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時評 | “陪伴經濟”的長紅需要監管陪伴

陪診師當起獨居老人的“臨時子女”、線上陪聊舒緩都市白領的焦慮……如今，形態豐富的“陪伴經濟”已悄然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一消費新業態不僅回應了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孤獨感，以市場邏輯填補了日常需求的缺口，也通過高效匹配資源催生了大量靈活就業機會。據機構預測，今年底我國“陪伴經濟”市場規模將突破500億元。

“陪伴經濟”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社會結構變遷、消費觀念升級與數字經濟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口老齡化催生了龐大的“空巢老人”羣體，離鄉打拼的獨居青年也日益增多，大量陪伴需求自然顯現。與此同時，在物質需求基本得到滿足後，人們更加註重精神滿足，“爲情緒買單”成爲一種消費風尚。對不善社交的人而言，付費陪伴是一種“務實”的選擇，能幫助他們規避“人情債”的隱性負擔。

然而，快速發展的“陪伴經濟”也面臨“成長的煩惱”。有用戶反映，購買陪伴服務如同“開盲盒”，存在服務質量不穩定的風險，多數訂單僅靠口頭約定，“貨不對板”時往往投訴無門。行業本身也存在多重亂象：陪伴服務與專業心理諮詢、情感諮詢的邊界模糊，存在隱私泄露、誘導消費等隱患；“陪聊”“陪遊”等服務時常遊走於“灰色地帶”，面臨行業規範和服務倫理的挑戰。

種種問題背後，是情感價值被商品化的普遍困境。“陪伴經濟”具有特殊的商品屬性——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陪伴”行爲本身，更是其中承載的情感互動與心理慰藉。然而，情感價值的判斷極具主觀性，不像實物商品那樣有清晰的質量標準，傳統的市場監管也無法覆蓋。“陪伴經濟”要真正成長爲“溫暖人心”的產業，仍然任重道遠。

有報告顯示，到2030年我國獨居人口預計將達1.5億至2億人，其中20至39歲的獨居青年可能增至4000萬至7000萬人。“陪伴經濟”的市場潛力可見一斑。龐大的需求呼喚行業的健康發展，亟待監管與治理創新護航這一消費新業態走向“長紅”。例如，可明確平臺審覈責任，建立服務提供者的准入門檻與審查機制；又如，可聚焦有巨大需求的細分領域，推動陪診等服務的專業化發展，上海已出臺的《陪診服務規範》正是有益探索。

要保持清醒的是，陪伴服務固然可以成爲社會支持網絡的有益補充，但明碼標價的“情感關懷”隱含着一個悖論：人們越是習慣於購買陪伴服務，越可能削弱在生活中經營深度關係的意願與能力。陪診師的細緻照料無法替代子女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對“陪聊”“陪玩”等情感消費的過度依賴，也可能加劇年輕人渴望親密關係卻又寧缺毋濫、忌憚情感羈絆的矛盾心態。

在高度原子化的現代社會，我們不僅需要緩解孤獨的“止痛劑”，更需要促進社會聯結的“催化劑”。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學家所倡導的“重建附近”概念頗具啓發性。因此，在規範新業態發展的同時，如何重建溫暖、自發、富有生命力的“附近”，如社區鄰里互助、興趣社羣培育等，同樣是“陪伴經濟”所折射的深層社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