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位街頭賣報人的吆喝聲中，法國人追憶左岸的油墨香

在數字媒體幾乎全面佔據新聞傳播的當下，巴黎街頭仍有一位戴着圓形眼鏡、身穿淡紫色工裝、頭戴報童帽的男人，每天在固定時間揮舞着一疊報紙，穿梭於咖啡館和林蔭道之間。聖日耳曼德佩狹窄的鵝卵石街道上，迴盪着他標誌性的叫賣聲——“Ça y est！”（“就是這樣！”）。

他就是現年73歲的阿里·阿克巴爾——法國最後一位街頭賣報人。上個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自授予他法國國家功績勳章騎士勳章，以表彰他對法國文化所作的獨特貢獻。

阿克巴爾的巴黎人生

阿克巴爾出生於巴基斯坦拉瓦爾品第，20世紀60年代末隻身來到歐洲。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的碼頭上謀生，1972年隨一艘船抵達法國魯昂。第二年，他踏進巴黎——那時的左岸仍是世界聞名的文化聖地，書店、咖啡館與知識分子聚集的校園交織成一個生動的思想網絡。

1974年，一次偶然的遊蕩中，阿克巴爾遇到了一位正在賣報的阿根廷學生。他詢問如何才能做同樣的工作，很快便帶着諷刺雜誌《查理週刊》和《切腹》走上了巴黎街頭。他賣出的第一份《查理週刊》的封面嘲諷了教皇，第一期《切腹》的封面則是一張女人臀部的照片。“我覺得這太令人震驚了，在其他地方，這種事可能會要你的命”，但他還是“跳了進去”，開始賣報。彼時巴黎街頭共有三四十名同業者，他們是城市的“移動擴音器”，在電視和網絡尚未普及的年代，用聲帶傳遞消息。

他賣過諷刺雜誌，後來改賣《世界報》。那時，《世界報》下午剛剛出版，一個小時便能售出八十份。學生們常常圍在阿克巴爾身邊，搶着要報紙。時至今日，阿克巴爾仍然穿行於巴黎的大街小巷，沿街吆喝售報：在咖啡館門口，他把最新的政治新聞喊得抑揚頓挫，還會在當天的頭條新聞中即興加入獨屬於他的幽默與諷刺，偶爾甚至編造一些惡搞新聞，贏來居民與遊客好奇而愉快的目光。“現在，法國得救了，瑪麗娜·勒龐不再是種族主義者了！”他向喝咖啡的人們大聲說道。或者，“他們找到了藥物，”他笑着說，“哈里薩辣醬搞定了。”

阿克巴爾善於幽默，以玩笑調動氣氛。“我努力走進人們的內心，而不是他們的錢包。”對左岸的居民來說，他成了社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心理治療師韋羅妮克·沃斯見到他會關切地詢問：“你好嗎，親愛的阿里。昨天天氣太熱，我很擔心你。”曾爲迪奧工作的造型師讓-菲利普·布耶爾評價他說：“阿里是不可或缺的，他身上散發着我們這個時代非常積極、罕見的特質。他保留着一顆童真的靈魂。”

在這個曾經的知識分子中心，阿克巴爾接觸了衆多名流。從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到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從英國女演員兼歌手簡·伯金到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萊維，他都見過。

最特別的是他與馬克龍的友誼——這位未來的總統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在巴黎政治學院求學時經常向他購買《世界報》，有時還會在拉丁區的酒吧裏請這位報販喝杯葡萄酒。“他對葡萄酒很瞭解。”阿克巴爾回憶說。

數字化時代的衝擊讓這個行業急劇萎縮。現在每天從下午3點工作到晚上10點，他也只能賣出二三十份《世界報》。“過去，人們會圍着我尋找這份報紙。現在，我必須追着顧客才能賣出一份。”但哪怕雨雪交加，他仍在拉丁區步行十五公里，高舉報紙，喊出每日頭條新聞。

逝去的左岸黃金年代

阿克巴爾獲頒的國家功績勳章，承載的意義已遠超個人，它更像是對一個時代的告別。

如今，阿克巴爾是法國最後一位報販，也許也是歐洲最後一位。巴黎聖日耳曼德佩區已從知識分子聚集地，變成了時尚精品店和旅遊餐廳的天下。“氛圍已經不一樣了。”他感嘆道，“那時候到處都是出版商和作家——還有演員和音樂家。這個地方有靈魂。但現在它只是一個旅遊小鎮。”

20世紀中葉，聖日耳曼德佩的咖啡館曾是思想與文學的交匯點。雙叟咖啡館與花神咖啡館在戰後成爲知識分子聚集的場所，薩特、波伏娃、加繆等人常常在此辯論哲學與政治議題。花神咖啡館後來甚至設立了“花神文學獎”，以延續這一文化傳統。

與此同時，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店在1920至1940年代吸引了海明威、喬伊斯、菲茨傑拉德等作家駐足，幾乎成爲英文文學社羣的“據點”。左岸的出版業在戰後同樣繁盛。許多小型出版社在拉丁區與塞納河畔的街角分佈，出版先鋒文學與哲學作品，推動了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等思潮的擴散。法國文化史學者常將左岸稱作“20世紀的思想試驗場”，這裏不僅是地理上的巴黎一區，更是一種批判、開放與自由的精神姿態。

然而進入21世紀，景象大不相同。《世界報》在1999年曾擁有約39萬份的發行量，而到2018年已降至約30萬份，跌幅超過五分之一。法國的紙質報紙發行量持續下滑，迫使媒體積極尋求新的收入來源。此外，法國報刊亭數量在近二十年銳減，數據顯示，巴黎的報刊亭數量已從2005年的715個銳減至2023年的155個，很多經營者不得不增加售賣零食、雨傘、旅遊紀念品等產品維持生計。

出版行業也在經歷同樣的轉型。據法國書商協會統計，全法約有3700家獨立書店，依然是歐洲獨立書店最密集的國家之一，其中約四百家集中在巴黎市區。但相比上世紀末的繁盛景象，書店的數量已呈下降趨勢。法國文化部的長期調查顯示，雖然書店仍在城市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面臨租金上漲和數字閱讀的雙重壓力。

左岸咖啡館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遊客拿着相機在雙叟和花神前排隊，點一杯高價咖啡只爲發佈到社交媒體，而不是和陌生人展開一場關於政治與藝術的辯論。法國社會學家雷米·勒努瓦指出：“咖啡館從公共討論的劇場，逐漸退化爲一種消費體驗。”

法國人一方面懷念左岸的黃金年代，將其神化爲“靈魂的歸處”；另一方面，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那種氛圍不可能在當下復活。阿克巴爾還在街頭叫賣報紙，但更多的“聲音”已經轉移到數字屏幕上。正如法國曆史學家帕斯卡爾·奧裏所言：“左岸的衰落，是法國現代化不可逆的一部分。”

當馬克龍爲阿克巴爾佩戴上功績勳章時，或許這不僅是對一名街頭小販的褒獎，也是對巴黎左岸曾經精神氣質的一次追憶。在阿克巴爾高舉報紙、笑聲洋溢的身影裏，人們依舊能聽見過去的迴響。在他手中，那些薄薄的紙頁，不只是新聞的載體，更是半個世紀文化氛圍的見證。他賣的不是報紙，而是左岸的油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