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超”爆火對校園足球的啓示：遠離快樂本質難育青少年足球人才

一邊是“蘇超”的火爆出圈，另一邊是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瓶頸難破——長期面臨“基層冷、根基弱、路徑窄”的困境。

今年，“蘇超”（即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火爆出圈。這場以城市榮譽爲內核、以大衆參與爲基礎、以文體旅融合爲外延的聯賽，也爲破解我國青少年足球發展困局帶來啓示——足球的生命力，源自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

在筆者看來，推動青少年足球發展，亟需實現三大戰略性轉變：價值導向從“錦標主義”轉向“快樂主義”；發展生態從“體教分割”轉向“社會共育”；成長路徑從“爲俱樂部而戰”轉向“爲家鄉而戰”，構建一套全新發展範式。

“蘇超”出圈的核心邏輯是什麼？

“蘇超”出圈的文化邏輯在於以“城市榮譽”激活內生動力，實現從“要我看”到“我要看”。足球競技被成功地嵌入到深厚的地域文化肌理之中，激活了“爲家鄉而戰”這一最樸素、也最強大的情感共鳴。

這種發自內心的歸屬感，是任何商業化包裝都難以企及的強大動員力，其火爆程度不斷在一組組數據中得到充分印證。

而10元左右親民票價的“低門檻”，以及由外賣小哥與退役國腳同場競技的球員構成（516名參賽球員中，業餘球員多達337名）的“高體驗”，打破了比賽的專業壁壘，使足球比賽迴歸“社會黏合劑”的本質，從“少數人的運動”變成“多數人的節日”，更讓足球超越了競技本身，成爲營造社會公共空間、塑造集體記憶的盛大節日。

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的調研數據顯示：88.7%的受訪者感受到賽事對經濟的積極影響；65.5%表示會因“蘇超”增加文旅消費，58.9%會增加體育消費。這股消費熱情也在宏觀數據上直接體現。這種“體育搭臺、文旅唱戲”的模式，不僅爲賽事自身提供了可持續的造血能力，更讓足球運動完成了從競技符號到發展動力的華麗蛻變。

青少年足球，怎可被“短視”綁架？

與“蘇超”的火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青少年足球儘管頂層設計不斷完善，但長期面臨“基層冷、根基弱、路徑窄”的困境。

首先是賽事體系“倒金字塔”：重精英選拔，輕普及培育。我國青少年足球賽事體系呈現出“頭重腳輕”的結構性失衡。面向少數精英球員的全國性、區域性高水平賽事（如U系列比賽）名目繁多，但真正紮根社區、面向全體青少年的普及性、常態化賽事卻嚴重匱乏。

這種“錦標主義”導向，使得足球成爲少數特長生的專利，大部分孩子並沒有參與比賽、感受樂趣的機會，足球人口的“塔基”因此難以夯實。主管部門規劃的“校內競賽—校際聯賽—選拔性競賽”體系，在現實中往往只剩“選拔性競賽”一頭獨大，“校內”和“校際”兩個最基礎的環節恰恰最爲薄弱。

其次是體教融合“兩張皮”：重人才選拔，輕協同育人。體教融合在實踐中往往很難達成。球員的培養路徑被人爲割裂：要麼選擇專業隊的“一條龍”模式，文化課被嚴重邊緣化；要麼在普通學校讀書，訓練時間和質量無法保證，競技水平難以提升。這種“二選一”的困境，讓無數有天賦的孩子和望子成龍的家長在“踢球還是讀書”的十字路口止步。其根源在於，青訓機構、學校、體育部門、教育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協同育人機制，球員的學籍、升學、出路等核心問題難以系統性解決。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那就是人才培養“功利化”。在“唯金牌論”和“錦標主義”的慣性思維下，青少年足球的培養目標被嚴重扭曲。基層教練員揹負升學率和比賽成績的雙重壓力，往往傾向於“拔苗助長”，在選才上更偏愛身體早熟的球員，導致大量有潛力但晚熟的苗子被埋沒。

其實，無論是在歐洲盃大放異彩的西班牙年輕球員亞馬爾，還是世界“球王”梅西，都非傳統意義上“身體強壯”型球員。可以說，在青少年足球運動中，這種短視化的培養模式不僅違背了足球人才的成長規律，更使其淪爲少數人追逐名利的工具，而非多數人強身健體、健全人格的載體。

迴歸快樂本質，如何讓更多孩子愛上足球？

那麼，“蘇超”現象對青少年足球發展的核心啓示？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於價值重塑，從“錦標主義”走向“興趣主義”。“蘇超”最大的成功，是讓足球迴歸快樂的本質。這啓示我們，青少年足球的首要任務必須從“選拔足球尖子”轉向“擴大足球人口”，要改變以賽代練、層層選拔的精英化思路。不妨大幅增加校內、校際、社區間的趣味性、低門檻賽事，讓每個孩子都有球踢、有賽打，在遊戲中感受足球的魅力。

其次是生態重建，從“體教分割”走向“社會共育”。“蘇超”帶來的全民狂歡生動詮釋了足球強大的社會整合功能。這也啓示我們，青少年足球的發展絕不能侷限於體育和教育兩個部門，而必須構建一個政府、學校、家庭、社區等多方共育的生態。要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青訓機構，探索將球員的日常訓練融入社區，將週末比賽辦成“家庭日”“社區節”，讓足球成爲連接家庭、增進鄰里感情的紐帶，爲體教融合提供更廣闊的社會土壤。

第三是路徑重構，從“爲俱樂部而戰”走向“爲城而戰”。“蘇超”以城市爲單位的組織模式，爲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成長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徑。這又啓示我們，不妨借鑑其成功經驗，打造以城市爲單位、覆蓋各年齡段的青少年足球聯賽體系，通過激發地域榮譽感來提升賽事的關注度和參與度，爲孩子們提供一條從校隊到區隊、再到市隊的本土上升通道。

當然，比起上面三條，最重要的是在頂層設計上探索建立“社會足球”與“精英足球”雙軌並行的發展體系。“社會足球”以擴大足球人口、培育足球文化、促進全民健康爲核心目標，應側重普及普惠，鼓勵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精英足球”則以培養頂尖人才、提升競技水平、爲國爭光爲核心目標，側重選優培尖。兩者共同發展，以此促進、完善中國足球的生態。

在評價機制上，可探索改革青訓補貼的發放方式。比如，可研究劃撥專項資金設立“全國青少年社會足球發展基金”。在補貼發放上，可探索與“區域足球人口增長率”“基層賽事活躍度”“社會滿意度”等普及性指標掛鉤，而非僅僅與比賽成績掛鉤，以此鼓勵和引導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將資源更多地投入到“塔基”建設中。

同時，可探索打造“校內-社區-城市”三級聯動的青少年聯賽體系。鼓勵做實“校內聯賽”。鼓勵各校以“普惠、趣味、安全”爲原則，引導小學三年級以上班級組建足球隊，常態化開展“班班賽”“年級杯”等多種形式的校內競賽，從而營造積極氛圍，確保絕大多數孩子能在零門檻、無壓力的環境中體驗足球樂趣，爲足球人口的規模化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分別爲浙江大學國家高端智庫教育學院分中心執行主任、研究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