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還有其二 | 陳學勇

欣聞李傳璽先生大著《林徽因：大寫的她》正在付梓，封面特地印上一行：“辨析被誤讀的林徽因”，字雖小卻醒目。當下關於林徽因生平的八卦濁水遍地，李先生不受時弊風染，力求還原史實，不失爲一股清流。日積月累的努力，結成這一學術成果，令人感佩。

其著面世前夕，有幸先睹《文匯報》“筆會”披露的代序《回憶未必可靠》，感佩之餘，就抗戰爆發後林徽因匆匆出走淪陷故都北平日期的認定，略呈拙見，以祈李先生教正。

代序引述費慰梅一書《梁思成與林徽因》：

“1937年9月5日，梁家離開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曲瑩璞、關超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9月第1版，第124頁）

李先生認爲費氏記憶有誤，理由在剛剛出版的《林徽因全集》“英文書信卷”（1935—1940）。他引證，“全集”林徽因致費正清、費慰梅夫婦1937年9月19日的短信：“親愛的人們：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總還算是平安，一週前抵達天津，正乘船離開，準備前往青島轉濟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7月第1版，第272頁）又於是說，“此信一直由費慰梅保留着，明確地說明了梁林一家離開北平的時間是9月12日，和從天津繼續逃亡的時間是9月19日。”並猜想：“看來費慰梅在寫作時是僅憑記憶來寫的。她並沒有去看看當時的信件。”我琢磨費氏行文，用的史家筆法，所指日期，語氣肯定，未見“僅憑記憶來寫的”的痕跡。說費慰梅著述《梁思成與林徽因》沒有檢閱當年此信，同樣只是李先生的猜想。費氏非但完好保存了這張“紙條”（李先生所言此信），而且全文引錄在書裏，可惜李先生忽略無視。至於李先生斷言：“明確地說明了梁林一家離開北平的時間是9月12日。”其實林徽因紙條中找不到“9月12日”字樣，這日期也只是李先生依據寫信日期的推測，夠不上“明確”的程度。“一週前”未必確指七天前一日，不妨解作一週以前的那幾天。即使確指緊接七日前的那天，我也來猜想，或是林徽因的誤筆，她書信裏所書日期筆誤不止一回兩回。其時在天津等候母親的梁再冰，有文章回憶：“大約在1937年8月底或9月初，媽媽、爹爹、外婆、弟弟（從誡）從北平到達天津。”（《我的媽媽林徽因》）梁再冰是排除了中旬12日的。（順帶說一句，林徽因離開天津南下也不是李先生確認的林徽因寫信當天9月19日，而在又一週後的9月下旬。）林徽因、梁再冰所言皆是個概數，此前此後，朱自清與林徽因都多有過從，《朱自清日記》確切記錄了這一日期。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華）粹深與陳儲今日去天津……爲彼等送行。梁夫婦及秦亦離去。”應該算確證了吧。

9月5日或12日，幾天中林氏生平未發生重要事件。前後的差異於林徽因研究本無多大進退，我卻小題大做饒舌一番，是聯想到近年史料研究的某類欠缺現象。一旦發現新的資料，淺嘗輒止，匆匆作下似是而非的結論。前與某學兄聊天談及，我們喻之盜墓。盜者挖得文物即行徑告止（售賣是另一碼經濟上的事），學者則接着詳加考據。很贊同李先生看法：“即使是事件親歷者，時間一久，回憶未必可靠，在寫作時必須注意與原始資料或檔案相印證。”回憶未必可靠， 此其一也；事情還有其二——原始資料必定可靠麼？也不好說，同樣有個印證問題。猶如古墓之物，惟有考證之後才知悉文物價值意義。發現原始資料後斷然少不得這道工序，哪怕文字材料本身確鑿無誤。它的存在，離不開時代特徵、社會背景、政治環境、文化思潮、倫理氛圍，更有下筆人的個性、教養，以及彼時處境、撰寫動機、利弊顧忌、偶然情緒、表述習慣等等，若無視這種種因素，難免會影響對它的準確讀解，不僅不能證明什麼，有的甚而南轅北轍。近年披露了大量“文革”檔案，每見直接拿來簡單作證，多不使人信服。就說林徽因離北平赴津日期，經多次檢閱資料，我是寧信朱自清日記而疑林徽因書信的。

史料研究看似尋常，實爲不易，稍一疏忽，便成恨事。求準確無誤，既需功夫，也要工夫，兩者正是相輔相成。筆者的功與工，均欠缺得很，教訓不少。史料研究的勝境，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