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能否走出對非洲的認知盲區

西方經濟學界對非洲的研究長期受兩種觀念支配：一是對非洲經濟活動的固有認知，二是自認放之四海皆準的西方經濟理念。近日，歷史學者布朗溫·埃弗瑞爾（Bronwen Everill）推出《非洲經濟學：西方認知盲區史》（Africonomics:A History of Western Ignorance，HarperCollins 2025），揭示了數個世紀以來，西方試圖干預、“修正”非洲經濟，卻屢屢受挫的根源——包括傳教士、慈善家、發展專家和非政府組織等在內的外來者，與殖民剝削者共享了同一套錯誤的認知前提，即認爲非洲經濟應效仿西方模式。他們忽略了非洲本土經濟傳統，生搬硬套西方關於增長、財富、債務、失業、通脹及女性勞動的理論框架，用與當地實際脫節的西方標準來衡量成敗。埃弗瑞爾說，這就好像一句諺語說的，“手上拿着錘子的人，看什麼都是釘子”。

埃弗瑞爾揭示西方觀察者如何將自身的經濟史普遍化，利用歷史敘事把非洲經濟文化塑造成落後典型。然而這些非洲經濟體的運行機制並不落後，今天看，還往往體現着當代經濟學家推崇的經濟原理與政策。她試圖挑戰那種認爲非洲是一塊“白板”、需要從零開始構建經濟體系的謬見，而經濟史正是認識歷史真實日常的最佳窗口。

她以奴隸貿易爲例。當年歐洲干預主義者聲稱，非洲奴隸貿易的存在以及大片未開發的土地，表明非洲人德行低下，必須將他們改造爲守規矩、高產出的農民。但埃弗瑞爾指出，非洲人對財富的定義有所不同——在非洲某些地區，土地是公共資源，財富以人口而非財產爲衡量標準，勞動力管控是非洲自身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而且，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實爲歐洲人強加的制度。

諷刺的是，歐洲人忽視了經濟思想的明顯共通性。埃弗瑞爾舉例說，19世紀英國的婚姻市場不也是“以人爲財富”的嗎？許多英國諺語會強調要“巧幹，而非苦幹”，看上去不夠賣力的非洲農民未嘗不是如此。還有19世紀英國官員推行以“理性”的紙幣取代“非理性”的貝殼、玻璃珠，但英國自身不也是依靠黃金這類實物貨幣，才勉強能穩定紙幣價值嗎？

英國18世紀即採用金本位制度，美國則遲至1870年代。19世紀末，隨着更多國家採用金本位制，尋找新黃金來源的競爭愈演愈烈。英國探險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擔心英帝國在這場競爭中落後於美國，在兩卷本《黃金海岸淘金記》（1883）中，直斥讀者大衆的無知——竟未攫取西非黃金海岸（今加納一帶，加納1874年起成爲英國殖民地）唾手可得的黃金資源。他看着當地人的淘金和手工開採活動，痛心感嘆：“半數金砂白白流失……怎麼既沒有成立礦業公司，也沒有派駐勘探人員呢？”要知道非洲的黃金“終將抵得上六個加利福尼亞”！

早在其二十年前的暢銷書《西非漫遊記》中，伯頓就闢專章討論黃金，並引用了17世紀荷蘭商人威廉·博斯曼的記載。博斯曼造訪了今加納境內的阿散蒂王國（Kingdom of Asante），目睹了每年作物收割後的短暫採金。他記述婦女們“年復一年固守同一河段”淘洗金砂，卻從不追溯金源以一網打盡。

事實上，緩慢而穩定的黃金積累更符合阿散蒂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季節性開採管控，王國得以維持物價穩定。在19世紀歐洲殖民者入侵前，阿散蒂政府通過本土的中央造幣機構掌控所有黃金。境內發現或流入的金塊必須上繳王家鑄幣廠，在那裏被鑄造成可供流通的媒介。

而在伯頓看來，西非政府這種漫不經心的採礦方式，必須用英國的產權觀念、稅收政策及政府監管加以“糾正”。因此，所謂“低效”是於歐洲貿易企業以及試圖徵稅的殖民政府而言。

埃弗瑞爾說，直到今天，西方世界始終未能理解非洲經濟，在“國際發展”實踐中仍然盛行錯誤的認知。非洲在棉花製造業的創新實踐、對可可分銷體系的開拓、殖民時代前長期成功的通脹管控……這些經濟敘事需要重新被書寫，尤其是發動非洲本土培養的經濟史學者來書寫，纔有可能塑造非洲經濟的未來。

埃弗瑞爾曾任劍橋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現爲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經濟系非洲歷史經濟學實驗室訪問學者，並於2024年8月起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寫作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