親，我的孩子正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的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無法理解；他和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但他的喜怒哀樂是我沒辦法影響的。他手機裏的那個世界，於我而言，完全是個“異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已經不只是經驗層面的“互不瞭解”，更是個人體驗、情感上的“不相通”，心靈處境、價值觀層面的“不相同”。所以哪怕我們在過同一種生活、有共同的經歷，卻無法彼此認同、形成“我們”的講述。從這個意義上講，要想衝破這樣的隔膜，普通人從“我”出發的個人講述就變得極爲寶貴和必要。每一個人都需要說出他自己，說出他的眼睛看見了什麼、耳朵聽見了什麼、皮膚感知到了什麼，說出他的想法、情緒、感受、認知。

當我們發現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壁壘時，也就同時感受到人與人溝通的困難和必要。而在AI越來越被普遍應用、已然成爲我們重要的溝通工具時，我們自己的語言、我們說出的話、我們寫下的文字，就變得更加重要。陳年喜、胡安焉、陳慧、張賽、李文麗的聲音之所以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我相信就是因爲他們的語言是活的、是真的，是從實實在在的生活中來的，是從他們自己的心裏長出來的，不是模仿的、生成的，沒有話術、沒有程式。在寫作以前，他們首先是忠於自己、忠於生活的一羣人。

如果說，今天的文學正在丟失它的讀者，那很有可能是這些作品的語言已經喪失了可溝通性和生命的活力，它不是一個人在對一個人講話；這個講話的人，也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文學未來面對的真正危機是：在科學技術和社交媒體的浪潮之下，如何保全人，保全人性、情感、倫理。以及，更進一步，我們的語言該如何準確、生動地呈現我們真實的生活場景，以及靈魂深處，每一個人的思想、情感、記憶。

每一位寫作者，不管是出版了新書的業餘寫作者，還是已經著作等身的成熟作家，大家面對的挑戰已經是同一個：能否以文字拆毀“我”與“你”之間隔斷的牆，寫出更多人願意拿起來讀、又讀得下去的作品。

（作者系圖書編輯、《三聯生活週刊》出版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