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外史（N.1）| 從多重人格到回憶的真實性
多重人格通常被歸屬於精神疾病。在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ICD-10，1994）中稱爲“多重人格障礙”，在中國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2001）中稱爲“癔症性身份識別障礙”。也就是說，這種疾病已經獲得精神醫學領域主流的認可。
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一書，原是爲深入探討多重人格及相關問題而作，但是這本標題平和的書中，最引人注目的卻是因多重人格症狀及其治療，而引發的關於回憶的客觀性問題。哈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陳述，雖然從敘事技巧來看稍感晦澀和散亂，但書中介紹的情況和相關討論，確實非常富有啓發意義。
《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加拿大]伊恩·哈金 著，鄒 翔 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多重人格真有其事嗎？
伊恩·哈金擁有許多學術頭銜，被譽爲“現代科學思想巨擘”，他是加拿大皇家學會和英國國家學術院的成員，還得過各種榮譽和獎項。以這樣權威的身份來談論多重人格問題，他的意見——即使和主流看法有所不同——自然是值得重視的。
本書正文第一章的標題就是“它是真的嗎”，一上來就展示了質疑的姿態：“多重人格已經成了精神病學裏最具爭議的診斷。我們作爲旁觀者，只能非常無助地再次追問：它是真的嗎？”這不僅是因爲對這種疾病真實性的質疑長期存在，而且我們從後面的討論可以看到，這種質疑從本質上來說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
哈金不無深意而又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多重人格診斷與女權主義之間的關係：“當大家把致病成因與虐待兒童聯繫在一起時，多重人格便會激起人們對家庭、父權制和暴力的強烈反對。很多多重人格的治療專家同時也是女權主義者。”
哈金之所以建立上面這樣的聯繫，是因爲“現在被診斷出多重人格的患者，十有八九是女性”（哈金並不贊成這個結論），而病因則通常被歸結到“童年陰影”。所以這些女權主義治療專家“堅信患者的痛苦源於家庭，源於被忽視，源於殘暴的行爲，源於公然受到性侵，源於男性的冷漠，源於這個傾向於支持男性的社會體系帶來的壓抑感”。
在這樣的學說中，多重人格是童年陰影引起的，而治癒的路徑就必然通過患者對童年遭遇的回憶。在一些描寫多重人格故事的影視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治療專家對陷入痛苦回憶的患者大聲鼓勵（逼迫）道：“說出來！”那麼這些童年回憶如何才能夠被喚起呢？常見的方法是對患者進行催眠。但是催眠術又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理論深淵，關於它自身的真實性、有效性、對病人使用它的合法性……都有爭議。哈金沒打算在書中深入討論催眠術問題，但他在提到催眠術時，似乎也不無微詞。
回憶的真實性問題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患者的“童年陰影”只能依靠患者自身的回憶。這樣我們就必須進入哈金此書所引發的最有價值的問題了。
世界上的回憶可以被分成兩種——能夠證實（證僞）的，和無法證實（證僞）的。前一種比如你多年前曾從某小學畢業，這可以用你的畢業證和當年班主任的證詞來證實，或者前天你駕車闖了紅燈，這在如今可以通過調取錄像來證實。後一種在現實生活中其實也很常見，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口述史”，其中有許多細節，如果口述者記憶錯誤，或有意虛飾，都是無法證實或證僞的。又比如傷病垂危的人獲救後陳述的“瀕死體驗”，也是很多研究者非常感興趣的，這種陳述也是不可能獲得證實或證僞的。
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後一種回憶的陳述，人們往往只能根據陳述者的人品來判斷（想想“她不可能說謊”“我用人格擔保”之類的話吧）。非常不幸的是，多重人格患者的童年回憶，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難以證實或證僞的。
哈金在書中分析了兩個重要概念：“記憶科學”和“記憶政治”，爲它們各耗費了一章的篇幅。
“記憶科學”發端於19世紀後半葉，簡單來說，就是關於記憶的技巧和對記憶活動本身的研究，它可以更多地和處理能夠證實的回憶對應。但在早期也不乏今天看來相當荒謬的言論，比如1879年巴黎生物協會舉辦的講座中，一位醫生對聽衆說：“比之高等種族的人，現代劣等種族的人有更好的記憶力。”這在今天看來幾乎就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了。
至於“記憶政治”（memoro-politics，哈金說這是仿照福柯的理論造出來的詞），就不出所料地可以對應那些無法證實的回憶了。有“政治”自然就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那些無法證實的回憶，就可以因爲“政治正確”而獲得認可了。例如一些相關機構認爲，“記憶，尤其是治療師引導出的記憶，值得人們相信。”
那些無中生有的記憶
哈金所說的“記憶政治”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因爲“童年陰影”被認爲是多重人格的公認病因，所以常見的一種後果是這樣的：“這些患者現在是成年人，父母業已年邁，他們（患者）恢復的記憶都關乎幼時的虐待和亂倫。他們的父母一再否認，說這些記憶中的事情都是子虛烏有、毫無可能、沒有道理的。世上有許多這樣的家庭，它們的不幸幾乎完全相同。”而之所以會成批地出現這種故事，哈金委婉而又痛心疾首地表示“是因爲人們學會了一套新的表達方式，擁有了一種新的感情模式”。有人甚至認爲，捍衛這些記憶的患者和醫生已經發展出了他們的“邪教”。
這種無法證實或證僞的關於“童年陰影”的“回憶”，逐漸成爲時髦，就出現了這樣令人困惑的現象：“女性當事人在童年時還沒有這些描述，但當她們回看童年時，有些事情卻符合現在的描述。”後來甚至出現了一個“虛假記憶綜合症基金會”（FMSF），成立於1992年，致力於爲受到指控的父母提供司法援助，“並揭露各種不負責任的精神病治療方法中的潛在危險”。所謂“虛假記憶綜合症”，通常是指“一個人對過去從未發生的事件產生了記憶”。
多重人格的治療經常和催眠術聯繫在一起，而這些患者恰好是更容易被催眠的人羣。以至於有人懷疑多重人格和催眠治療究竟孰爲因？孰爲果？會不會是那些採用催眠或者相關療法的治療專家有意無意地“催生了複雜的人格結構”？還有人懷疑“多重人格是對女性進行暗示的結果”，甚至有人認爲多重人格患者之所以絕大部分爲女性，是因爲她們和臨牀醫生之間“有一個祕密的聯盟”（這幾乎就是上面“邪教”的另一種說法）。
至於本書爲什麼取名《重寫靈魂》，那是因爲靈魂和回憶/記憶是密不可分的——用我更喜歡的大白話來說，人類其實就是用關於自身的歷史陳述（也就是回憶/記憶）來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的，而這個問題從文學、哲學、歷史學來看，都是“靈魂拷問”。照此推論，如果陳述了哈金所揭露的“虛假記憶”，是不是意味着靈魂的墮落呢？
圖源：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