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解放的歡呼聲還未散去，一紙人事任命卻讓許多人感到意外，率第二野戰軍橫掃西南的劉伯承，並未擔任西南軍區司令員，而是成爲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竟主動請辭這一要職，選擇投身軍事教育。

1949年，二野如雷霆般一舉解放川滇黔等地，黨中央決定在西南地區設立一個大軍區，司令員一職由賀龍擔任，鄧小平爲政委，劉伯承則成爲了主席。

這一安排背後，是黨中央的深謀遠慮，也是劉伯承個人志向與歷史使命的交匯。

西南軍區

解放大西南的戰役，是軍事與政治雙重奏的典範。第二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從東線突破，勢如破竹。

與此同時，賀龍率領第18兵團從北線翻越秦嶺，牽制胡宗南集團。這種“鉗形攻勢”不僅粉碎了蔣介石固守西南的幻想，也爲後續的人事安排埋下伏筆。

當時西南情況特殊：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高達90萬人，加上地方軍閥盤根錯節的關係，治理難度極大。

鄧政委曾回憶：“二野和18兵團俘虜川軍總數達90多萬。”如何改造這些舊軍隊，成爲擺在中央面前的首要難題。

西南軍政委員會這一臨時機構應運而生，它既要處理政務，又要整編起義部隊，還需要團結各族各界人士。在這個微妙的時刻，黨中央需要一位既能震懾舊勢力、又善於團結各方的領導人。

第二野戰軍與賀龍率領的第18兵團共同解放西南，讓兩個部隊的主官分別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和軍區司令員，實現了很好的平衡。鄧小平與賀龍搭檔，這樣的安排各方都能接受。

劉伯承作爲四川開縣人，他在川軍中素有威望，而賀龍在川軍中的資歷更老——1925年就已擔任川軍師長，與劉文輝、鄧錫侯等起義將領級別相當。

相比之下，當時的劉伯承還是旅參謀長，這種資歷對震懾和改造90萬起義部隊至關重要。

當時，解放西南是兩軍合力的結果，因此合併兩軍建立軍區，自然也要雙方共同出人建設，司令政委一共兩個職位，如果劉伯承當司令員，那賀龍就要去當政委。

也不是說賀龍同志就當不了政委，但他明顯還是更適合當司令員，因此只能是鄧政委，那劉伯承便只能是劉主席了。

西南剿匪

西南解放之初，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剿匪，這些土匪成分複雜：既有潰散的國民黨正規軍，也有地方慣匪，還有被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救國軍”。他們破壞交通、襲擊新政權、殘害幹部羣衆，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在劉伯承主持的西南軍政委員會統一部署下，一場大規模的剿匪鬥爭全面展開。賀龍指揮西南軍區部隊，採取“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羣衆”相結合的方針。到1950年底，共殲滅土匪60餘萬人，繳獲各種槍支30餘萬支。

剿匪鬥爭中湧現出許多感人事蹟。在川東，一個排的解放軍戰士爲保護糧倉，與數倍於己的土匪激戰一夜，全部壯烈犧牲；在黔北，工作隊深入苗寨，用真誠打動少數民族頭人，共同清剿匪患。這些行動不僅鞏固了新政權，也贏得了民心。

就在西南百廢待興之際，劉伯承卻做出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

1950年夏，劉伯承得知創辦陸軍大學的消息後，立即請求辭去職務，去參與籌建陸大，他在信中誠懇地寫道：“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麼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但此時陸大其實還沒有被建設完成，因此劉主席還是隻能繼續剿匪。

1951年以後，因朝鮮戰爭爆發，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加緊活動，匪患出現反覆。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緊密配合，開展了更深層次的剿匪鬥爭。

到1952年底，西南地區基本肅清了匪患，勝利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也爲西南的經濟建設創造了必要條件。

在剿匪過程中，劉伯承特別注重政策把握。他多次強調：“要嚴格區分首惡與脅從，打擊極少數，爭取大多數。”這一指導思想使得剿匪工作既堅決又穩妥，最大限度地團結了羣衆，孤立了敵人。

陸大校長

爲何劉主席特別想去當教師呢？大概和他的經歷有關，1927年，劉伯承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那裏先進的教學模式讓他深感震撼。從那時起，他就立志要在中國創辦一流的軍事院校。

其實中央原本對他另有安排，打算讓他出任總參謀長一職，但劉伯承婉拒了：“這次就不要再去當囉，我還是去辦學校，搞教育，當教書先生吧！”

早在1926年瀘順起義時期，他就在所屬部隊辦起了軍政學校並親任校長。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學習經歷，讓他深刻認識到現代軍事教育的重要性。那個時期，他形成了兩個關鍵認知：一是真正的軍校必須立足實戰；二是軍事教材必須與時俱進。

抗戰時期，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依然高度重視教育。他將毛澤東軍事論著作爲“第一種教材”，日軍的軍事條令作爲“第二種教材”，蘇軍的條令和理論作爲“第三種教材”。

伏龍芝軍事學院

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重視，使得劉伯承成爲軍事學院院長的最佳人選。

劉伯承在西南的職務由賀龍接任，而賀龍在解放西南時率領的第18兵團，原本就是劉伯承曾領導的晉冀魯豫軍區部隊。

部隊在不同的人手中換來換去而不會出現任何岔子，這在舊社會是難以想象的事，但新軍隊中這很容易做到。

劉伯承未任西南軍區司令員而去創辦軍校的選擇，表面上看是個人意願，實質上反映了新中國建設初期黨中央的戰略佈局。西南需要一位善於團結各方的領導人，而軍隊現代化更需要一位深諳軍事教育的奠基人。

從短期看，賀龍執掌軍區、劉伯承主管軍政的安排的確保了西南的平穩過渡；從長遠看，劉伯承創辦軍事學院爲我軍培養了大量現代化指揮人才，適應了朝鮮戰爭爆發後的國際形勢需要。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重大人事安排從來不是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個人志向、組織需要與時代要求的完美結合。

劉伯承以其卓越的遠見和無私的品格，在歷史轉折點作出了順應時代的選擇，這也正是他作爲傑出軍事家和教育家的偉大之處。

參考信源：

《飲馬金沙:第二野戰軍解放大西南紀實》——傅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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