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氣候峯會會場外，歐洲代表們面面相覷，這是近現代以來第一次，歐洲人沒有出現在最重要的國際談判桌上，當時沒人想到，這僅僅是歐洲影響力衰退的開始。

2009年12月，丹麥哥本哈根貝拉中心，全球氣候峯會正在這裏舉行，來自192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商討後京都時代的全球減排安排。

然而，當談判進入最關鍵階段時，人們驚訝地發現，歐盟代表竟然被排除在覈心談判圈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和中國的代表主導了這場決定未來十年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的會談。

曾幾何時，歐盟還自視爲全球氣候政策的領導者，卻在最重要的戰場上淪爲了旁觀者。

經濟危機

冷戰結束後，歐盟的擴張速度令人矚目，彼時的日本，深陷後泡沫經濟時代的衰退泥潭難以自拔；新生的俄羅斯，在休克療法中動盪不安幾近再次瓦解；而剛剛入世的中國，還在默默地聚力整合各項資源，處於積蓄力量的蟄伏狀態。

2002年，歐元成爲法定貨幣，當時，歐盟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還儼然成爲全球規範制定的領導者。

美國知名學者帕拉格·卡納在2009年出版的《第二世界：大國時代的全球新秩序》一書中，將美國、中國和歐盟並稱爲“巨頭”，而印度、日本和俄羅斯則只配作“平衡手”。

那時的布魯塞爾，充滿了自信與雄心，歐盟官員們相信，21世紀將是“歐洲的世紀”，他們將憑藉規則制定權和軟實力，與美國平分秋色，並引領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前進方向。

然而，這種樂觀情緒很快就被現實擊碎。

哥本哈根氣候峯會本該是歐盟展示全球領導力的絕佳舞臺，歐盟長期以來一直自視爲全球氣候政策的領導者，並期望通過哥本哈根峯會鞏固這一地位。

然而，2008年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歐洲，演變成歐元區債務危機。

歐盟內部圍繞紓困方案和財政緊縮的緊張對立，嚴重損害了財政狀況健康的北方日耳曼國家和陷入債務困境的南歐國家之間的信任關係，堅持嚴苛財政紀律的德國，一度淪爲全歐的聲討對象。

當歐洲領導人忙於撲滅自家後院的火災時，他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源去領導全球氣候議程，於是，在哥本哈根，中美兩國抓住了機會，主導了談判進程，而歐盟則被邊緣化。

哥本哈根的失落，僅僅只是歐盟噩夢的開始，金融危機催生的歐債危機，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歐盟架構深層次的弱點。

難民衝擊與英國脫歐

當歐盟還在努力應對債務危機時，2015年因敘利亞內戰的毀滅性影響所導致的“難民危機”卻又接踵而至。

不可勝數的極端分子混入上百萬難民湧入歐洲，攪亂了當地社會秩序，徹底引爆了歐洲民衆對布魯塞爾壓抑多年的怒火。

作爲當年歐盟的第二大經濟體，英國乾脆直接通過了脫歐公投，出人意料地決定離開歐盟，這對歐洲一體化進程造成了沉重打擊。

即便英國逐漸脫離歐盟，後者內部無處不在的掣肘與各種抵制也並未隨之減少，甚至反而與日俱增、愈演愈烈。

2018年，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全球發動貿易戰時，歐盟面臨另一個關鍵抉擇。

關稅戰

特朗普政府威脅對歐盟加徵高額關稅，直接引發了歐元區股市的大幅波動，單日損失達2.3萬億歐元。此時，中國已經對美國實施了25%的關稅，並通過限制稀土出口有效反擊，致使美國的大豆期貨價格暴跌12%。

歷史給了歐盟一次難得的機會——與中國聯手對抗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歐盟當時能夠與中國協調立場，完全有可能給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帶來沉重打擊。

2018年，歐盟選擇了暫停報復性關稅，而不是立即與中國聯手，直到前年7月27日，歐盟才被迫接受了一個“次優協議”，而這時已經錯失了最佳的戰略時機。

歐盟的這一決策失誤暴露了其戰略上的短視，2018年歐盟對華政策具有深刻的兩面性，對華經貿合作與戰略軟遏制同時存在。

歐盟視中國爲潛在威脅，試圖通過建立新的多邊主義規則、與美國聯手等方式抵制中國整體發展勢頭，卻未能認識到與中國合作對抗美國關稅威脅的戰略價值。

當全球迎來互聯網、人工智能和新能源革命的三重科技浪潮時，歐盟卻在這場決定未來競爭力的賽場上逐漸掉隊。

資金匱乏、人才短缺且官僚主義橫行的歐盟，在一次次執拗於保護隱私和付諸鉅額罰款的拉鋸戰中，徹底喪失了藉助新一輪科技革命實現與中美並駕齊驅的機會。

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的私人投資高達3000億美元，而歐盟僅450億美元，全球AI獨角獸企業僅3%來自歐洲。

這種差距源於歐盟監管與創新的失衡，《人工智能法案》設置了全球最嚴苛的合規標準，導致160家企業聯名反對，美國官員更批評其將導致技術停滯。

歐盟面臨大問題

歐盟數字經濟轉型面臨三大難題：市場過於分散、監管過於嚴格、社會環境固化。歐盟由27個國家組成，擁有近20種官方語言，凝聚力不足，執行力差。

歐盟對數據保護和科技企業監管全球第一，雖保障了信息安全，卻限制了數字經濟發展；歐洲福利開支佔世界的50%，大多數歐洲人對現狀滿意，不喜歡制度創新。

隨着歐盟接連錯失關鍵機遇，全球力量平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2021-2022年，中國的GDP已經超過了歐盟，前年，中國PCT專利申請量達70160件，較美國、日本分別高出30%和45%。

全球影響力方面，歐盟的話語權大幅下降，2009年時，歐盟、美國和中國構成了全球大三角，被學者稱爲“巨頭”。

今年，在韓國釜山舉行的國際會議上，歐洲人仍然無法憑藉實力把G2變成G3——儘管歐洲不屬於亞太，但即便來了，也沒有他們的位子。

歐盟中主導聯盟運轉的官僚精英，幾乎完全不食人間煙火，他們要麼高談闊論，要麼獨斷專行，其主導的各項政經議程，離普通民衆的切身感受實在是相去甚遠。

而且任何緊迫的事務到了他們那裏，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蒸發在死板僵化的官僚程序過程中。

歐盟誕生之初看似富有“遠見”的一攬子制度設計，因聯盟終究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逐漸變得像沒有潤滑油塗抹卻還不得不晝夜不停運轉的齒輪，日益鏽蝕和磨損。歐盟這部複雜機械的整體運轉效率，亦因而變得越發低下。

荷蘭政府啓用其《商品供應法》條款強行接管中資安世半導體公司，反映出歐盟一些人的焦慮心態。

荷蘭對安世公司的行爲嚴重違背西方標榜的契約精神和市場原則，暴露出歐盟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力不從心。

在外交和地緣政治領域，歐盟同樣日益失去自主性。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儘管烈度空空的制裁幾乎摧毀了俄羅斯經濟最後的活力，但歐盟自身也因俄國廉價油氣的供應中斷而陷入到了去工業化和惡性通貨膨脹的深淵中。

此時，當中美圍繞人工智能、芯片、無人機、電動汽車和載人登月展開高端競爭時，歐盟和俄羅斯只能立足於主戰坦克、自行火炮和石油天然氣勉強進行着低端競爭。

歐盟在軍援烏克蘭方面出力甚多，到頭來卻被特朗普政府輕蔑地排除在“旨在實現最終和平的”談判桌之外。

歐盟的教訓表明，在國際格局深刻變化的時代，任何經濟體都不能固步自封，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而言，歐盟的經歷同樣值得深思和警醒。

參考信源：

中方回應特朗普所稱G2會議

2025年10月31日北京晚報

北大學者做客中國網解讀哥本哈根氣候峯會

2009/12/23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

2014年12月01日 中國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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