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念爲旗 以筆墨爲劍——讀聶震寧《心向光明：鄒韜奮傳》
鄒韜奮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是著名的政論家和卓越的文化戰士，是傑出的出版家和新聞記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聞出版獎成爲我國新聞出版工作者職業追求的最高榮譽。今年是鄒韜奮先生誕辰130週年。由出版家聶震寧撰寫的文學傳記《心向光明：鄒韜奮傳》（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版）一書，以真摯的情感共鳴、深邃的歷史眼光和詩化的文字敘事，還原了這位中國現代傑出出版家和優秀新聞記者的光輝一生，塑造了一位有愛有憎、有血有肉的文化鬥士。在這部33萬字的厚重文學傳記中，讀者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出版家兼新聞記者的傳奇生命史，更是一代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中“服務大衆、追求真理”的精神求索。
《心向光明：鄒韜奮傳》，聶震寧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救亡圖存與開化啓蒙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主題，在二者的雙重變奏與交響中，鄒韜奮選擇以筆墨點亮世道人心，用報刊詮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成爲文化抗戰的一面旗幟和中國現代新聞出版事業的奠基人。鄒韜奮1895年出生於福建永安，那是一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年代，甲午戰爭的硝煙還未散去，維新思潮此起彼伏。聶震寧敏銳地捕捉到時代背景與傳主個人選擇之間的內在關聯：“時代造就了鄒韜奮，鄒韜奮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了時代。”聶震寧以“燈”爲媒介，以“光”爲象徵，將韜奮先生個人成長曆程與時代大潮緊密相連，使本書由始至終都呈具一種歷史張力和精神高度。全書詳細梳理了鄒韜奮從福建永安一個沒落書香門第走向上海、走向世界的曲折歷程，深情追溯了鄒韜奮“心向光明、直至永遠”的精神履歷。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求學時期，鄒韜奮不僅接受了正規的西式教育，更培養了獨立思考的意識和能力。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彼時鄒韜奮的精神成長：“夜深人靜時，圖書館的燈光見證了一個青年對知識的渴求，對國家前途的憂思。”五四運動爆發時，鄒韜奮正值人生觀形成的關鍵階段。民主與科學的理念已深深紮根在他的思想中，成爲他日後辦報辦刊辦出版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引領，對此，作者在書中深刻地指出：“五四的精神火炬，在鄒韜奮手中化作了一盞長明燈，照亮了無數普通讀者的心靈。”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長期從事新聞出版事業的聶震寧並未將鄒韜奮先生的精神世界加以簡單化或二元化，而是通過認真查閱大量日記、檔案、書信和一些人物回憶錄等原始素材，深入解讀《韜奮全集》《鄒韜奮年譜長編》《憶韜奮》和《韜奮研究》等一手材料，自蓄新機，深中肯綮，敘述擇其要，議論端其旨，集中展現了一個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尋找平衡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這種多重性與複雜性，正是鄒韜奮那一代人的共同精神特徵：他們既深受傳統文化薰陶與濡染，又熱切期待通過接受新思想新理念改變國家命運。
鄒韜奮一生最重要的文化實踐，莫過於他對現代新聞出版事業的發軔與開拓。聶震寧生動再現了鄒韜奮主辦《生活》週刊、生活書店等新聞媒介與文化機構的艱苦歷程。1926年，鄒韜奮接辦《生活》週刊時，它只是一份發行量不足2000的小衆刊物，在他親自主持和精心運作下，《生活》週刊逐漸發展成爲發行量超過15萬、影響遍及全國的大衆媒體。同時他還陸續創辦了《大衆生活》《生活日報》《新生》《抗戰》和《全民抗戰》等進步刊物，還親手撰寫了衆多宣傳抗日的通訊、政論等文章，發出了“團結禦侮、抗戰到底”的時代最強音，成爲喚起民衆覺醒、推動全民抗戰的重要精神武器。毛澤東在延安時曾經說過：“我們幹革命有兩支隊伍，武的是八路軍，文的是鄒韜奮在上海辦刊物、開書店。”聶震寧將鄒韜奮創造的報刊發行記錄和不斷擴大的影響力稱爲“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奇蹟”。在這文化奇蹟的背後，是鄒韜奮對傳統出版理念和出版模式的革命性創新與突破。他曾提出“以讀者爲中心”的辦刊思想，強調內容要“有趣、有用、有益”。在聶震寧看來，這不僅是一種辦刊經營策略，更是一種深層的思想啓蒙：“將高深的知識轉化爲普通讀者能夠理解的內容，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化的文化實踐。”1925年10月在上海創立的生活書店，更是將這種理念擴展到圖書出版領域。聶震寧在書中通過對歷史檔案的梳理和研讀，再現了生活書店如何成爲進步文化的重要傳播陣地，無論是出版魯迅著作還是印製大衆人文讀物，無論是開展抗戰宣傳還是進行民主啓蒙，生活書店的出版物成爲一個時代思潮變遷的標誌和見證。鄒韜奮先生以其卓越的文化實踐，表徵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不在於空談奢想，而在於穩步紮實的文化建設。
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演變過程中，鄒韜奮代表了一種獨特的類型：他既不是單純的政治活動家，也不是埋首於書齋中的純粹學者，而是以文化出版爲執業和陣地，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文人論政”者。聶震寧深刻分析了鄒韜奮公共寫作的主要特點：“他的文章既有記者的敏銳，又有思想者的深度；既關注國家大事，也關心平民疾苦。”這種家國情懷兼具民間立場的寫作取向，使得鄒韜奮在知識分子與社會大衆之間架起了一座情感橋樑。“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的寫作主題發生了明顯轉變，從社會啓蒙轉向抗日救亡，聶震寧通過對比分析鄒韜奮先生不同時期的文章，清晰地勾勒了其思想發展的主要軌跡：“當民族危機來臨之時，他將個人才智完全奉獻給了救國事業。”尤爲難得的是，聶震寧並未迴避鄒韜奮在政治立場上的糾結和迷茫，藉助大量第一手資料展現了一個在國共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的知識分子形象。這種歷史複雜性的勾陳與還原，不僅沒有削弱鄒韜奮的形象，反而使其更加真實、更加豐滿。
1933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鄒韜奮被迫開始了第一次流亡。此後十餘年間，他的足跡遍及歐美、中國香港等地。作者以飽含深情的筆調，描寫了這段流亡歲月中的文化堅守。鄒韜奮始終沒有停止寫作和出版。無論是在遠洋輪船的船艙裏，還是在異國他鄉的旅館中，他都在爲中國的啓蒙事業筆耕不輟。聶震寧將這種精神稱爲“文化上的長征”：“身體可以流亡，但思想不能停止傳播。”歐洲之行對鄒韜奮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看到西方民主的優點，也察覺到其侷限性。這種辯證的眼光，使他的啓蒙思想超越了簡單的拿來主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鄒韜奮將出版工作全面轉向抗戰宣傳。生活書店出版了大量的抗戰讀物，成爲鼓舞民心砥礪士氣的重要精神力量。聶震寧評價道：“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裏，鄒韜奮和他的同事們用筆墨構築了一道精神防線。”最令人動容的是，即使在病痛纏身的生命垂危時刻，鄒韜奮依然堅持以筆爲槍孜孜寫作《患難餘生記》，向全社會廣泛呼籲“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聶震寧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鄒韜奮臨終前的場景：“病榻上的他，最關心的依然是出版事業和抗日大局。這種鞠躬盡瘁的精神，詮釋了一個文化戰士的全部含義。”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先生病逝於上海。他在遺囑中寫道：“我死後，希望能將遺體進行解剖，對醫學研究有所貢獻，然後再行火化。”聶震寧對此評論道：“這最後的決定，體現了他一生信奉的科學精神和奉獻精神。”
《心向光明：鄒韜奮傳》不僅是一部人物傳記，更是對鄒韜奮精神遺產的深入梳理，聶震寧認爲鄒韜奮先生留給後世的精神財富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出版理念、知識分子精神和文化啓蒙思想。“光明”作爲本書的書名，是統攝全書的精神主線，作者通過徵引中外聖哲對“光明”的思考與闡釋，構建了一個跨文化的“光明譜系”，而鄒韜奮正是中國語境下追求光明、傳播光明的“普羅米修斯”。特別具有現實意義的是，聶震寧將鄒韜奮精神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緊密聯繫起來，認爲鄒韜奮精神在全球化、數字化的今天，其所倡導的大衆啓蒙、文化擔當，依然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精神資源。
掩卷《心向光明：鄒韜奮傳》一書，鄒韜奮的形象久久縈繞在心。聶震寧以史學家的嚴謹和文學家的浪漫，爲讀者摹寫了一個立體而豐滿的鄒韜奮形象。這部傳記的真正價值，不僅在於史料的豐富、分析的深刻、觀點的新異，更在於它成功捕捉到了傳主的人格特徵和精神氣質。在救亡與啓蒙的雙重變奏中，鄒韜奮先生用筆墨書寫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他的生命歷程告訴人們：文化的力量或許不如槍炮那樣直接和激烈，但它能穿透時間的帷幕，在歷史深處發出持久的迴響。“光明是偉大的，追尋光明的人也是偉大的。”聶震寧的這部人物傳記，不僅讓讀者看到了一個追尋光明的人，更讓讀者相信：只要心向光明，筆墨就能嬗變爲照亮人們前行的熊熊火炬。
（作者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