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史記》人物進行一場跨時空精神對話

《史記》，這部被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歷史、文學鉅著，對中國人來說，它不僅承載着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記憶與智慧，更是塑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文化性格的傳世經典。

《史記》的文學性以及對歷史的獨特觀察，主要是通過人物傳記表現出來的，如商人政治家呂不韋、刺秦王的荊軻、被政治玩弄的李斯、天才將領李廣等的生平事蹟。在司馬遷的筆下，這些人是一個個生動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與意志，有屬於他們的風姿和精彩。“司馬遷以超越時代的眼光，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給每一個努力建立起自己尊嚴豐碑的人唱起了讚歌。”讀懂了《史記》，也就走進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史記〉的人物世界》精選了數個典型人物，深入剖析了他們命運劇變背後的性格特點和歷史背景，揭示了人性的普遍規律與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爲讀者未來的人生抉擇提供了某種啓示和指引。

《〈史記〉的人物世界》，林聰舜著，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把政治當成生意經營的商人政治家呂不韋

別具創意的政治投資

呂不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經商的方法運用於政治投資，並取得重大成功的典型。《史記·呂不韋列傳》講述了一個有創意的生意人，是如何把政治當作生意來經營，成就偉大的功業，獲取無法估量的利潤的。但呂不韋雖成功了，成爲秦的“相邦”，權傾一時，最後仍難逃廢相徙蜀、飲鴆而死的下場。呂不韋的成功，讓我們看到了他超人一等的投資眼光，也看到了商人力量的崛起；呂不韋以失敗告終，雖有個人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則在於商人操縱政治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雖然呂不韋貴極人臣，但他的榮辱仍繫於君王一人之喜怒。換言之，呂不韋投資政治的本領雖舉世無雙，但仍得受限於特定的歷史條件，這是個人才氣與歷史條件的衝突。無論如何，呂不韋用他別具創意的政治投資創造了頗具傳奇性的一生。

“奇貨可居”——對秦庶孽孫子楚的投資

呂不韋原來是陽翟大賈，但在政治力高於一切的時代，他不甘於只憑經商累積財富，他很有創意地發現政治投資更有攫取無數利潤的可能性。當時秦太子中男子楚因其母不得寵，“爲秦質子於趙”，由於秦數攻趙，子楚處境相當艱辛。當時呂不韋於邯鄲做生意，一眼就看出藉着投資子楚取得政治權力，從而謀求大利的可能性。《戰國策》有一段呂不韋父子的對話，鮮明地體現了呂不韋投資子楚以謀利的動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嬴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嬴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由是呂不韋轉換跑道，棄商從事政治活動。形式上雖是棄商，但呂不韋從事政治活動的動機依然是商人將本求利的打算，只是這次買賣的商品是子楚，投機性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純商業買賣。如果買賣成功了，順利替子楚爭取到王位繼承人的資格，利潤將難以估算，因此不韋見到子楚時，想到的是“此奇貨可居”——這完全是商業活動的考量方式。

子楚是不受寵的秦庶孽孫，“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因此呂不韋結交子楚很容易。在獻計“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後，馬上得到子楚“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的承諾。但替不受寵的子楚謀求王位繼承人的差事，橫亙在面前的是艱難的挑戰。但呂不韋基於對人性的深刻了解，很順利地把經商的本領運用到政治活動中。他一眼看出子楚的機會落在了太子愛幸的華陽夫人身上，由於華陽夫人無子，呂不韋看出她的處境，找到了遊說的切入點：

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

呂不韋除了再投資“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賄賂華陽夫人的姐姐，打通關節，他遊說的內容仍不外乎是利益交換的生意手腕。華陽夫人“甚愛而無子”，有“色衰而愛弛”的恐懼，也有“夫百歲之後”失勢的隱憂，這就爲子楚依附夫人、夫人拔以爲適提供了合作基礎。果然，呂不韋的遊說打動了華陽夫人，夫人與子楚結成利益共同體，勸太子立子楚爲適嗣，太子許之，“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的“奇貨”取得秦王位繼承人的地位，距離他投資成功已指日可待。

呂不韋很有創意地進行“奇貨可居”的投資，也很有手腕地把“奇貨”改造成炙手可熱的秦王位的繼承人，可以看出他在政商領域的敏銳眼光與才幹。而當一個商人的企圖心居然大到想控制當時超級強國的王位繼承權時，這標誌着當時商人力量的提升，商人的社會地位提升了，野心自然也就水漲船高。

是嬴政還是呂政？

子楚立爲秦適嗣後，聲名日盛，但留在趙國當質子，處境仍極危險。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賴呂不韋行金六百斤與守者吏，脫困赴秦軍，得歸秦。子楚妻兒亦因得呂不韋資助得自匿免。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薨，太子立爲王（孝文王），子楚爲太子，趙不敢再得罪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第二年，孝文王薨，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元年，論功行賞，“以呂不韋爲丞相（相邦），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呂不韋由邯鄲一見子楚，認爲“奇貨可居”進行政治投資，至此一共才花了十五年，就完全實現了當初的目標，丞相尊位之顯赫與十萬戶侯之利潤，則恐遠超過當初的奇想。呂不韋成爲獲取空前未有利潤的商人，也一躍成爲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

在本列傳中，司馬遷收錄了一則漢初流傳甚廣，幾乎人人信以爲真的故事，謂秦始皇嬴政爲呂不韋之種，此一故事膾炙人口，後人遂經常有以呂政易嬴政者。其文雲：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

如果這則故事屬實，那麼秦在尚未併吞六國前，國祚已絕，由嬴姓歸於呂姓矣。對於視秦爲暴虐無道，卻又無可奈何的六國遺民，或反秦氣氛濃烈的漢人而言，如此醜化嬴政，豈非大快人心？然而，司馬遷雖採錄了這則傳說，卻持存疑的態度，“至大期時，生子政”，就是在不違反當時人人相信的“集體創作”的歷史觀外，保留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性。“大期”，古人通解爲十二月或十月而產，如此一來，獻有身之姬於子楚的傳說就不能成立了。以常理而言，趙姬本爲不韋妾，若懷身孕歸於子楚而生政，勢必不足月而產，子楚斷無不懷疑，反立政爲太子之理。

當然，呂不韋割捨愛姬，強忍怒氣獻給子楚，是出諸“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出發點仍是謀利。商人出身的呂不韋可以破家投資“奇貨可居”的子楚，自然可以割捨愛姬，求取政治上的最大利益。爲了謀取最大利潤，呂不韋是可以付出生命之外的一切，加碼投資的。

一字千金——思想路線的爭奪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繼位，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一直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免相，呂不韋擔任秦相邦的時間共計十三年。這是他一輩子事業的巔峯期，他擁有雒陽十萬戶及其他封邑的食邑，家童萬人，享受之豐遠非他始終經商所能比，“奇貨可居”的政治投資太成功了；在政治上，呂不韋也表現了傑出的才幹，他擔任相邦期間，不斷對六國進攻，取得一連串勝利，爲秦統一天下奠定了更穩固的基礎。

呂不韋的事業中，尚有一件事特別值得提出來，就是《呂氏春秋》的編纂：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這就是膾炙人口的“一字千金”故事。“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是以千金來襯托《呂氏春秋》的權威性，這依然是商人出身的呂不韋慣用的思維模式，所以前人有以“賈名”視之，認爲呂不韋此舉“仍寓賈人伎倆，與前‘居奇’‘釣奇’爲一類”。此一編纂評論相當有見地，“賈名”可以解釋爲對商人出身、因緣際會而貴爲相邦的呂不韋的文化美容，增強他高居相位的正當性。但用“一字千金”樹立《呂氏春秋》的思想權威仍有更深一層的目的，考《呂氏春秋》成書於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着手編纂當更早於此數年，而嬴政即位時年僅十三，二十二歲親政，綜此可知，《呂氏春秋》的編纂是在始皇親政前數年，而秦統一天下局面未定的時期。

因此，我們可將《呂氏春秋》的編纂視爲呂不韋在爭取思想層面的領導權，是一種思想與政治路線的爭奪。

《呂氏春秋》的內容，大有別於商鞅以後秦所奉行的法家路線，是呂不韋企圖爲即將統一的大帝國提供思想指導，也是趕在始皇親政前，企圖擺脫“尊君卑臣”的法家主張，預先安排自己的生存空間。至於呂不韋是否預見大一統帝國的統治方式，應該有別於“馬上得天下”時期的法家之治，否則難以持久，則已無法查考。

無論如何，呂不韋以“一字千金”的方式提升《呂氏春秋》的權威性，仍反映了他慣於將經商的思維模式運用到政治活動上。

相邦之死——商人操縱政治的歷史條件尚不成熟

始皇親政以後，呂不韋開始面對悲慘的命運：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免相，就國河南；一年後，全家徙處蜀，途中“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鴆而死”結束了傳奇的一生。

呂不韋被廢的表面原因是牽涉進嫪毐與太后私通之事，但宮闈傳聞本不可盡信，呂不韋的權勢大到令始皇難以安枕，恐纔是被整肅的深層理由，此觀乎呂不韋免相後，“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結果造成始皇更大的不安可知。始皇對此的反應是：“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結果呂不韋就在徙蜀途中飲鴆而死。

由此看來，始皇對呂不韋的猜忌極深，“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展示了呂不韋的力量，也加速了他的滅亡。而由“君何親於秦”觀之，嬴政並不認爲呂不韋與他有任何血緣關係。

呂不韋以卓越的經商本領轉用於政治投資，爬上了權力的巔峯，但當他想繼續掌握大權，甚至用編纂《呂氏春秋》的方式主導政治路線，甚至用“賈”的方式，以“一字千金”提升自己的權威，卻不免遭到始皇猜忌，步入“飲鴆而死”的下場。呂不韋用經商的方式進行政治投資，企圖操縱政治，憑藉他的才幹，因緣際會成爲秦的相邦，更成爲秦統一天下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但他終究失敗了，主要原因不在於其個人因素，而是商人像現代資本家一樣操縱政治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專制君主的時代，畢竟仍是萬民榮辱完全繫於君主一人喜怒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