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蕭克去南京開會,特意去見了劉安恭女兒:你父親是革命烈士
一扇普通的民居門前,84歲的開國上將蕭克緊握一位陌生女子的手,聲音哽咽:“邦昭同志,我是你父親的老部下。他是爲革命犧牲的烈士,不是託派!”這句話,他等了半個世紀才終於說出口。
1985年6月,南京城,剛參加完軍事會議的老將軍蕭克,收到一張簡短字條:“劉安恭女兒劉邦昭住在南京東郊,體弱多病,盼能一見。”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開國上將沒有絲毫猶豫,立即吩咐司機:“路再遠,也得去!”
劉安恭其人
當劉邦昭打開家門,看見一位身着舊軍裝、精神矍鑠的老人站在門口時,她完全沒想到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蕭克將軍。更沒想到的是,蕭克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讓她淚流滿面:“你父親劉安恭是革命烈士,他爲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蕭克帶來的不是空泛的安慰,而是沉甸甸的證據——一份1929年的戰場電文,上面有劉安恭親筆批註的“夜襲可成”四個字,還有他在蘇聯紅軍射擊學校的畢業證書複印件。這些泛黃的紙張,默默訴說着一段被塵封的歷史。
劉安恭1899年出生於四川永川(今重慶永川)一個書香門第。
1917年,劉安恭遠赴德國留學,在德期間,他結識了朱德、章伯鈞等中共旅歐支部成員,一起探討共產主義理想,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段歲月裏,這幾個年輕中國人經常騎着自行車穿過柏林的大街小巷,被橋頭咖啡店老闆戲稱爲“中國紅博士”。
1924年,劉安恭學成歸國,出任成都電話局局長,雖然身處高位,他卻毫無架子,經常和職員一起在少城公園踢足球。表面上他是四川軍閥楊森任命的“洋局長”,暗地裏卻在配合朱德從事兵運工作。一次策動楊森部隊倒戈失敗後,他遭到通緝,不得不連夜潛往武漢。
犧牲
1927年,劉安恭來到南昌,擔任朱德創辦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副團長。南昌起義後,他被派往蘇聯,在紅軍高級射擊學校系統學習軍事,尤其精通重機槍速射技術。
1929年4月3日,劉安恭歷經艱險抵達江西瑞金,成爲黨中央與紅四軍之間的聯絡特派員。他的到來讓紅四軍領導層欣喜若狂——部隊終於與中央恢復了聯繫。
朱德與劉安恭是舊相識,兩人緊緊握手。毛澤東雖然初次見面,但也對這位中央派來的同志表示歡迎,還特意向蕭克詢問:“劉安恭槍法如何?”在得知他軍事技能一流後,毛澤東更加放心。
劉安恭很快被任命爲紅四軍第二縱隊參謀長,隨後又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多次參加戰鬥,立下許多戰功。
然而,他帶來的中央“二月來信”卻在紅四軍中引發了激烈爭論,他帶來的信函與當時的委員毛澤東發生了爭論。
戰場上的分歧,終究要用戰場上的行動來證明,1929年10月25日,在福建峯市的戰鬥中,劉安恭親自端起重機槍,率突擊排向敵軍陣地發起衝鋒。
子彈如雨點般傾瀉,他毫不畏懼,用精準的點射壓制敵人火力。然而,就在部隊即將突破防線時,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
戰友郭化若將他抬上擔架時,劉安恭用盡最後力氣問道:“陣地拿下了沒?”話音剛落,他便永遠閉上了眼睛,年僅30歲。
就在劉安恭犧牲前後,中央的“九月來信”送達紅四軍,這封信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撤銷了二月信,然而,劉安恭再也無法看到這場爭論的結局了。
當時蘇聯的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發生了爭論,最終斯大林取得勝利,將托洛茨基趕出了蘇聯,蘇共就要求其他地區的黨也要肅清“託派分子”。
劉安恭犧牲後,由於那個二月信,他收到了許多非議,一些人錯把他也當成了“託派分子”。
後果
這個標籤對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影響,劉安恭犧牲時,女兒劉邦昭尚未出生。幾十年來,她只能從零星的回憶中拼湊父親形象,到處走訪軍史館,卻只能找到一些零星資料。
蕭克將軍始終無法接受對劉安恭的這種指責,在與劉邦昭的談話中,他動情地說:“劉安恭怎麼可能是託派呢!他犧牲在戰場上。”
蕭克的南京之行最終澄清了事實,既然劉安恭是犧牲在戰場上的,那麼他自然不是什麼託派。
1985年秋,在蕭克的推動下,總政治部組織專人複覈歷史資料,通過比對戰地醫療記錄和營級日報,確認了劉安恭的陣亡座標、身份和編制番號。
那段時期,蕭克反覆強調:“凡用鮮血爲紅旗添色者,都應得到公正。” 他堅持認爲,評價一個革命者,首先要看他的大節,看他是否爲人民流血犧牲,而不能僅僅揪住會議上的爭論片段。
1985年12月,民政部正式下發批文,追認劉安恭爲革命烈士,川東烈士陵園爲他補立了衣冠冢,碑文上清晰地刻着:“生於1899年,卒於1929年,功在紅軍。”
歷史既反射光輝,也照出陰影。劉安恭的故事,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探索革命道路的一個縮影——他們有理想、有熱情,也在實踐中摸索、在爭論中成長。
蕭克將軍以“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的治史態度,堅持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爲曾經的戰友洗清了冤屈。這不僅是對劉安恭個人的告慰,更是對歷史負責、對真理尊重的體現。
從柏林大學的留德才子,到血灑閩西的紅軍將領,劉安恭用30年的短暫生命詮釋了什麼是信仰與忠誠。歷史也許會暫時蒙塵,但真相永遠不會被永遠埋沒。
參考信源:
中共軍事鬥爭史略——於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