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農村”到“歐洲硅谷”:破解愛爾蘭經濟迅速崛起之謎
愛爾蘭,曾長期被視爲西歐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世紀90年代,憑藉國內改革與歐盟扶持,愛爾蘭成功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到2007年人均GDP已超過6萬美元,被譽爲“凱爾特之虎”。
如今,這頭“猛虎”二次進化,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全球十大頂尖科技與軟件企業中有九家入駐愛爾蘭,包括蘋果、微軟、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亞馬遜與Meta等;全球前20大製藥企業中有19家在愛爾蘭設立業務,前20大醫療器械企業中有18家在此深耕。高科技集羣效應讓愛爾蘭首都都柏林成爲名副其實的“歐洲硅谷”,也因此,2021年至2024年,愛爾蘭人均GDP連續四年突破10萬美元,與瑞士、盧森堡等國相當,入列全球最富裕國家。
超低稅率吸引外資
愛爾蘭鄰近大不列顛島,面積約7萬平方公里、人口500多萬,歷史上長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1919年至1921年,愛爾蘭爆發獨立戰爭,最終愛爾蘭島分爲兩部分:南部26郡成立“愛爾蘭自由邦”,1937年更名爲“愛爾蘭共和國”,1949年完全脫離英聯邦,獲得獨立。北部6郡因新教移民佔多數,選擇留在英國,成爲英國的一部分,即現在的“北愛爾蘭”。
或許是對1845年至1849年的“馬鈴薯大饑荒”記憶猶新,飢餓基因讓獨立後的愛爾蘭着力於發展農牧業,就這樣,一直到20世紀中期,農業仍是愛爾蘭的主要經濟支柱,出口也集中在初級農產品,工業化進程遠遠落後於同期的英國。
1958年,愛爾蘭發佈《經濟擴展計劃》,並逐步開放市場、鼓勵外資。1973年,愛爾蘭加入歐共體(歐盟前身),進入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獲得大量農業、交通基礎設施補貼,公路、港口、通信網絡全面升級。與此同時,愛爾蘭政府開始投資教育,培養科技與工程人才,這也爲後來的科技外資企業蓬勃發展打下了人才基礎。
上世紀80年代開始,愛爾蘭啓動發展信息技術和生物科技等高技術產業。1994年,愛爾蘭以企業所得稅僅12.5%的超低稅率吸引外資,遠低於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微軟、谷歌、輝瑞等公司紛紛入駐。一時間,外資成爲愛爾蘭經濟增長的引擎,數千家跨國公司將歐洲總部設在都柏林,“這裏的科技氛圍像磁石一樣吸引着企業紛至沓來,”愛爾蘭國際開發協會首席信息官基思·芬格爾頓說,“不管在哪天下午,你都可以去一個研究中心,你可以和一家有趣的創業公司交談,你也可以在晚上去參加一個科技會議。這裏關於科技生態系統的所有部分都很強大。”統計顯示,當時的外資對愛爾蘭的GDP貢獻率達到40%,並帶動本土產業鏈升級。2000年,愛爾蘭人均GDP已躍升至全球第十位,2008年金融危機前,更是達到了6萬美元,將曾經的宗主國英國遠遠拋在了身後。愛爾蘭不僅創造了“凱爾特之虎”的經濟奇蹟,也完成了從農牧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跨越。
推動創新挽留人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之後的歐債危機導致愛爾蘭房地產泡沫破裂,金融和債務雙重危機爆發,政府不得不接管銀行,並向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與此同時,愛爾蘭政府展開自救,啓動“智慧經濟5年計劃”,從國家戰略層面推動“創新島”建設,包括投入超過5億歐元資金建立風險基金“愛爾蘭創新基金”用於支持處於創業初期的研發密集型中小企業;繼續對風險資本提供更多稅收優惠;激勵國際人才強化創新、高附加值和技術融合,並提供優質的工作崗位,爲關鍵行業的研究人員和配偶執行快速簽證計劃,並幫助他們快速轉變爲長期居留資格;以及實施大量終身教育倡議等。
“創新島”的政策出臺不僅在危機時刻爲愛爾蘭挽留了科技人才,也大大提升了愛爾蘭科學技術的全球聲譽。2012年,都柏林被評爲“歐洲科技之城”。到2014年,愛爾蘭經濟已經從金融與債務危機的創傷中慢慢恢復,過程當中,人才並未太多流失。“都柏林的高科技集羣效應不是簡簡單單形成的,起初這些企業確實因爲低稅收而來,但這麼多年過去了,這裏已經成功創建了一個真正的良性生態系統。”基思·芬格爾頓說。
“如今的都柏林是一個很酷的城市”。這裏不僅有科技巨頭,巨頭們還帶來了很多追隨者,比如“臉書”的到來就吸引了與其業務有天然聯繫的社交遊戲公司Zynga,該公司以出售遊戲內虛擬物品爲主要盈利模式,旗下游戲曾佔“臉書”平臺前十名的六席。此外,巨頭還會裂變形成新一代的初創企業,比如谷歌都柏林分部的前員工離職後創立了語音應用軟件公司Vocalytics,三位聯合創始人中一位是愛爾蘭人,一位是烏克蘭人,一位是西班牙人,在他們看來,“多元讓創新更加有機”。
共享空間多元互動
在愛爾蘭,來自全球各地才華橫溢的信息技術工程師中有一半年齡還不到25歲,這使得都柏林成爲歐洲最年輕的城市之一。對一個年輕的城市而言,真正促使科技生態集羣形成的是充足的人才,以及人才與城市的多樣化互動。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是愛爾蘭最著名的高等院校之一,早在上世紀70年代,愛爾蘭政府就在該校創建了計算機系,培養信息技術人才。據瞭解,愛爾蘭與信息技術相關的學位,技術含量非常高。軟件專業學生第三學年全年在生產一線實習,第四學年大部分時間用於獨立設計。經過系統培養,愛爾蘭已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軟件設計開發、電子工程和集成電器設計人員。
如今,聖三一學院在都柏林大運河碼頭附近建立新的創新區,以最大程度將企業、學校、研發機構、孵化器、風險投資機構等置於同一空間,在這裏彼此連接、分享觀點、構建文化。在大運河創新區的設計團隊看來,共享空間能夠創造深度聯結。
除了共享空間,創新區還製造了大量的“第三空間”,即正式工作場所和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間,比如小餐館、咖啡店和酒吧等。在都柏林,人們常說,“酒裏藏着這片土地的脈搏”,大大小小的酒館成爲人們交換思想的絕佳場所,人們在推杯換盞間縮短社交距離,打破等級束縛,更多關於創新的思想和“金點子”不知不覺中迸發而出,酒館的燈火與酒杯的碰撞也增加了城市的活力。
都柏林的城市規劃師們甚至想將整座城市打造成一個巨大的社交場所,綠色出行成爲靈感來源:據統計,在都柏林,每個工作日有近10萬人騎自行車上下班,當人們在騎自行車時,會更密集地發生互動,通過目光接觸、通過手勢跟別人傳遞信息,而這些不自覺的互動也爲城市中的人建立了信任基礎,從而增強了城市凝聚力。
19世紀80年代,一幅題爲《愛爾蘭問題》的畫作,該作品反映了“馬鈴薯大饑荒”時期愛爾蘭面臨的困境。視覺中國
>>>馬鈴薯大饑荒
在17世紀,馬鈴薯已經成爲愛爾蘭島的首選農作物。
1844年,一種源於墨西哥、導致晚疫病的卵菌擴散到歐洲,蔓延速度很快,1845年夏登陸愛爾蘭島。史無前例的馬鈴薯疫病給愛爾蘭帶來慘重災難,大面積饑荒之下,數百萬人因爲飢餓抵抗力大幅降低,染病身亡。馬鈴薯的減產還影響了愛爾蘭的社會結構,許多人最終失去了土地,也喪失了繼續生存的希望。
種種因素疊加,導致愛爾蘭在此期間人口銳減20%到25%,其中約100萬人餓死和病死,約150萬到200萬人因災荒移居海外,構成19世紀跨國人口流動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