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爲何對小小蚊子“大動干戈”？

“一隻蚊子一次能產下200多個卵，且不是一次產在一個地方，而是附近多地。連蚊子都知道，雞蛋不能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這兩天，杜楊昆正帶領團隊投入越冬蚊的防制工作。

這是一支病媒生物防制專業隊伍，隊員們身背30斤重的藥水噴灑裝備，或走進居民小區地下室，或深入公園裏的假山，或蹲下身觀察城中綠地的池塘。隨着杜楊昆與隊員們手指沉穩地按下噴霧開關，藥液便如薄霧般籠罩在地面或水面上……他們消滅的不止是一窩蟲子，還可能是一場潛在的公共衛生危機。

就在11月，上海完成第八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病媒生物防制保障任務，展會期間病媒生物密度控制達到國家最高A級標準。進博會是一個縮影。近年來，本市病媒生物防制面臨城市形態多樣、氣候變化影響、輸入壓力驟增等多重挑戰。作爲應對之舉，大型展會病媒生物防制“上海模式”也正在構建之中。

上海爲什麼對蚊子“大動干戈”？事實上，這不僅關乎廣大市民的“體感”，或單純出於對蚊子這種小生物的厭惡。小小的蚊子，有能力讓一座超大城市“慢下來”。這背後，是一道關於公衛防控、算法技術和城市治理的全新考題。

警惕“花腳蚊子”，已成排在第二位的蚊種

“我們發現，蚊子也在進化。”虹口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飛與杜楊昆聊起了蚊子的“新動態”：過去一般認爲伊蚊喜歡清水，有點“潔癖”。但現在，專業人員發現污水裏也有它們的蟲卵了。

杜楊昆熟悉各類“滅蚊裝備”

在上海，圍繞小小的蚊子，背後有市區疾控這樣的公衛專業力量，也有杜楊昆這樣的社會化專業消殺人員。並且，這些專業隊伍早已進入“全年無休”模式——剛結束進博會保障任務，馬上投入越冬蚊防制工作。

上海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市衛健委健促處二級調研員樂之春回憶，上世紀90年代，他剛接觸愛衛條線時，滅蚊工作的節奏是“冬季練兵，春季備戰，夏秋壓制高峯”。但大約從十年前開始，滅蚊的節奏開始變了，由“運動式”的突擊模式逐漸轉爲“滾動式”的全年無休模式。

爲什麼？且不論蚊子可能左右人類戰爭走向這類“遠憂”，近在2015年、2016年，寨卡病毒就影響巴西等美洲地區，直接波及里約奧運會的籌備工作，對當地經濟、社會生活造成衝擊。而寨卡病毒正是由白紋伊蚊傳播。

全球化的時代，病毒沒有國界，一隻隨航班偷渡而來的帶毒母蚊，一次叮咬，就可能引發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更何況，我們身處的城市系統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上海的城市形態與十多年前完全不同了，城市越來越大，地下積水空間增加，綠化面積也大大增加，公園越來越多。大家都喜歡公園，蚊子也喜歡。”樂之春形象地說，大型綠地、口袋公園也是蚊子們喜歡的“五星級賓館”。

再簡單說說蚊子的一生，可分爲卵、幼蟲、蛹和成蚊四個階段，前三個階段均孳生在水體中。講得更簡單直白一些：一個可樂瓶的蓋子倒扣積水，就能成爲上百隻蚊子的“搖籃”。

不僅如此，隨着氣候變暖、城市熱島效應等，上海越來越熱了。多雨和高溫，正是蚊子喜歡的環境，本地也迎來了蚊種的微妙變化。監測發現，白紋伊蚊（俗稱“花腳蚊子”）此前在上海並非強勢蚊種，而今已躍升到第二位，僅次於淡色庫蚊。

全世界有3000多種蚊子，爲什麼要對白紋伊蚊特別警惕？“白紋伊蚊屬於半家棲類，也就是說，室內、室外它都能生存。它又叫‘亞洲虎蚊’，咬人特別兇。更重要的是，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熱、登革熱、黃熱病等近期大家聽說過的國內外蚊媒傳染病，都經由白紋伊蚊傳播。”樂之春介紹，正是綜合多種因素，2020年左右，上海就進入滅蚊常態化防制模式，不搞突擊，而是結合氣候、氣溫變化，滾動實施防制工作。

比如，今年上海入梅提前，市愛衛辦也提前十天，在5月12日啓動全市以蚊蟲防控爲重點的夏秋季愛國衛生工作，持續滾動開展蚊蟲控制。爲應對基孔肯雅熱、登革熱等蚊媒傳染病輸入傳播風險，根據市政府夏季蚊蟲專項控制部署會要求，本市進一步強化蚊蟲專項控制要求和以清除孳生地爲重點的週四、週六愛國衛生大掃除集中行動。今年，全市已開展13輪蚊蟲集中控制行動，出動專業防制人員23萬人次，控制重點區域18萬個，投藥控制積水400萬處，消殺控制環境58萬處。

數字滅蚊，在病毒傳播前“端”掉它的老巢

除了傳統的“人防”，如今，在上海這座近30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場靜悄悄的“數字滅蚊行動”正在上演。

目前，本市已建立一套蚊媒監測預警網絡，尤其在3月至11月，根據蚊蟲生長習性，每半月或每週開展蚊幼和成蚊監測，每次監測投入誘蚊誘卵器2萬個、誘蚊燈300餘個，監測點位覆蓋全市所有街鎮。

在部分區，相關人員還在實施更精細的網格化監測，確保監測數據能發揮有效預警和指導日常控制的作用。比如因爲廣東基孔肯雅熱疫情，本市今年就持續加大了蚊蟲監測力度和頻次，一旦密度超標就啓動應急響應，愛衛部門開展蚊蟲突擊活動。

形象地說，這猶如一羣“數字偵察兵”，他們的“武器”遍佈全市：蚊蟲監測儀自動計數，並上傳數據；放在居民區的“誘蚊誘卵器”每週回收，數據錄入系統……所有這些信息，匯入城市運行“一網統管”平臺。一個高風險信號，不再僅僅觸發一份紙質報告，而是自動生成一個處置工單，直接派發到對應街道的城管或物業人員的手機上，要求他們第一時間完成孳生地清理並反饋。

“我們從‘亡羊補牢’逐步轉向‘未雨綢繆’。”樂之春解釋，這麼做的目標，就是希望在病毒通過蚊子在人羣中傳播開之前，找到並端掉它的老巢。

此次進博會上，病媒監測實現了全方位革新，監測網絡、技術手段、管理調度等再次升級。比如在館內，利用自動設備，可進行無人值守的實時監測，及時掌握館內病媒生物的情況；在場館周邊，則採用“人誘停落法”等，評估成蚊侵害風險。通過“擴隊伍、增點位、融技術、強決策、攻難點”等系列舉措，本市構建起“立體化、科學化、智能化”監測預警體系，實現保障工作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轉變。

“人蚊戰鬥”中，公衆是重要參與者

採訪中，多位專家都強調一點：在這場都市“蚊影”追擊中，公衆是重要的參與者，而非局外人。

入秋後，徐彙區疾控中心在上海植物園開展了一場病媒生物應急處置技能比武，參賽隊伍在比拼理論、噴灑實操等業務的同時，也給記者說起一個最簡單的滅蚊道理：清理積水。

記者跟隨疾控人員深入城市的“毛細血管”：老舊小區的廢棄花盆、建築工地的積水坑、繁華商圈的地下停車場集水井、綠化帶的塑料薄膜……這些被忽視的微環境，都可能成爲蚊蟲的溫牀。

精準狙擊的必要性，就藏在城市的毛細血管裏。虹口區江灣鎮街道愛衛辦幹部曹逸玫每週四、週日會與同事一起發動大家開展環境清理工作，帶動居民一起清理瓶瓶罐罐的積水，“要清楚地告訴居民：雨棚褶皺積的雨水，如果三天不清，蚊子幼蟲就孵出來了。”

杜楊昆和同事們有時也會揹着“噴藥傢伙”趕往居民小區。“爲什麼總是趁我們大人上班、小孩放學的時候來噴藥？”起初，有居民表示不理解。曹逸玫和同事們耐心解釋：早上六點到九點、晚上五點到八點的噴灑時間，也是一些重點蚊子的“活動時間”。此外，噴灑的藥水高效低毒，對人體無害。

眼下，由上海市衛健委牽頭，市健促中心落細，本市打造了一個病媒生物防制科普體系。例如，今年面對廣東基孔肯雅熱疫情，本市迅速鎖定“防蚊滅蚊”“個人防護”等核心議題，第一時間製作推出視頻、長圖文等科普資料，幫助大衆提升自我防護能力。

“愛國衛生運動的傳統，公衆參與的行動，以及全民科普與認識的提高，都爲這場‘人蚊戰鬥’提供了堅實基礎。”王飛說。

爲“看不見的勝利”投資，是對決策者的考驗

面對一隻小小蚊子，也有必要算算賬。

一場登革熱的暴發，導致的直接醫療成本、間接生產力損失和社會恐慌，與提前進行環境治理、公共宣傳和科技投入的成本，孰高孰低？答案不言自明。

但如果再問一個問題：當蚊媒傳染病疫情保持在低流行水平，是否還有必要和意願爲這種“看不見的勝利”持續投資？這一點，着實考驗着決策者。

“這還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有時候，投入幾個億，未必能管住蚊子。”樂之春反覆與記者談及兩點：一是“功夫在平時”；二是“平時爲急時服務”。

爲做好蚊媒傳染病應急處置準備，上海市年初印發《基層病媒生物應急處置隊伍建設指南》，指導各區組建由400名專業防制人員組成的19支區級應急處置隊伍，進一步強化各街鎮基層應急處置能力；對近3000名服務街鎮的專業防制人員開展全覆蓋蚊蟲防控技術崗前培訓，經考覈達標率超90%。

今年6月中旬起，本市持續推進以防蚊滅蚊爲重點的依法管理，推動病媒生物防制以蚊蟲孳生地控制爲重點的執法工作落地，強化各類重點場所單位主體責任落實。目前，大部分區已開展病媒生物防制執法檢查。《上海市病媒生物預防控制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也於近期出臺，爲基層執法人員規範開展病媒生物防制執法檢查提供依據。

“法律是我們的基石。”有病媒專家談到，對比中外城市，上海的路徑愈發清晰：它既試圖吸收執法的剛性與技術的前瞻性，也在落細公衆參與模式，同時依託自身強大的行政動員體系和數字新基建，走出一條融合之路。

眼下，氣候變化讓南方的蚊季變長，北方城市也開始出現原本侷限於熱帶的蚊種。國際人員往來頻繁，輸入性病例防不勝防……蚊媒傳染病，這個古老的威脅似乎從沒離我們遠去。多名病媒專家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也紛紛從“滅害”談到“韌性城市”的構建。比如，未來的解決方案可能不僅是滅蚊本身，而可以從城市規劃着手，在建築設計中避免易積水的結構，將公共衛生安全理念“前置”到城市藍圖中，從源頭上構建“免疫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