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N”爲鑰，開啓歷史推理之門
歷史作家李開元很受大衆讀者的歡迎，讀他的書，人們彷彿沉浸在解謎遊戲裏，像偵探一樣去推理各種謎題。這種歷史作品的寫法，看上去容易，其實紮根於李開元長期以來貫徹的歷史研究方法，是他自己概括的，叫“3+N”歷史推理法。
李開元認爲，歷史學的知識結構是一個“3+N”的世界：史真，也就是往事，是歷史學的第一世界；史料，也就是往事遺留信息的載體，是歷史學的第二世界；史著，也就是史家依據史料推想史真所編撰的著作，是歷史學的第三世界；基於史著的延伸編撰，都是歷史學的“N”的世界，比如文學和影視、教育和宣傳、娛樂和旅遊，包含了種種出於各種目的的演變。
在李開元看來，“3+N”的歷史學觀，是一個多層結構的破案工具。掂量這個工具時，隨着歷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書寫的史著、衍生出來的故事、編導出來的影視劇，可能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聞樂見，得到更廣泛的流傳，但我們離歷史真相的距離也可能越來越遠。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揭開歷史謎團，由“N返回到1”。
李開元的新作《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就是他運用“3+N”推理法，在歷史學寫作領域的又一次實踐。“荊軻刺秦”是廣爲流傳的歷史故事，《史記》對此的描寫，高潮迭起，精彩至極。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都只是停留在敘事層面去領略事件的過程，很少人擁有李開元這樣的思想意識，把這篇名文當作解讀秦漢歷史的密碼。
《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李開元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李開元結合著名漢學家宮崎市定的研究，認爲這篇名文之所以那麼精彩，是因爲它很可能是口述材料基礎上的進一步發揮，這位口述者就是長期以來被人們忽視的、“在舞臺演出中多餘的人”——御醫夏無且。夏無且在刺殺現場，目睹一切發生，他還以藥囊投擲荊軻。根據《史記·刺客列傳》“太史公曰”記載可發現，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與公孫季公和董生有交往，這兩人與夏無且又有交往，夏無且把事情講給了這兩人聽，他們後來又轉述給了司馬談，這才變成了《刺客列傳》之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也就是說，“荊軻刺秦”基於親歷者的口述，它的真實程度是很高的，如果重新推敲和審視出現在故事裏的各種細節，可以揭開哪些歷史真相呢？
比如，文中寫道“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在後人看來，這個細節很值得懷疑。導演陸川爲了拍攝需求，試驗過，“背在背上，根本拔不出來”，導演陳凱歌採取的策略，是安排一位太監，在秦王奔逃的途中，順手摘掉了秦王的劍鞘，於是秦王揮劍砍擊荊軻。那麼，這難道是《史記》亂寫的嗎？
李開元懷着這個疑問，探訪文物學家孫機先生，通過孫先生《玉具劍與璏式佩劍法》這篇文章，才剖解了秦漢佩劍法的根源，也解開了“王負劍”的謎題。原來，這跟秦漢貴族的服飾裝扮大有關聯，用劍帶貫璏配長劍者，只有將劍鞘沿着劍帶推至腰身後，使得劍鞘前短後長，才能將劍拔出來，這就是秦王“負劍”當時的語境再現，是歷史的生動還原。
繼續推敲，這故事裏還包含着很多謎團：太子丹送荊軻，爲何在易水？督亢在哪裏？荊軻爲何想要生擒秦王？……李開元同樣運用“文本記載”與“實物證據”交叉驗證的方法，逐步撥開歷史迷霧。《刺秦》的寫法，很像偵探對比證詞與現場痕跡，逐步完成了充滿邏輯鏈的“線索拼圖”，讓讀者也參與到解謎遊戲之中。
李開元的這種寫法，其實由來已久。比如，他的代表作《秦謎：重新發現秦始皇》，圍繞嬴政身上的各種謎團，採用偵探推理的形式探討學術疑案。這些謎案的證據主要來源，一是考古的遺址、遺物，一是典籍記錄的蛛絲馬跡，李開元將兩者相互對應，仔細推敲，彷彿完成法律的鑑定和取證工作。“歷史是什麼？歷史是基於史料對往事的推想。”在李開元看來，不論古今，人性是相通的，如果事情違反常規，要麼其中有隱情，要麼原有的判斷是錯誤的。
除了“荊軻刺秦”，《刺秦》書中還有對李斯《諫逐客書》、對《史記》另一名文《鴻門宴》等的解讀。如果說“3”讓歷史推理有了嚴謹的骨架，那“N”就爲其注入了鮮活的血肉。李開元在“3”的基礎上，也提出了各種有趣的假設，比如“刺秦”如果成功，局勢會變得如何？以此分析了當時秦國各派勢力的博弈，爲關鍵問題列出了“N”種可能。
通過對文本語句的細緻分析，通過對秦漢歷史細節的重構，李開元帶領讀者重新進入了歷史現場。比如，李開元對《諫逐客書》歷史背景的挖掘，呈現了《逐客令》出爐前夕秦朝政治動盪的緊張局勢，提出大膽的推想，認爲《逐客令》背後的推手，是以新任丞相昌平君爲代表的秦國宗室大臣。秦國長期以來“親賢並用”的國策維持了其穩定和進取，而秦始皇“任人唯賢”的做法是秦帝國突然崩潰的重大原因之一。李開元認爲：古往今來，用親以求穩定，用賢以求進取，親賢並用，纔是治國之道。這個結論，的確夠大膽的。
從《秦謎》到《刺秦》，我們不斷感受到歷史閱讀的魅力。“3+N”的推理寫作，提供了一種新鮮活潑的歷史研究方法，構建了一個多元的歷史空間。“3+N”最大的價值，是它所體現的歷史研究的開放性。它不把歷史變成材料堆砌的學齋、封閉式的“知識罐頭”，而是變成一個充滿線索、等待探索的“解謎現場”。傳世文獻是“目擊者證詞”，考古實物是“現場物證”，合理推想是“偵探的邏輯鏈”，從“1”到“3”，它努力達成歷史研究的多角度、多維度，而“N”則是在此基礎上的無數種可能，是留給每個讀者的思考空間。
不過，“3+N”是一種側重於細部研究的方法，它的推理過程和成書體系難免顯得分散。如果想要獲得更整體的、更深刻的歷史認知，不妨再讀讀呂思勉、閻步克、李學勤、秦暉等著名學者的代表作，獲得宏觀的視角。宏觀可以高屋建瓴，微觀可以洞察明晰，推開歷史的重重門扉，讓我們去發現歷史遺留的更多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