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識分子稱作“呆瓜”的“反智主義”

《反智的年代：美國知識分子的危機和困境》是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代表作，書中首次提出“反智主義”這一概念，並描述了反智主義是如何貫穿美國的歷史進程和實用性的美國文化，深入剖析了美國反智主義的歷史淵源，說明在教育、政治和商業等不同領域中知識分子和大衆的矛盾。該書是研究美國社會和知識分子狀況的經典之作，深刻闡釋了美國社會的文化基因，對當下的美國社會仍有一些借鑑，對國內讀者瞭解美國社會，並反思自身也有很大價值。

《反智的年代：美國知識分子的危機和困境》，[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易 如、易雨茜 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艾森豪威爾的當選得益於反智主義

本書主要是從特定的方面對美國的早期歷史進行梳理，但是寫作靈感卻來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政治氛圍和智識境遇。在這之前，“反智主義”這一術語還鮮爲人知，但在那十年之中，卻進入了美國人交相批判以及學院派內部彼此謾罵時所使用的話語體系。過去，美國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對普遍存在的蔑視智識的現象感到沮喪甚至痛恨，但美國智識圈外的廣大民衆在反對智識上卻達成了前所未有地一致，彷彿掀起的是一場全國性的批判知識分子的運動。

最初，正是“麥卡錫主義”喚起了大家的驚恐之心，理性批判在這個國家墜入了毀滅性的低谷。當然，麥卡錫掀起的系列風暴並不只針對知識分子，他背後還醞釀着一步更大的棋，但知識分子卻首當其衝地成爲被攻擊的對象，甚至麥卡錫的追隨者們還因爲知識分子們遭到攻擊而歡呼雀躍。他每一次針對知識分子以及大學的攻擊都會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一大羣中低層檢察官們的競相效仿。麥卡錫發動的一連串批判掀起了民衆的狂野惡毒、無知無趣，在這種氛圍之下，1952年的總統競選戲劇性地成了互相對立的候選人之間展開的一場理智和粗鄙的對決。其中一方是阿德萊·史蒂文森，他認爲知識理性在美國近代歷史中的作用無人能敵。另一方則是艾森豪威爾，他思想相對傳統且不善言辭，又受到不太討人喜歡的尼克松的牽制，甚至其競選策略都並非出自本人之手，而是由他的競選副手及共和黨內麥卡錫派們一手策劃。

艾森豪威爾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既有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也跟他們遭受的批評有關，這反映了知識分子在美國不受待見的程度。連《時代》這個時論週刊也不可思議地大搖其頭，它指出，艾森豪威爾的勝利“揭露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令人不安的事實：在美國知識分子和民衆之間存在一個不該有的巨大鴻溝”。小阿瑟·施萊辛格在選舉後所寫的一篇文章中辛辣地指出，知識分子“處在一種境況之中長達十年而不自知”“商業掛帥的後果之一就是不可避免地帶來庸俗化”。如今，知識階層被人們視爲怪物和呆瓜，對執政黨來說，他們沒有太大的利用價值，而且也不被人理解和認可，卻常常成爲替罪羊，從珍珠港遇襲到所得稅，爲所有這一切背鍋。

讓我們先來看看那些對美國知識分子最不滿的人給出的定義。

例1：在1952年總統大選期間，需要有一個術語專門用來表達對智識羣體的蔑視。當時這種情緒成爲美國政治生活中表明立場的一個標識。起初，採用的是“呆瓜”一詞，這個詞原本並不會引起別人強烈的反感，但很快就被賦予貶義的內涵，跟之前所用的“高眉”一詞相比，顯得更加尖酸刻薄。在總統競選後不久，一個右翼鼓吹者及通俗小說作家路易斯·布倫菲爾德就宣稱，人們不久就會發現這個詞在字典中的解釋將會是如下情形：“呆瓜”，指的是那種假裝自己擁有知識，實際上卻非常膚淺的人，這種人往往是一名教授或他的弟子。處理問題時他們總是過於情緒化，缺乏男子氣，他們傲慢而自負，目中無人，蔑視能工巧匠們的實踐經驗。其實他們自己思想混亂，執迷沉醉於某種強烈而傷感的末日綜合情緒中，贊同中歐社會主義的信條，反對沿着古希臘—法國—美國所傳承的民主自由思想；推崇尼采的舊式哲學倫理觀，這種倫理觀束縛人性，強調羞恥感。一個道貌岸然的以自我爲中心的人，遇事喜歡思前想後、左顧右盼，以致會因不知所措而舉步不前。他就是一具活生生的殭屍。

布倫菲爾德評論道：“這次大選反映了很多情況，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這些‘呆瓜’與常人的思維和感受有着天壤之別。”

例2：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上任兩年後正式認可了這種對知識分子近乎侮辱性的觀點。1954年，他在洛杉磯一次共和黨會議上發表的演說中提到一位工會領袖告訴他的一個觀點，只要讓人民瞭解整個真相，他們便會做出正確選擇。艾森豪威爾進一步補充道：很高興能聽到一位工會領導說出這樣的話。我們身邊還有很多巧舌如簧的所謂知識分子卻在到處說着那些跟他觀點不合的人的不是。

我還順便聽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知識分子定義：一種囉裏囉唆、說的比自己懂得還多的人。

例3：20世紀50年代，正式場合中出現的這種反智主義主要表達的是傳統商人對那些專家們的一種猜忌和懷疑，無論是在科學實驗室、大學校園還是外交圈，都不是商人所熟悉的領域。而極右翼分子對知識分子所表達的敵意則要尖銳無情得多，他們不分青紅皁白地仇視一切受教育的、有教養的、受人尊重的、井然有序的、脈絡清晰的人和事。20世紀50年代在右翼分子所掀起的運動浪潮中充滿了各種蠱惑人心和冷嘲熱諷的語句，像“國務院裏……哈佛教授，思想扭曲的知識分子”，還有“那些人胸前掛着PBK協會的金鑰匙、榮譽等身”，卻缺乏“基本的誠實和常識”；“今天美國最受尊敬的一羣人，血統純正、有教養、學歷高的紳士和學者，他們獲得的大學學位多如牛毛……支持阿爾傑·希斯的好人”；“穿着條紋西褲，模仿英國口音的傲氣十足的外交官”；還有那些帶着兒童手套，待在香氣撲鼻的客廳裏卻裝模作樣想要對抗共產主義的人”；“那些鄙視處在美國中心的中西部和西部地區居民的”東岸佬；還有那些“祖先可以追溯到18世紀甚至更早時期”的人，然而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度卻令人懷疑……

麥卡錫自己也發現，美國當前困境的核心原因是美國社會的某些領域中存在着最牢固的階級固化現象，他在已經公開出版的惠靈演講中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實施反叛行爲的往往是那些在美國得到優待的人。出賣這個國家的並非那些少數族羣或者不太幸運的羣體，而是那些能夠享受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所提供的各種福利的人——最優雅的豪宅、最好的大學教育、政府部門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工作。在國務院中，這點尤爲突出。那些出生時嘴裏就含着銀湯匙的年輕人是其中最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