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母親的疼痛》：疼痛的內化與凝視
在當代華語電影的創作光譜中，以家庭爲核心、探究代際情感的影片屢見不鮮。電影《我和我母親的疼痛》，以“疼痛”作爲切入點，爲探討家庭倫理和代際情感賦予了新的視角。影片由上影集團出品，周新霞擔任剪輯指導，獲得了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剪輯獎。
影片以北京工作的圖書編輯趙敔回到家鄉雲南，陪伴患病母親鄭淡竹走完生命最後一程的故事主線，觸及了個人面對至親離去的普遍經驗，更在故鄉與他鄉、記憶與當下、疼痛與慰藉的多重張力中，構建了一個倫理羈絆與情感張力互文的敘事空間。電影呈現出一種高度內省和剋制的敘事策略，用近乎紀錄式的平靜敘事，展現生命消逝過程中的細微波瀾。
影片捕捉到了一個正在降臨在“八零後”一代人身上的普遍現實：第一批獨生子女已步入中年，他們的父母也相繼步入老年，直面生離死別，正在逐漸逼近這一代人的集體經歷。趙敔的形象，折射出當代職業女性的兩難處境：作爲在北京打拼的圖書編輯，事業正處於上升期，卻不得不面對母親病重的現實。這個名字的設定本身就具有深意——她自作主張將父母起的“趙宇”改成了許多人都不認識的“趙敔”，這一細節暗示了她的獨立與反叛；母親鄭淡竹曾是一位熱情洋溢的醫生，年輕時響應號召前往支邊醫療隊工作，如今卻被病痛折磨得“面目全非”。影片通過母女的雙重視角，共同構建起細膩真實的母女之間，情感羈絆與精神共生的人物關係。
敘事：非戲劇化與“不可言說”的疼痛顯現
影片採用了相對線性的敘事結構，以趙敔回鄉爲起始點，隨着母親病情的推進和母女日常相處展開。然而，影片並非簡單地描繪外部衝突，而是將敘事焦點轉向一種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內在痛感。它既是母親身體上的頑疾，也是女兒心理上的重負，更是二人關係中長久存在的、難以名狀的隔閡與牽絆。在主線推進中，故事藉由平靜而內斂的回憶性對白，代替在影像上常規的非線閃回，逐漸拼湊出母女二人過往生活的圖景：趙敔從最初的疏離、面對母親病情的無所適從，到最終理解、接受並平靜告別的過程。母親鄭淡竹則通過她病中瑣碎的言行、對過去的回憶以及對生命本能的眷戀，展現出複雜而堅韌的女性形象，其“疼痛”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層面與女兒隔閡的隱痛。這種疼痛，成爲了一種倫理關係的代言：女兒對母親的情感是混合着愛、愧疚、怨恨與憐憫的複雜體，而母親的堅強與脆弱同樣是一體兩面。
與充滿劇烈矛盾衝突的主流家庭片相比，本片在敘事上顯得“衝突貧乏”：情節上呈現出“反高潮”和“去戲劇化”的特徵，選擇了遵循“平靜與剋制”的創作原則。影片的敘事動力並非來源於激烈的外部事件，而是根植於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在看似平淡中向生活的幽深處開掘。人物之間沒有誇張的激烈爭吵，而多數衝突體現在極日常的細節中：通過病房、廚房、走廊、樓梯間的空間轉換，來緩慢鋪展母女之間被壓抑、錯位和延宕的情感；在喫飯、奔波、就醫的簡單場景中，母女矛盾常以極短的對話、視線交錯或拒絕觸碰的身體動作表現。這種對“微細衝突”的強調，與影片試圖呈現的“慢性疼痛”結構相契合：“疼痛”不是一次性爆發，而是長期、低烈度的存在；敘事的“平淡”反而構造出一種持續性的情緒壓力，使觀衆在不易察覺的節奏中逐漸沉入母女關係的緊繃與疲憊。
影片在對白設計上，以語言“留白”成爲一種情感動力的“潛臺詞”。母女間的對話雖然是功能性的，但真正的情感流動卻發生在沉默、眼神和未說出口的話語之中。在一場女兒爲母親擦拭身體的戲中，沒有一句臺詞，但女兒手上遲疑的動作、母親躲閃的眼神以及最終的默許，其間蘊含的羞恥、依賴、怨懟與愛憐，構成了比任何語言都更強大的情感風暴。許多情感的表達並非通過直接的言語，而是通過沉默、眼神交流、肢體接觸，甚至是一個不經意的動作來完成。這使得電影中最有力的場景往往也是最安靜的：母親強忍病痛發出的低聲呻吟；母女並肩躺在牀上，緊緊握住對方的雙手；女兒安葬母親後，與鄉親們行走在山間小路，彼此呼喚着名字；母親喜歡甄叔叔卻不願道明心意，是因爲不想拖累他人；電影結尾，趙敔在心中默唸：“新的一天隨之而來，我們將獨自迎接自己的生與死。”這一瞬間，個體的疼痛與一代人的命運產生了共振。
在此意義上，影片可被視作是一種“疼痛自傳”。這種“疼痛”的不可言說，被內化爲人物的身體狀態：母親習慣性的蹙眉、女兒無意識的緊張姿態、餐桌上漫長的沉默、以及那些關於病痛的身體細節。劇作的重點不在於“發生了什麼”，而在於“這些事如何沉澱爲身體與精神的印記”。這種身體作爲創傷載體的敘事策略，使得情感表達更爲含蓄且富有張力。
視聽：凝視與內觀互文的“親密影像”
影片在視聽層面上，展現出高度的自覺性。通過將風格偏向紀實與情緒詩意的結合，實現了對“凝視與內觀”的雙重表達。
在視覺設計上，電影形成一種介乎於凝視與疏離的“受困”式構圖：生活場景的展現，儘可能地調用長鏡頭和固定機位之間進行自然性的銜接，賦予觀衆一種“在場”的觀察感，使得母親病中瑣碎的日常顯得格外真實。而夫妻倆無論是在故鄉的家中，還是北京的家中，甚至租了更大空間的房子，但情緒和感官上，依然是”狹窄空間”的壓抑感。構圖常常被門框、窗欞或傢俱所遮擋，形成“框架”構圖，不僅在視覺上壓縮了空間，更象徵着角色被困於家庭責任和情感枷鎖中的處境。
而在人物關係書寫的部分，鏡頭頻繁依靠人物身體的側寫代替傳統的人物關係構圖，尤其在病房與家庭空間中，似乎以一種家庭成員的姿態參與；鏡頭少見極端情緒的特寫，更多采用的是觀察而非融入的視角；畫面構圖常將人物置於畫面邊緣，留出大片空白牆面或窗戶，形成視覺上的孤立感。親密與距離的並置，使影片在情感上避免了“自憐”或“控訴”的單一態度，而是呈現出一種複雜的倫理自覺。
在聲音設計上，影片大膽地削減了非敘事性的背景音樂，轉而以環境聲源作爲代替。這些日常噪音被放大後，構成了一種聽覺上的“煩躁”和“折磨”，成爲“疼痛”這一主題在聽覺層面的延伸。而母女之間大段的沉默，則比任何對白都更具張力，它並非空無一物，而是充滿了未盡之言和複雜的情緒，是聲音的“負空間”。
該片的視聽策略，既具形式上的美學意義，也兼具了符合人物關係建構的敘事功能：母女關係始終是“部分可見”的，是彼此凝視和相互疏離之間的流動和轉換，構建出一種親密性與距離感並置的“親密影像”氣質。
剪輯：緩敘與凝滯的時空間離
影片在剪輯風格上，採用一種更具人物思辨性和情感內驅力的底層邏輯，起到了構建敘事節奏和情感流動性的關鍵作用。
該片的剪輯點往往不是由事件的連續性決定的，而是由情感或意象的關聯性決定的。影片整體節奏緩慢，呈現出一種從容不迫的敘事姿態，甚至近乎凝滯。這種“緩敘”讓觀衆有足夠的時間去沉浸、思考和感受人物情感的張力與流動，而不是被病情的發展這樣表層的敘事情節所裹挾。尤其在描繪母親病中日常的段落，時間的流逝似乎被刻意放緩，這種凝滯感，帶來了疾病敘事的一大特徵：疾病和疼痛，對個體生命節奏的干預甚至剝削。它迫使觀衆放下對情節的期待，沉入到人物的情緒氛圍中，去感受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所帶來的沉重，去體會那種無處可逃的疼痛是如何在漫長的日常中被一點點咀嚼和承受的。
剪輯對空間與時間一致性的把控，實現了在影片敘事層面上，同時建構和解構了“家與人”的空間意象。剪輯構建出了兩種物理空間調度：家與醫院的對位與互補。北京的“家”是流動性的，而故鄉的“家”是存續的；家雖然是情感與記憶的載體，卻同時也是長期隱性暴力（言語傷害、情感忽視）的發生場；醫院是身體疼痛的顯性場所，卻也提供了某種面對與和解的契機。
影片通過剪輯，不但實現了從敘事到感官上的空間轉換，也在視覺上呈現出一條“疼痛加深”的時間軌跡，隱喻了母女情感從誤解、對抗走向萎縮、沉默與遲來的理解，從而完成從“看不見的疼痛”（情感與倫理羈絆）到“看得見的疼痛”（病態與創傷顯現）的轉化：一方面使觀衆切身感受患癌之後，介於日常與病態之間反覆拉扯的繁瑣與重複；另一方面通過重複與拉長，構造出一種“停滯時間”，彷彿母女被困在既無法快速結束、又無法逃離的疼痛循環中，從而構成一種“間離”效果。剪輯故意不繼續停留在人物的哭泣或爭吵，而是轉向冷靜、甚至近乎冷漠的物與空間；情緒因此在空場景中“滯留”下來，觀衆得以在某種距離中重新審視剛剛發生的情感爆發。這類處理既避免了情緒的過度煽情，也強化了疼痛的“後效性”：真正難以消解的痛感，不在激烈瞬間，而在其後的空虛與沉默。
結語
《我和我母親的疼痛》雖然在題材選擇和敘事手法上都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然而並未止步於純粹的寫實。在現實主義的基底之上，融入了剋制且有限的留白式表達，避免過度解釋人物動機或情感，讓觀衆在影像和聲音的暗示中自行解讀和感受。這種“不言而喻”的表達方式，賦予了家庭倫理更加深沉的主體闡釋，從而也形成了一種“傳遞痛感”的現實主義美學風格。它根植於日常生活的細節真實，卻又通過形式上的提煉與強化，達成了一種“日常史詩”的美學風格。影片的結局往往是開放性的，沒有大團圓的和解，也沒有決絕的斷裂，有的只是一種經過漫長凝視後的、帶着傷痕的共處與理解。這種美學上的剋制與誠實，使得影片的情感衝擊力更爲持久和深刻。
影片通過散漫卻又高度自覺的敘事結構，完成了從私人記憶到具有普遍意義的“疼痛敘事”的轉化。影片所呈現的不是單一的母女關係，而是多重疼痛交疊的譜系：通過視聽與剪輯，對身體的凝視、對日常與病態切換的延長呈現、對空間與聲音的細緻調度，實現了建構“疼痛敘事”的基本倫理——它呈現的“疼痛”是彌散性的而非結構性的，是關係中共生的產物，是歷史在個體身上的沉澱。通過電影文本，讓一種本質上難以言說、難以共享的內在經驗，成爲可被觀看、可被共情的視聽紀實。如何與母親相處，並不只是親密關係與家庭倫理問題，而是多重社會倫理密切糾纏的文化命題；而該片正是藉由精準的敘事影像，爲這些被壓抑與被忽視的疼痛，提供了一種得以被看見與被理解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