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呂小慶：不反思歷史的日本像是“被過早假釋的重刑犯”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就涉臺問題發表挑釁性言論，不僅公然衝撞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也將戰後日本在歷史反思上的嚴重缺失再次推到聚光燈下。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戰後歷史清算的“放水”與當下對東京的“提醒式約束”形成鮮明對照，也讓外界重新審視美日互動對地區格局的影響。在此背景下，文匯報記者採訪了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呂小慶。

11月28日，民衆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外參加抗議活動。新華社發

文匯報：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回答涉臺問題質詢時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臺海。該如何評價高市此番言論的本質？

呂小慶：高市早苗的這番言論明確無誤地表明，安倍晉三在卸任首相後發表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已成爲日本高市政權的對臺方針，日本政府可據此面對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對“臺灣有事”進行武裝干涉。

高市的這番言論，試圖從根本上顛覆以《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爲基石的政治基礎，對中日關係而言，性質極爲惡劣，破壞力極爲重大，影響極爲深遠。首先，高市早苗是作爲現任日本首相且是在日本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立法機關國會上正式表態，其代表的是政府意志而非個人。第二，“臺灣有事論”的出籠，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近年來日本自民黨政府對華政策發生重大改變有跡可循的必然結果。其最突出地反映在醞釀長達十年之久後，日本政府於2022年底通過“內閣決議”確立的新“安保三文件”，從國家最上位法律層面明確將中國作爲日本最大戰略對手（原文用“挑戰”虛掩），並規定在面臨“存亡危機事態”時，可先發制人主動攻擊。這也許是高市此次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所謂“法律依據”。第三，高市是具有三十年以上國會議員資歷的資深政客，一貫堅持極右翼反華立場，在涉臺問題上長期追隨右翼勢力總代表安倍晉三，今年8月公然竄訪臺灣爲島內“臺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更是在前不久APEC會議期間高調會見中國臺灣當局人員。高市在國會的“有事”答辯，絕非一時失言或缺乏政治技巧的冒失之舉，而是表露了日本右翼反華勢力面對中國日益強大實力而產生極端焦慮，暴露了他們急切力促“臺獨”分裂、全力遏阻中國大陸統一臺灣的真實意圖。

文匯報：二戰勝利已經80年，日本始終未能在國家層面形成統一、清晰的侵略歷史敘事，對戰爭罪行的反省尤顯不足。我們能否這樣理解：戰後日本的自我審視遠未達到一個戰敗國應有的深度，對亞洲二戰受害國而言，日本更像是“被過早假釋的重刑犯”？

呂小慶：戰後，由中、美、蘇三大同盟國牽頭，對日本戰犯進行了集中性國際法偵訊和審判，日本軍國主義部分頭目及罪行累累的戰犯受到應有的法律懲處。但是，美國爲了戰後對日本實施單獨佔領和冷戰需要，在遠東軍事法庭刻意庇護日本軍國主義罪魁禍首裕仁天皇於法外，甚至爲美國一己私利，對犯下反人類罪行的731部隊不予追究並加以保護。除7名甲級戰犯受到應有懲處之外，絕大多數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逍遙法外，甲級戰犯岸信介甚至成爲首相，重光葵、賀屋興宣等甲級戰犯續任內閣核心部門重臣，從而爲日本戰後不僅不會徹底清算侵略歷史，反而爲其後不斷隱瞞、淡化、修正甚至美化其侵略罪惡歷史奠定了天皇國體構架、派閥文化精神和國家組織基礎。在相當程度上，日本戰後從未形成國家層面清醒的侵略歷史敘事。其對戰敗反思的中心，是爲何在戰術層面敗於同盟國，而不是反思戰敗是對中國和亞洲各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必然結果。

日本在戰敗錯誤反思的指導下，戰後長達80年間，政府與民間右翼勢力相互配合，在對國民不斷錯誤宣介和教育灌輸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主流輿論主導的“大東亞戰爭”錯誤史觀，高市早苗無疑是日本社會總體右傾化的體現。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日軍隊進行淞滬會戰。這是中國軍隊88師在上海閘北的環形工事裏同日軍巷戰。新華社發

文匯報：日本教育領域的歷史修正主義由來已久。早在1951年，日本文部省就刪除了小學教科書中“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表述。這是否可視作歷史修正主義在教育體系中被“官方化”的關鍵節點？

呂小慶：1951年教科書修改並非美軍直接指使，而是美國對日政策轉變下日本的主動迎合之舉。二戰後初期美國本想清算日本軍國主義，但1950年初冷戰格局加劇，美國爲將日本打造成亞太反共據點，轉變爲扶持日本。日本“敏銳”捕捉這一風向，1951年文部省刪除教科書裏日本侵略中國的內容，本質是主動弱化戰爭罪責以討好美國，爲自身迴歸西方陣營、推進所謂“舊金山和約”簽署鋪路，雖無美軍明確指令，卻與美國戰略需求高度契合。1951年文部省刪除教科書裏日本侵略中國的相關表述，開啓淡化侵略歷史的先河，其流毒甚巨。

文匯報：作爲鷹派極右政治家的高市早苗即便在發表涉臺挑釁言論後，其內閣支持率仍維持在60%以上。這是否反映日本社會對高市相關言行存在較高程度的社會認同？是否也說明軍國主義思潮在日本社會中有復燃風險？

呂小慶：一方面，這確實反映了在日本政府和主流媒體長期錯誤引導下，加之日本殖民臺灣五十年“歷史情結”與島內“臺獨”分裂勢力猖獗的現實交集，日本國民在涉臺問題上存在普遍的錯誤認知。日本社會在涉臺問題上向極端民粹主義發展的危險性，令世人很自然地聯想是軍國主義思潮的沉渣泛起。不過，從目前和未來一段可預見時段內，日本極右翼反華勢力圖謀構建新軍國主義爲時尚遠。

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爲，高市政權的支持率在極短時間內急劇提升，與日本社會的政治輿論生態常識不符，這種以反華爲底色且有滑向戰爭危險的“民調”是否反映真實民意，值得嚴重質疑。高市內閣表象下的超高支持率，極有可能是高市政權操控媒體捆綁民意對我進行反施壓的伎倆。

2024年8月13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少年隊”原隊員清水英男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謝罪與不戰和平之碑”前懺悔謝罪。新華社發

文匯報：在中美元首11月24日通話後，美總統特朗普於次日與高市通話，並在通話中“建議不要在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有分析認爲，美國在1951年對日本單獨媾和發表所謂“舊金山和約”，事實上助長了日本保守勢力抬頭，被視爲戰後歷史清算的“放水”。您如何評價美國在歷史上的“放水”與當前在涉臺問題上的“提醒式約束”這一矛盾角色？美國對日本政策的實際約束力究竟有多大？

呂小慶：1951年9月8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尚在朝鮮戰場與美國及其僕從國作戰期間，美國蓄意將中國排除在外，糾集50多個國家與日本單獨媾和，發表違反《聯合國家宣言》的所謂“舊金山和約”。這是美國對日本戰後鬆綁的同時，作爲牽制和孤立新中國的重大舉措，但這個“和約”對中國是完全非法和無效的。所謂“舊金山和約”宣稱“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刻意閹割《波茲坦公告》此前已明確日本必須向中國歸還臺灣主權的條款，這爲美日其後鼓吹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埋下禍根。1972年9月中日雙方簽訂以“復交三原則”爲基礎的《中日聯合聲明》，事實上否定了所謂“舊金山和約”的“臺灣地位”表述，並通過1978年中日雙方最高立法機構認定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高市一系列錯誤言論不僅完全突破中日關係底線，公然踐踏國際法，且已危及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國自然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捍衛。我個人認爲，美方忌憚中國基於實力的地位，出於維護自身認爲具有“兩岸事務主導權”地位，出於維護“美日軍事同盟”領導權地位，特朗普對高市早苗不斷越界進行了約束。但同時，出於美日利用臺灣問題牽制我國的高度共同性，這種約束力相當有限。高市早苗在11月25日消停一天之後，即在11月26日的國會答辯中，祭出所謂“舊金山和約”招魂幡，一是對其11月7日國會涉臺錯誤言論進行詭辯；二是反過來向美國施壓，拉美國下水，用心十分歹毒。中方必將採取全方位有力反制，徹底撲滅日方反撲，絕不允許高市右翼反華集團亦步亦趨的陰謀得逞。

作者丨劉佳雯 呂小慶

編輯丨吳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