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當作方法 讓文學成爲武器——談談愛德華·路易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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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法國文壇新生代作家,愛德華·路易自2014年出道至今,已出版7部小說,作品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收穫世界各國讀者的喜愛。《和愛迪做個了斷》《暴力的歷史》《改變:方法》回顧作家本人遭受的暴力和叛逃的經歷,《誰殺了我的父親》描繪父親遭遇的不公,《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莫妮克逃走了》聚焦母親爭取自由的過程,《崩潰》直面哥哥的離世。他提筆書寫自我和親人,勾勒所出身的階級環境,通過一部部作品構建了一幅全景式的“家庭組畫”。

2025年10月,愛德華·路易出版了新作《文學何爲》。不同於以往的小說,它是一本訪談集,分爲九個章節,瑪麗·凱里迪提出問題,愛德華·路易做出回答,重點談論了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解和感悟。這本書出版後不久,愛德華·路易開始了爲期兩週的中國行活動,他先後在上海、南京、北京和廣州等地舉辦對談,其間他所分享的內容和訪談集《文學何爲》中的觀點有諸多共同之處。無論是通過他講述的內容,還是他筆下的文字,都讓我們感受到愛德華·路易一直堅持着:把自己作爲方法,讓文學成爲武器。

《和愛迪做個了斷》是愛德華·路易的第一部作品,開篇便描繪了他在小學遭受的校園霸凌:“走廊裏走來兩個男生,前面一個大個子,紅髮,另一個是小個子,佝僂着背。紅髮大個子張嘴就啐,喫我一口。痰液從我臉上緩緩流下……”愛德華·路易出生於法國北部的一個小鎮,暴力滋生蔓延,無處不在,輟學、失業、酗酒、家暴是鎮上的常態,他把這些真實生活寫進了作品裏。手稿投遞出去後被很多出版社退回,巴黎的編輯們不相信在今天的法國還存在這樣貧窮、這樣落後的地方。最後,門檻出版社同意出版,然而首作問世後,愛德華·路易遭受了不少來自讀者的攻擊,稱他的作品“不夠文學”。

愛德華·路易在《文學何爲》中指出當代文學的特點是“拒絕情感,拒絕政治,拒絕直白,拒絕理論”,而他的作品恰恰和上述這些文學標準相悖。他在北京的對談活動中也提到:“在文學的歷史中有一種傾向,希望不要引起太多的情感,特別催淚的作品似乎被視作是二等文學”。傳統文學不允許打苦情牌,但是在愛德華·路易看來,他從小生活在暴力之中,如果不寫出能讓人潸然淚下的作品,就是背叛了這些生命,成爲讓這些痛苦隱形的幫兇。所以他的作品總是直面現實,他把文學視作一種抵抗的工具,一場復仇的行動。

“暴力”成爲他筆下常見的主題。目前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愛德華·路易的三本譯著,《和愛迪做個了斷》是作家小時候遭受的校園暴力,《誰殺了我的父親》是帶病在家的父親承受的政治暴力,《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是忍氣吞聲的母親面對的家庭暴力。愛德華·路易說,像他這樣出身窮苦人家的孩子,暴力如同一張出生證明早早就刻在了身上。明明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暴力現象,但是文學中書寫暴力的比例卻少之又少,以至於資產階級忘記了暴力的存在,他們沒有看到,或者他們假裝沒有看到。寫下來,就是爲了讓暴力顯形,讓暴力被看到。

愛德華·路易書寫暴力的方式和他的叛逃經歷息息相關。他選擇使用一種直白的語言,他希望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可以產生觀看戲劇的效果。事實上,戲劇在作家的成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和愛迪做個了斷》和《改變:方法》裏都提到,自己之所以能夠逃離家鄉,還要得益於他在初中參加的戲劇社團。他的表演天賦得到了老師的重視,老師建議他報考瑪德萊納·米奇力高中,這所學校位於小鎮附近的省會城市亞眠市,開設有戲劇藝術課程。在他周圍,幾乎沒有人曾經走出過小鎮,而他做到了。愛德華·路易在南京的活動中分享了自己的寫作習慣,他總是一邊寫一邊朗讀再一邊修改,週而復始,通常一頁要讀60遍、70遍或者80遍,以求最後達到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正是在這種“力”的作用下,他筆下的自傳體作品猶如一記又一記狠狠打向現實的耳光。

在《文學何爲》裏,愛德華·路易把自傳和小說的關係與照片和繪畫的關係做類比,他把自傳看作是文學界的照片,他認爲真實正是自傳所獨有的力量。愛德華·路易進一步發問,如何定義這個“真實”呢?離開小鎮後,爲了融入新的圈子,他不得不模仿他人的言行舉止,走路的時候挺直腰背,喫飯的時候細嚼慢嚥,他開始閱讀,聽音樂會,看藝術展覽,實現了“脫胎換骨”。現在的他和原來的他,究竟哪個更加真實呢?在他看來,答案顯然是前者。他相信模仿是通往真實的道路。

文學也是如此。愛德華·路易說自己在寫作初期也曾想過模仿一些文學大師,比如杜拉斯和莫里森。寫完《和愛迪做個了斷》後,他把手稿拿給兩位最好的朋友(迪迪埃·埃裏蓬和傑弗魯瓦·德·拉加斯內裏),他很害怕朋友會指責他抄襲了杜拉斯和莫里森,然而朋友們並沒有做出這樣的反應。這讓他明白了,他和其他人的經歷不同,成長環境不同,無論再怎麼模仿,他也不可能成爲其他人。可以說,他嘗試模仿,但是失敗了,然而正是這種失敗纔有了屬於他自己風格的作品。

在愛德華·路易出版的七部小說中,幾乎每本都刻畫了父親、母親、哥哥等人物形象。在《和愛迪做個了斷》中,父親是對兒子實施暴力的劊子手,相反,在《誰殺了我的父親》中,父親成了社會政策的受害者。他的哥哥也是如此,一方面他承受着社會施加的象徵暴力,另一方面他對身邊的人實施暴力。愛德華·路易認爲,暴力好比河流,在人與人之間循環往復,文學應該描繪的,恰恰是這樣的人物矛盾性,是這樣的被遺忘的階級。文學變成戰鬥的武器,讓隱形的人羣“開口說話”。愛德華·路易反覆強調,他從來都不是要推翻過去的文學傳統,而是思考如何更進一步。畢竟,沒有什麼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正是流動性讓文學不斷髮展。(作者系法語文學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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