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越抬頭，中國越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以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本質，是一場從政策開放到制度開放、從要素融入到規則塑造、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引領的深刻變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拓展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爲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
在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作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的戰略部署。這一部署通過深化制度型開放，以規則創新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體系，有效對沖外部不確定性。它不僅通過引入國際競爭倒逼國內改革深化，激發市場活力，更藉助“一帶一路”與雙邊多邊合作構建多元化國際市場空間，增強產業鏈韌性。這一戰略既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拓展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爲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
第八屆進博會上，瑞典館展出的斯凱孚中國首款近零碳軸承。本報記者 張伊辰攝
從“流動型開放”到“制度型開放”的範式變遷
傳統對外開放，核心是商品與要素的“流動型開放”，其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而在全球規則競爭加劇、價值鏈面臨重構的今天，開放的重點正轉向“制度型開放”。這本質上是通過國內規制體系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對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塑造制度比較優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有效的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制度型開放，正是通過引入外部規則壓力，倒逼內部制度優化，形成更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從而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制度性集聚”。這不僅是開放層次的提升，更是一場深刻的治理變革。
我國對外開放已經進入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階段。例如上海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從負面清單的持續縮減，到數據跨境流動制度的探索，其價值不在於爭取多少特殊政策，而在於爲全國性的制度變遷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公共產品”。因此，今後我們要轉向更多對接CPTPP和DEPA等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方面，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將中國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更緊密地聯繫起來。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與拓展嵌入式循環的結合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不僅是政治立場，更是經濟理性。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多邊體制提供了公共規則平臺，大幅降低了跨國交易的協調成本。當前，以規則爲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正面臨嚴峻挑戰，在全球化縱深發展與區域化並行演進的雙重趨勢下，中國的國際循環模式應從單一的“融入全球化”，轉向更具韌性的“嵌入式循環”，也就是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同時通過RCEP、CPTPP、DEPA等區域與多邊協定，構建更加穩固的區域生產網絡，形成“多邊-區域-雙邊”相互支撐的循環體系，捍衛國際貿易規則和國際公平正義，以中國的確定性穩住不確定的世界。
作爲RCEP框架下的核心樞紐，上海正在優化其“五個中心”功能，強化轉口貿易、離岸貿易，這正是在實踐從“通道樞紐”向“規則樞紐”和“流量調控樞紐”的升級，是構建“嵌入式循環”的關鍵節點。
以開放引領制度變革、激活發展動力
“以開放促改革”的深層機制，在於引致性制度變遷和激活發展新動力。外部衝擊是打破路徑依賴、推動制度演進的重要力量，對我國而言，開放就是倒逼國內體制機制改革、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強大外部動力。通過制度型開放，放寬市場準入、引入國際競爭，會對國內低效率的體制機制形成“創造性破壞”的壓力，從而大幅增強深層次改革的動力。同時，通過加快引入人才、技術、數據等重要的生產要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破除不利於要素優化配置的制度障礙。這不是被動的調整，而是主動利用開放作爲制度創新的觸發器和效率提升的催化劑。
“十五五”期間，我國在進一步實施自貿區提升戰略，持續放寬服務業外資准入方面，還有待更多的首創性、集成式探索，面臨更新的商業模式和監管體制的挑戰。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本身就是我們提升治理能力、優化營商環境的改革過程，形成“開放-改革-發展-再開放-再改革-再發展”的良性循環。
貿易創新、複雜產品與知識密集型服務的動能升級
貿易創新發展主要是指跨境電商、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等新業態新動能的創新發展，這是提升國際循環質量的關鍵。其理論支撐源於新貿易理論和新新貿易理論，強調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和企業異質性。
未來的方向，在貨物貿易方面，我們需要拓展中間品貿易、綠色貿易，推動市場多元化和內外貿一體化；推動貨物貿易向“複雜產品系統”升級，嵌入更多技術與服務價值。在服務貿易方面，需要完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這關乎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權和利益分配。在數字貿易方面，需要有序擴大數字領域開放；數字貿易重構了傳統的比較優勢，數據作爲新的生產要素，其跨境流動的制度安排將成爲未來國際競爭的核心。
雙向投資、資源整合與全球價值鏈的位勢提升
雙向投資的理論基礎已從傳統的資本流動，轉向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戰略性資產的搜尋與整合。吸引高質量外資來華投資，也即“引進來”的重點，需要從成本導向型外資轉向“效率導向型”和“創新導向型”外資，使其研發環節與本土創新體系深度融合。爲此，需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完善外資企業圓桌會議制度，保障外資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標準制定、政府採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讓中國大市場成爲全球創新的應用場和大機遇，讓外資願意來、留得住、發展好，共享中國新機遇。
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合規、穩健地對外投資，也即“走出去”的重點，則是要從獲取資源轉向戰略性資產搜尋和整合，通過併購國際研發機構、知名品牌等，快速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勢”和掌控力。如上海的振華重工、上汽集團等的海外投資，早已超越簡單的產能轉移，更多是佈局研發中心、建立全球設計網絡，這正是戰略性資產尋求的典型表現。下一步，我們需要更有效地實施對外投資管理，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引導產供鏈合理有序跨境佈局，重塑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開啓我國企業出海的良好時機。
共建“一帶一路”與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空間拓展
“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推動國際合作、拓展國際循環的重要平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是一個宏大的制度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現實示範。它意味着未來“一帶一路”建設將更加註重規則、標準方面的聯通，進一步加強與共建國家戰略對接，深化貿易、投資、產業、人文務實合作，拓展綠色、數字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通過基礎設施的“硬聯通”和規則的“軟聯通”，在更大的地理空間範圍內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市場邊界，催生新的經濟網絡，爲共建各國提供融入全球化的新通道，也爲中國構建多元化、抗風險的開放空間提供戰略支撐。
像上海、廣東等地作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區域，未來的核心貢獻在於提供高水平的專業服務，如金融、法律、航運管理，將“硬聯通”的設施轉化爲可持續的“經濟流量”。
總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本質，是一場從政策開放到制度開放、從要素融入到規則塑造、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引領的深刻變革。
（作者爲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