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陶瓷的景德鎮，怎麼就變成“中國直升機搖籃”了？

“對資源型城市而言，資源終會枯竭，但將其價值最大化的能力不會——真正的財富，從不在地下，而在這裏的人。”

文 /巴九靈

贛州經開區的稀土深加工車間裏，機械手正將提純後的稀土氧化物壓制成永磁電機磁鋼——這些核心部件將直供全球頂尖新能源車企，每公斤售價可達數千元，是早年稀土原礦價值的20倍以上。

2025年，一場“稀土風暴”席捲全球。中國手握稀土精煉與永磁體制造超90%的產能，綜合成本僅爲海外三分之一，技術領先二十年。而贛州，這座“稀土王國”“世界鎢都”，憑藉佔全國三分之一的稀土產業體量，如同那隻揮舞翅膀的“蝴蝶”，攪動着全球新能源、半導體與軍工產業鏈。

距離贛州500多公里的景德鎮，這座享譽中外的 “瓷都”，又得一個新名號——“中國直升機搖籃”。如今的景德鎮，已集聚低空經濟企業105家，涵蓋直升機、無人機及大飛機部件的全方位航空產品體系，預計到2026年，全產業鏈營業收入將突破2500億元，不久前剛剛開幕的2025中國（江西）航空產業大會就在景德鎮舉辦。

從“賣礦石”到“賣核心部件”，從做陶瓷到佈局低空，贛州與景德鎮蛻變，藏着南方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樣本，更折射出中國資源型城市突破“資源依賴”的深層發展邏輯。

“北煤南礦”的格局

資源型城市，通常是因礦產、能源等自然資源而興起，並以它們的開採與加工爲支柱產業的城市。

在許多人的印象裏，南方是江浙滬的繁華與大灣區的科創，廣袤的北方纔是中國資源重地。

但實際上，南方也有不少資源城市，並且整個中國資源版圖，呈現出“北煤南礦”的鮮明格局：

《中國礦產地質志•中國礦產地分佈全圖（2020）》

北方以煤炭、石油、鋼鐵等“重型資源”爲主導，山西、陝西、內蒙古的煤炭儲量佔全國70%以上，黑龍江、山東的石油產業支撐起區域經濟，由此催生了一批“一業獨大”的重工業城市。

這些地區國有經濟佔比高，例如，遼、吉和黑三省國有資產在工業企業中的佔比分別達46%、54%和65%，遠高於東南沿海省份。沉重的產業模式，加上人口外流，轉型牽涉面廣，難度猶如“大象轉身”。

而南方的資源更具“高精尖”特質——那些關乎工業命脈的 “維生素”，如稀土、鎢、錫等，深植於南方羣山之中。

像贛州的稀土、鎢儲量合計佔全球30%以上，湖南郴州的鉍、銻儲量穩居世界第一，婁底是“世界銻都”，雲南箇舊是“中國錫都”，安徽銅陵爲“中國古銅都”，江西景德鎮、貴州六盤水也曾是南方重要的煤炭基地。

南方羣山裏的小金屬礦

然而與北方一樣，許多歷經百年開採的南方資源城市，也因高品位礦體大幅減少而面臨“資源枯竭”的挑戰，轉型已成爲發展的必然選擇。

所幸，南方在轉型之路上具備幾重優勢：

一是水資源充沛、生態本底較好，爲可持續發展與產業承載提供了基礎；

二是毗鄰長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大型經濟圈，“近水樓臺”的區位在人才獲取、資本與接入市場方面更具便利；

三是南方的民營經濟佔比高，普遍超過60%甚至80%，中小企業集羣發達，產業鏈條雖相對短卻更靈活，有“船小好調頭”的“靈活基因”。

這些優勢疊加，爲南方資源型城市進軍下游精深加工、挖掘新產業價值創造了條件，由此湧現出贛州、景德鎮等轉型黑馬。

轉型黑馬城市

上世紀末的贛州，稀土產業是“混亂與浪費”的代名詞。當地老礦工回憶：“那時亂採濫挖，礦點比小賣部還多，就像豬八戒喫西瓜，喫一半丟一半，稀土以泥土價外流。”

儘管這裏離子型稀土儲量佔全國同類的80%以上，但行業整體負債，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破壞。

2004年，贛州打響轉型“第一槍”：整合全市200多個礦點、1300多個投資主體，成立贛州稀土礦業有限公司，實現“統一規劃、統一開採、統一管理”。這一舉措遏制了資源浪費，更爲產業升級奠定了基礎。

2015年，南方稀土集團成立，“國家隊”入場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延伸——從稀土氧化物到稀土金屬，再到永磁材料、永磁電機，產品附加值實現 “三級跳”。

如今的贛州，已構建起全球最完整的稀土產業鏈：全國60%的稀土二次資源回收產能集中於此，廢舊磁材經再生處理後“變廢爲寶”；中科院贛江創新研究院、國家稀土功能材料創新中心等平臺落地，攻克了30餘項核心技術，使贛州稀土永磁材料的性能達到國際頂尖水平。

國家稀土功能材料創新中心

2024年，贛州稀土產業產值近千億元，其中深加工環節的貢獻佔比或已經超過一半，並且還在持續提升中，而在2010年，這一比例纔剛到10%。

如果說贛州的轉型是“深耕主業”的堅守，景德鎮則走出了一條“跨界融合”的神奇之路。

追溯淵源，1969年三線建設的浪潮中，2000餘名來自哈爾濱的航空精英南遷至此，組建起第602研究所、昌河飛機制造廠等“三廠一所”，奠定了“北有哈爾濱、南有景德鎮” 的全國直升機產業格局。

當煤炭產量下滑、傳統陶瓷產業遭遇產能瓶頸，景德鎮兼具歷史積澱、技術壁壘與政策契合度的航空產業，順勢扛起了城市轉型的大旗。

更令人驚喜的是，陶瓷產業長期積累的精密製造、耐高溫材料等技術，竟與直升機的陶瓷基複合材料研發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協同效應，爲轉型注入了動能。

更奇妙的是雙向引流的良性互動：陶瓷文旅吸引的萬千遊客中，不少會走進直升機科技館一探究竟；而航空產業匯聚的10萬餘名科技人才，又爲陶瓷文創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新靈感。這一跨界融合的化學反應，推動近年來景德鎮節假日旅遊收入實現翻倍增長。

遊客打卡景德鎮直升機科技館

除了“縱深”與“跨界”，另一些南方資源城市正憑藉區位優勢承接產業轉移，切換髮展軌道。

比如湖南郴州，在持續深耕有色金屬精深加工的同時，積極引入來自大灣區的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等新興產業——其招商項目中約八成源大灣區。

爲進一步打通開放通道，郴州在自貿片區內推行“湘粵港‘跨境一鎖’快速通關模式”，將往來香港的貨物通關時間壓縮至24小時以內，運輸效率提升40%以上，硬是讓不臨海的內陸城市，彷彿擁有了直通港澳的“出海口”。

而貴州六盤水、重慶萬盛則在礦產枯竭後，轉而深度開發氣候、生態等資源，分別塑造出“涼都”與“石林之祖”的新城市名片。

重慶萬盛：煤礦村喫上旅遊飯

轉型成功的共性

儘管路徑各有不同，但縱觀那些轉型初見成效的城市，仍能梳理出幾條核心共性。

首先，是“國家隊”與地方力量的系統協同。從贛州的稀土整合到景德鎮的航空升級，“國家隊”都提供了強有力的戰略支撐，既避免了城市內部“散兵遊勇”式的低效競爭，又保留了民營經濟的靈活活力。

其次，在與“國家隊”協同發力時，地方政策的“精準度”遠比“力度”更爲關鍵。

這意味着需摒棄“大水漫灌”和“爲轉型而轉型”的粗放思維，從“資金補貼”的淺層邏輯，轉向聚焦產業發展瓶頸、圍繞核心環節實施精準賦能。

比如景德鎮，近年來，國家通用航空產業綜合示範區、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試點等政策落地，恰好匹配了直升機產業對空域開放、軍民市場和集羣配套的深層需求；該市聚焦航空經濟高附加值賽道，避免了“撒胡椒麪”式的資源耗散。

江西天一航空裝備有限公司

雖然陶瓷和直升機的跨界，有“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但本質是“國家隊”、政府引導與市場機制多重作用下的“驚奇一躍”。

這裏也可以看出，成功的轉型從未全盤否定過去。那些長期積澱的產業基因、技術工人與產業鏈配套，是不可複製的“隱性資產”。

對這些資產進行創造性價值重構，遠比盲目追逐產業熱點更爲可靠。就如景德鎮同時沒有拋棄“瓷都”標籤，真正的轉型，不是跟風文旅或承接低端產業，而是讓傳統積澱成爲新興產業的“跳板”。

第三，要找準比較優勢，拒絕“千城一面”。比如區位“換軌”的關鍵，是把握“承接”與“升級”的平衡。

郴州的實踐表明，不只是靠地理優勢，更要做系統性改革——融入先進地區經濟圈、找準產業鏈生態位，再通過完善設施、創新招商、優化環境，把潛在優勢變成實際動能。

而本地配套、營商環境和創新吸引力，直接決定城市是被“虹吸”，還是能與核心城市“反哺共贏”。說到底，轉型不是“上兩個新項目”，而是產業、生態、城市功能與治理的全面升級。

一個半世紀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優勢” 理論，指出發展的關鍵不在於樣樣精通，而是在於專注於自身相對效率最高的領域，通過專業化分工和貿易交換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對資源型城市而言，資源終會枯竭，但將其價值最大化的能力不會——真正的財富，從不在地下，而在這裏的人。

本篇作者 | 袁一音 |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主編 | 何夢飛 | 圖源 | VCG、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