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說：現代美國文學全都來源於馬克·吐溫的一本書-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1835年，薩繆爾·克萊門斯出生於密蘇里州一個名爲弗羅裏達的偏僻小鎮，不久後隨家人遷往密西西比河畔的漢尼拔鎮，並在這座密西西比河畔的小鎮度過了快樂而充實的童年時光。

彼時，生活在這座仍有大量奴隸居住的的邊境小城的人們不會預料到，那位正在叔叔農場中和奴隸們玩耍的小克萊門斯會成爲後來《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的作者、堅定的奴隸制反對者，他就是馬克·吐溫。

美國文學藝術學會首任主席、文學評論家威廉·迪安·豪威爾斯曾評價道，馬克·吐溫是獨一無二、無可比擬的偉大作家，將其譽爲美國文學中的林肯。在美國19世紀的發展狂潮中，馬克·吐溫目睹了年輕的美國從因內部衝突而支離破碎的國家到帝國主義強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他常常對正在發生的種種變遷發表自己的見解，並以其文學的鄉土性、哲理性、幽默感叩擊着讀者心靈，成爲了美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標杆人物，並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引起廣泛迴響。

密西西比河畔的文學開拓者

若要追溯馬克·吐溫文學世界的源頭，就必須回到他成長的密西西比河畔。

在漢尼拔鎮，馬克·吐溫的父親曾擁有一名奴隸，他的伯父則在農場中擁有多名奴隸。年幼的馬克·吐溫童年的許多個夏天都是在他伯父的農場度過的，他經常在奴隸們的住所裏玩耍，聆聽那些他終生喜愛的奇聞軼事和黑人靈歌。每年夏天，他都會在伯父的農莊上待幾個月，這段生活直到晚年仍令他十分神往。在農場生活中，馬克·吐溫意識到，黑奴並非天然低人一等，社會對黑奴不以爲意的態度並不合理。其中，黑人奴隸丹尼爾叔叔成爲他對黑人印象的重要來源，也成爲其筆下黑人角色的共同原型。丹尼爾叔叔極富同情心，爲人真誠，常常幫助並照應着小馬克·吐溫。這讓他猛然意識到，雖然膚色在他們之間劃下了一條難以捉摸的界限，但在精神上，農場中的黑人朋友們永遠留在了他的心中。

在《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中，黑奴吉姆即是馬克·吐溫以丹尼爾叔叔爲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吉姆原是華特森夫人家裏一名溫厚的黑奴，當他偶然聽見主人打算把他賣到更南方的種植園時，出於不願遠離妻女的本能選擇逃亡。在經歷了重重艱難後，吉姆與小說主人公哈克在傑克遜島重逢，隨後在木筏上共同漂向自由。這一旅程讓吉姆逐漸從“奴隸”變成“夥伴”，再變成哈克眼中值得託付的親人。吉姆的善良靜默而堅韌，他用經驗保護哈克，用寬厚包容惡作劇，用沉穩掩蓋自己的悲傷，甚至在同伴受傷時寧願放棄逃生機會也要留下救人。吉姆最終獲得自由，卻仍惦記着家人，希望歸去將他們從制度的陰影中一併帶出。

值得注意的是，《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絕非簡單的廢奴主義宣傳冊，其在美國文學史中地位卓著，被認爲是馬克·吐溫代表之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美國小說家歐內斯特·海明威說：“現代美國文學，全都來源於馬克·吐溫寫的一本書，書名叫作《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它是我們所有的書中最好的一本書。在這以前沒有過，在它之後也沒有一本堪與之匹敵的書問世。”事實上，海明威的評價不僅肯定了該書的文學高度，更指出它在確立美國文學獨特風格方面所做出了開拓意義。

在美國文學的早期發展歷程中，文學的“美國性”一直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標。如何在這片“新大陸”上創造出真正屬於美洲的文學傳統，並使之擺脫英國舊世界的文化陰影，是所有十九世紀美國作家共同面對的課題。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明確提出，美國文學必須摒棄歐洲的陳舊規範，轉而從美國自身的社會現實、自然景觀與民族經驗中汲取力量。在梭羅、梅爾維爾之後，馬克·吐溫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完成了在語言、敘事方式與文化視野上實現了“美國化”使命。它以夾雜方言的真實口語、對密西西比河流域生活的細膩書寫、以及對自由、道德與種族等重要議題的深刻洞察，呈現出一種徹底紮根於美國社會現實的文學形式。在漫長的文學創作生涯中，馬克·吐溫始終堅守了密西西比河畔的風土人情，爲蓬勃發展的美國南方文學創造了基礎。

批判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

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並不僅體現在他對語言與風格的革新上，更體現在他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洞察與深刻批判。19世紀的美國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與社會動盪劇烈交織的時期。快速工業化帶來了生產力的躍升，卻也加劇了政治腐敗和擴張意識。馬克·吐溫以鞭辟入裏的文字，對美國社會的重重病症拆解剖析，以諷刺而幽默的語言書寫着美國社會的複雜。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馬克·吐溫於1870年發表的《競選州長》在政治諷刺文學中堪稱兼具影響力與代表性。通過虛構的“我”競選紐約州州長的情節，馬克·吐溫將美國十九世紀末的政治生態描繪得淋漓盡致。作品以第一人稱視角展開，一個原本以風趣作家形象廣受歡迎的候選人，卻在競選過程中不斷遭遇媒體惡意中傷、政敵造謠抹黑以及公衆輿論的盲目跟風。小說中的政黨機器通過操縱信息、煽動情緒、製造恐慌等方式使選舉成爲一場“誰更能抹黑對手”的競技。在小說中，報社爲了提高銷量，刊登肆意捏造候選人“偷竊、貪污、虐待妻兒”等荒誕不經指控的文章，不顧事實真相。馬克·吐溫以誇張口吻呈現媒體的造謠過程，使讀者在荒誕中感受到新聞機構對公共輿論的操縱力量。候選人“我”在層出不窮的誹謗與陰謀中逐漸陷入被動，最終不得不宣佈退選。這一諷刺結局不僅揭露了選舉制度被操控的荒謬，也反映出吐溫對當時美國政治現實的深切失望。

事實上，馬克·吐溫對美國選舉政治的剖析極具教育意義。馬克·吐溫並沒有直接宣講政治道德，而是通過荒誕的敘述邏輯讓讀者在笑聲中意識到制度性的缺陷。在馬克·吐溫筆下，在被媒體裹挾的競選過程中，真相往往不敵謊言，品格不敵輿論，而民衆也容易在媒體裹挾下失去判斷力。更重要的是，這篇作品在揭露選舉政治腐敗的同時，也折射出馬克·吐溫更廣泛的社會批判立場。他清醒地意識到，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政治現代化的外表之下，美國社會仍然隱藏着許多弊病，馬克·吐溫敏銳地捕捉到其潛在危害，並通過文學形式將其呈現出來。

馬克·吐溫的批判態度並沒有止步於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諷刺，在美國在美西戰爭後邁向海外擴張、逐漸走上帝國主義道路時，他的批判鋒芒進一步延伸到國際層面。雖然早年曾經支持美國將夏威夷納入版圖，但馬克·吐溫根據1895年環球演講中在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等地的所見所聞，以及在對《巴黎協定》中關於將菲律賓利益轉至美國的條款方案。在回到美國後，馬克·吐溫逐步轉向了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在反帝國主義協會中擔任副主席，撰寫多部尖銳批評美國殖民政策的文章。在《致坐在黑暗中的人們》與《戰爭祈禱文》中，他以冷峻的反諷口吻揭露了美國以文明、宗教和自由之名行暴力壓迫之實，尤其批評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在接受《芝加哥論壇報》採訪時，馬克·吐溫不客氣地指出，“我過去覺得給予菲律賓人民全部的自由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是現在我估計得靠他們自己把自由還給自己了。”

從民主制度的虛僞到國家走向帝國主義的危機，馬克·吐溫以其敏銳的觀察、尖銳的諷刺與堅守良知的道德立場，構築起一套寬廣而深刻的批判現實主義寫作體系。他既繼承又超越了19世紀美國現實主義傳統，使諷刺文學具備一種橫跨社會、政治與世界格局的整體性視野，因而無愧爲美國批判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

中國讀者與馬克·吐溫

19世紀後半葉，在堅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國社會開始系統性地接觸和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在這一歷史轉折期，馬克·吐溫兩部篇幅短小的諷刺性作品《俄皇獨語》與《山家奇遇》首次傳入中國。進入20世紀後，文學界對西方文學關注日深，從短篇小說《百萬英鎊》到長篇小說《湯姆索亞歷險記》，馬克·吐溫逐漸成爲近現代中國譯介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歐美作家之一，其作品在讀者羣體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馬克·吐溫寫作的年代正值中國頻繁受到外國列強蹂躪的晚清時期。自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開始，清政府不得不頻繁與外國列強簽訂諸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更加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00年前後，高舉“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爆發，反抗西方列強入侵。馬克·吐溫對中國的遭遇深感同情，在1901年發表了《我也是義和團》演講，高聲吶喊“我也是義和團”。在中國處於極度落後貧困的情況下，馬克·吐溫能夠與中國民衆站在一起，無疑讓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感到肅然起敬。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馬克·吐溫作品中包含大量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辛辣批評，即使在美國文學因政治關係而備受冷落的情形下，其作品依然被大批引入中國。在被視爲“紙老虎”的大洋彼岸的帝國世界裏，以馬克·吐溫爲代表的作家，以其暴露和批判美國社會與政治文化的特點，仍然被看作是中國人民的“友軍”。馬克·吐溫《競選州長》曾入選中學語文教材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百萬英鎊》曾多次入選中學英語教材，成爲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品。

然而，在文學文本閱讀從政治性轉向文學性的當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馬克·吐溫文字中的中國敘述。雖然馬克·吐溫對中國的遭遇總體上呈同情態度，但是其在文學作品書寫中，仍難免受到時代話語影響，展露出西方霸權的文化底色。在《戈爾德史密斯的朋友再出洋》中，馬克·吐溫模仿英國作家奧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諷刺書信體小說《世界公民》，敘述美國社會對華工的系統性歧視，批判了當時美國國內正日漸顯露的帝國主義傾向。故事主人公阿宋喜天真愚鈍，受到欺騙前往美國。然而，在阿宋喜抵達美國後，警察毫無理由對他施暴，而一名醫生又以預防天花爲名施打不必要的疫苗，從而掏空了他的積蓄。這些情節凸顯了馬克·吐溫對美國的控訴，一個宣稱自由的國家，卻利用其制度性力量邊緣化非白人移民。毫無疑問，這篇諷刺作品的直接意圖是批判美國政府濫用權力並損害了其“自由與平等”的聲譽，展現華工在美國社會中所遭遇的歧視。不過，馬克·吐溫將阿宋喜被塑造成過分信任他人、無助而順從的形象，反而體現了典型的“溫順的亞洲人”刻板印象。阿宋喜被動承受美國社會的歧視，其形象反而強化了美國語境中對華人“順服”的簡化認知。在此意義下，馬克·吐溫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同時加深了帝國主義視角下的華人刻板形象建構，這體現着文學書寫的複雜性，即便是最具進步意義的批判，也可能在無意間再生產其試圖瓦解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