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逃離都市？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站出來，仔細考慮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樣的生活，然後由此改變。”近年日本社會進入後增長時代，經濟發展放緩，大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許多都市人開始移居鄉村，以尋求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些選擇搬遷到日本鄉村地區的20—45歲的城市居民，有着什麼樣的價值觀、夢想和雄心壯志？日本研究專家、北海道大學副教授蘇珊•克林通過多視角的田野調查，觀察移民們如何在新的環境中安頓下來，追求更有意義的個人和職業生活。書中捕捉了這一羣體在糾結於人生不同走向時經歷的停步、退縮、失望和錯位，描繪了他們的不安情緒與挑戰精神，爲同在“後增長”社會中掙扎與迷茫的年輕人提供了生動的參照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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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心潮澎湃”的感覺
當代日本的年輕人並不像戰後幾代人那樣以獲得物質財富爲工作目標，大多數人也不贊同爲一家公司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的信條，因爲他們無法發自內心地認同這種價值觀。許多人認爲做個體戶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很遙遠，因爲他們對自己感興趣的職業有大致想法，又很難確定到底想長期從事什麼職業，且沒有支持他們從事自由職業的基礎。
然而，對於有意在日本創業的人來說，缺乏基礎設施支持可能只是個小問題，關鍵問題在於大多數移民對從事某一特定的職業缺乏認真投入的熱情。許多移民都擁有知名大學的學位，但他們似乎沒有能力或不願意安心投入某份工作。在缺乏職業契約的同時，他們也缺少情感上的長期承諾，許多人都是單身，或者擁有伴侶但沒有孩子。古市的說法非常中肯：戰後的日本人夢想着在一棟郊區住房裏擁有一兩個孩子的典型核心家庭，但這一夢想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讓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最開心的事似乎就是用平板電腦瀏覽新聞，然後在社交媒體上更新自己的近況；對物質富足的夫婦來說，寵物已經取代了孩子的位置，而社交媒體則填補了不富裕人的空白。人們在優衣庫等低端連鎖店購買功能性衣物，恰如泡沫時代購物緊盯高端外國品牌。在後增長時代的日本，人們似乎更喜歡在自己家中與朋友聚會，而不是在時髦又昂貴的餐館用餐。物質富足的盡頭徘徊着經濟不穩定和情感不確定的幽靈，人們正在努力爲自己開拓一片天地，追尋一個既能維持生計又能滿足情感需要的可持續的未來——可惜，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做到。
岡本惋惜地指明瞭許多日本年輕人在絕望和隨波逐流之間躊躇彷徨的境況：“積極利用周圍訊息過活的人與不抱希望地生活着的人之間正在拉開越來越大的差距。我想我們現在已經明白，現實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抱有希望。”
換言之，移民們的敘述反映了他們在平衡個人能動性與系統性限制造成的社會失範之間的鬥爭。爲此，他們着眼當下，專注於“小確幸”和心潮澎湃的感覺——這種感受來源於從事令人滿足和激勵人向上的活動，是活力、幸福與積極的驅動力的混合物。在移居日本農村地區的城市人的敘述中，“心潮澎湃”感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元素，這與戰後幾代對物質財富的高度關注截然不同。儘管一些故事表明，受訪者更喜歡擁有一個物質富足的舒適區，但這種對舒適的定義因人而異。年近四十的男性移民會談論清晨新鮮烘焙咖啡的香味，開車上班時收音機裏令人精神振奮的音樂，或是幹完農活後抽着煙欣賞周圍美麗的稻田景色的趣味時刻。與此相反，這些人的前輩卻封閉了自己的感官，被迫乘電車通勤，待在一家自己並不看好但能確保終身就業的公司，重複做着自己並不喜歡的業務。
一些定居者成功地在知名企業拿到了一份滿意的崗位——他們的父母可能會對此感到滿意；然而，許多當代日本人或許會下意識地質疑這條職業道路從長遠來看是否真的有意義，因爲這些人都成長於工作繁忙的父親長年缺位的家庭。這種後現代的反思以及由此產生的出於非經濟原因而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決定，是日本後增長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徵。我認爲，正如岡本所說，個人爲尋求改變而做出的選擇將改變整個日本社會。追求“心潮澎湃”的另一面是新生的對風險的接納心態，羅森伯格精闢地論證了這一點：“危機意識及隨之而來的對新生活方式和問題解決方案的探尋統攝了日本年輕人的想象世界。”
在大多數情況下，移民青年都以各種方式提到了“降擋”的做法，即減少生活開支、物質財產存量與各種雜物的行動，最終目標是促使自己專注於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事物和實踐。歸根到底，考慮到個人放棄在大企業從事工作的決定，許多受訪者的故事表明，賺取到的物質財富缺乏附加意義是一個主要誘因。從追求物質富足到爭取個人自由支配時間的轉變或許是當前社會最大的轉型：東京池袋“偶爾觀月吧”酒吧的老闆高坂曾在一家大型百貨公司工作，年收入六百萬日元。現在他的收入只有從前的一半多一點，不過有了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高坂對發大財並不感興趣，他只想賺到足夠的錢來支持自己做喜歡的事。最近，在掙到太多錢之後，他把每週的休息日增加到了三天。在休息日，他陪伴家人，還在千葉縣以種菜爲樂。高坂稱自己爲“降擋者”，因爲他放慢生活節奏，遠離消費社會，強調個人價值優先；他的酒吧吸引了其他同樣有意願降擋的人。高坂的案例表明，許多城市人正在追求一種基於兩地的生活方式，在謀生的同時從事對自己和家人都有意義的活動，這就是富有意義的流動的體現。
由於泡沫經濟的破滅和“令人難以忍受的社會碎片化、不透明化和癱瘓”的社會總體氛圍而呈現出“虛弱”狀態，因爲有些人儘管在自我懷疑和不確定性中掙扎，卻顯然懷有自己獨特的願景和希望。終身就業及個人爲形形色色的社會架構犧牲奉獻的神奇公式已經不可持續，這一理念深入人心，社會失範也顯而易見。方向明確的新議程尚未誕生，因此，移民們在借鑑戰後術語和生活方式的同時，又在停滯與變革、入世與避世、滿懷希望與逃避現實之間徘徊，也就不足爲奇了。所以，個體經歷中存在着零散的相互矛盾的要素，這可能是後增長時代日本社會的基本特質，也是其他後工業社會在不久的將來必將出現的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