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撕扯的愛情，一部留給世界的遺言
《日復一日》，[美]羅伯特·洛威爾 著，雷武鈴 譯，廣西人民出版社
羅伯特·洛威爾（1917—1977）是美國二戰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是自白派詩歌的開創者。《日復一日》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詩集，詩集出版數週後他就去世了。他的死非常突然，是因心臟病發作而倒在從機場去往他第二任妻子家的出租車上。在他離世之後，《日復一日》獲得當年的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日復一日》有一個挺奇怪的結構，這表明它的編排有着特別的用意，是一部精心編纂的詩集。它整體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五首詩，第二部分15首詩，第三部分被命名爲“日復一日”，題獻給他的第三任妻子卡洛琳。這第三部分又分爲三輯，第一輯12首詩，第二輯13首詩，第三輯18首詩。很顯然，核心是第三部分。這分量最重的第三部分本身可視爲一部單獨完整的詩集《日復一日》，它爲什麼還會有前兩個部分，形成這麼個整體結構？詩人安排這個結構的意圖是什麼？
詩集第三部分的主題很明確，就是愛情，題獻給卡洛琳。這些詩是寫她的，或爲她而寫的，對她說話，向她講述的，或寫給她看的。卡洛琳·布萊克伍德（1931—1996）出身英國貴族家庭，有着富裕但不幸的青少年生活。她是一個充滿活力、經歷豐富又內心動盪不安的人。洛威爾是她的第三任丈夫。此前她有過兩次婚姻，第一任是著名畫家盧西安·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孫子），他們在1953年一見鍾情，迅速結婚，但很快感情出問題，於1958年離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是波蘭鋼琴家以色列·奇特科維茨（1909—1974），詩集中的《在病房》就是寫給他的。洛威爾和卡洛琳在1970年英國的一次活動上相遇，兩人迅速墜入愛河。當時他們各自有家庭。卡洛琳有三個孩子，是與奇特科維茨和另兩位情人生的。洛威爾和伊麗莎白·哈德威克有一個女兒。因此，他們的愛情是一場撕扯，直到1972年各自離婚後結婚，生下他們的兒子謝里丹。洛威爾愛上卡洛琳，要離開支持陪伴精神不穩定的他生活多年的第二任妻子伊麗莎白·哈德威克，這痛苦的感情撕扯，被他寫入引起很大爭議的詩集《海豚》（1973年出版）。在這部寫給卡洛琳的詩集《日復一日》中，那種撕扯的痛苦消逝了，留下的純粹是甜蜜、溫柔、幸福的愛情詩，但這種甜蜜幸福底下有另一種痛苦，即隨精神病發作而來的不祥、不安和絕望。
這些愛情詩有些如童話般單純，帶着幸福的驚訝，讓人印象深刻。像《日子》《我們帶着我們的天堂》《這個金色夏天》《螞蟻》（爲什麼我現在還孩子氣地祈望/愚蠢的日子，當我因爲愛而給你/大聲朗讀《瓦爾登湖》的螞蟻大戰時？）《波士頓洛根機場》《平常的拍岸浪花》。有些異常的溫柔、心疼和憐愛，直接寫卡洛琳的生活，小時候的經歷，曾遭受的痛苦、病痛；這些詩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表達愛情的語句，只是因愛而生的關注，那高強度的注意力的凝聚和投注，使整個詩歌透出一種特別的愛情氣韻。像《米爾蓋特》《逃亡》《卡洛琳在病痛中》，最動人的是《蹺蹺板》，兩個身體精神有問題的人相愛相戀、相互支持。這種愛情的氣息滲透到各首詩中，特別是在《婚姻》《逃避》這些詩中。
甚至那些回憶性的詩，也可以視爲是愛情詩，回憶自己學生時代的《聖馬可學校，1933年》，因爲這是在向卡洛琳講述。包括回憶爸爸（《羅伯特·T.S.洛威爾》）、媽媽（《給媽媽》《沒人要的》）、外公（《草火》《重訪菲利浦斯宅邸》）的詩，更不用說寫他們的兒子謝里丹的詩（《謝里丹》《給謝里丹》）。正因爲這點，那些寫自己精神崩潰住院的詩，《來客》《家》《影子》更有種讓人心碎的難過，就是愛情也無法治癒，即使愛情也仍含着如此絕望的一面，“親愛的，/幸福中的恐懼無法治癒飢餓的未來，/那任何疾病都逐日而來的時間，/和那用於抱怨的謹慎歲月——”（《逃避》）。那關於老年、回憶和死亡的主題《龜》極爲沉痛有力。同樣《第七年》也如此，這是一種歷盡滄桑、滿身傷痛的倖存者的愛，他一直記着他們的相遇：“在派對結束時我站起來搖晃，/每隻手拿着的半杯酒——/我也搖晃着/被他們聽不見的/愛戀的猛烈狂風所搖晃。”
詩集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寫給去世的或已老去的故交舊友。這第二部分的主題，全是回憶、懷念、衰老、死亡，是告別生命、告別人世之哀歌。“我請求一種自然的死亡，/沒有落在地上的牙齒，/沒有四處濺落的血……/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那無法指明的無限的疼痛。”（《一個批評家之死》）
詩集的第一部分，有點奇異，前兩首是還鄉主題。奧德修斯（尤利西斯是其羅馬名）是個歷盡艱辛磨難，經受各種考驗，最終回家和在家苦守多年的妻子團聚的神話原型，洛威爾重寫了這個故事。《還鄉》寫二十歲時和第一任妻子的相遇相愛，最初的青春之愛，然後分離失散。最後一句“沒有狗認得我的氣味”，照應奧德修斯喬裝回到離開20年的家，沒人認出他來，只有家裏的狗認出他的氣息。因此，這個還鄉，不僅是返回家鄉，更重要的是返回家庭，探究青春和愛情的意義。《最後的散步？》寫和第三任妻子最早的一次記憶，他們已相愛七年。《自殺》寫他精神病發作的可怕狀態，在留戀所愛的人、親人的同時，陷在孤獨的精神折磨中。最後一首《離去》，是對自己的告別之歌。
整個《日復一日》可謂是與世告別的哀歌、愛情之歌。它們爲洛威爾精神動盪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句號。
羅伯特·洛威爾
“詩歌是一種命運，而非一種職業”，這話洛威爾說過多次，可謂他作爲詩人的一生的準確寫照。他出生於波士頓名門望族，是父母的獨生子，從小被寄予厚望。高中時，他受他的老師、詩人理查德·埃伯哈特的影響立志成爲一名詩人。1935年，他遵照家族傳統，進入哈佛大學讀書。他求教於弗洛斯特，但受到冷遇。因對哈佛大學的詩歌教育不滿，他南下田納西的範德比爾特大學，跟隨詩人教授艾倫·泰特和蘭塞姆學習。他在泰特家院子搭帳篷住下，跟泰特和蘭塞姆上課，參加“逃亡者”詩人聚會。當泰特和蘭塞姆轉任俄亥俄州的肯庸學院後，他追隨兩位老師，不顧家庭的強烈反對，1937年從哈佛大學退學，轉入肯庸學院，學習古典學，194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在肯庸學院，他結交了一批熱愛寫作的同學，和皮特·泰勒、羅比·麥考利、蘭德爾·賈雷爾等人一起住在被稱爲“作家之屋”的宿舍。大學畢業後，他又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跟隨詩人羅伯特·潘·沃倫讀研究生，因結婚和戰爭，只讀了一年（1940—1941）。他的整個大學教育階段，目標明確，就是爲寫詩而拜師學藝。他追隨了一批詩人作家名師，也結交了一批詩人作家同學。他習得了這些名師的專長：精確凝練的語言，嚴格的音韻，複雜的典故和隱喻，信守排除私人生活的客觀性。他年輕時就寫出了成名之作《威利爵爺的城堡》，獲得了普利策詩歌獎（1947）。
他並不滿足於師承傳統，繼續探求屬於他自己的詩歌之路，1959年他出版了《生活研究》（196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美國自白派詩。這是一條以身入局的詩歌道路，將自己的生活（個人的、家庭的），自己內心的掙扎，真實地寫入詩歌之中。博爾赫斯說“是詩人使英雄不朽”，現代社會沒有英雄，詩人只有寫自己，不是英雄的自己，而是混亂的深受折磨與撕扯的自己。他的《海豚》，完全暴露了他和哈德威克婚變的隱私和痛苦，他的終身好友畢曉普對此評論“藝術根本不值得那麼多”，也就是說，不值得爲寫詩而付出如此代價。但洛威爾就走在這條付出自己的全部生活（生命）的詩歌道路上。他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心理疾病，多次入院治療，經歷了各種痛苦的治療方式。直到最後這部《日復一日》，他寫的還是自己，包括自己的精神崩潰。他的這些詩，初讀時會覺得全是個人的低沉的絮絮叨叨、碎碎念，但再讀時，會感到每首詩的語言表達的力量與沉痛，整體上會有一種含着反諷的悲劇的崇高。“在一座教堂裏，/讚美詩作者的玻璃彩繪圖/牧羊人和鮮綠色牧場/似乎在等待/帶着時髦的不忠/和新藝術的色情白日夢/等待我們的葬禮。”（《我們死後的生活》Ⅱ）
這個以寫個人私事而著名的自白派詩人洛威爾，卻被謝默斯·希尼稱爲美國最後一位最有影響力的公共詩人。我想，這種公共性包含在洛威爾的詩歌之中，而不僅在於他的一系列社會公共表達：在二戰時他曾給羅斯福總統寫信，拒絕服兵役，爲此進了幾個月監獄；他在1965年爲抗議美國對越南的攻擊，拒絕了白宮邀請，發表了公開信；1968年，他在華盛頓參加了反戰遊行，並發表了講話；他反對核戰，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壓迫政治活動。洛威爾詩歌中的個人性和公共性，蘊含着詩歌與社會之間的深奧關係。
（本文摘編自該書《譯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