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大人”們的中西醫抉擇

一般認爲，19世紀初牛痘疫苗接種技術的傳入，是近代西方醫學來華的開始。此後，傳教醫生、海關醫生、軍隊醫生以及職業西醫帶來了西式醫學衛生知識、診療手段、醫院診所，在中國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力。皮國立教授的《大人之疾：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以下簡稱《大人之疾》），利用呈現和書寫病患切身感受的個人日記、信件、回憶錄等私人史料以及公私檔案，剖析孫中山、魯迅、胡適、梁啓超等“大人”擇醫的態度、理念，尤其是他們患病期間與家人、朋友擇醫主觀性的分歧與看法。所謂“大人”，一般指或自身道德高尚，或有名望的一部分人，且他們的舉止往往被投射了一般人的期待。這些對“大人”的健康掙扎和醫療選擇的深入洞察，構成了“病人史”的主體性。

《大人之疾：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皮國立 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隨着洋務運動、維新思想的影響，西醫逐漸觸動了傳統醫學的“中樞神經”。熊月之先生認爲，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通商口岸，西醫已經普遍被接受。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從研究生理結構、探明病因病理、以腦爲人體中樞、醫療器具精細、用藥精當等五個方面比較中西醫的優劣，認爲西醫“製藥精良，用器靈妙，事有考覈，醫無妄人，實暗合中國古意，而遠勝於時醫”。《點石齋畫報》中亦有“西國扁盧”“瞽目復明”“妙手割瘤”“西醫治病”等多幅描繪西醫診治的圖畫，可見生病看西醫在晚清亦是尋常之事。清末民初，隨着中國社會的劇烈動盪，內憂外患，中西醫論爭更是與文化、種族、身體、國運、政治的話題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作者認爲民初中醫作爲“舊文化的表徵”，被大多數接受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所唾棄，被“‘科學’和‘西化’滅頂”。孫中山、魯迅、胡適、梁啓超等皆受過良好教育、享有當時最好的醫療資源的“大人”，理所當然的是“信仰西醫”的主力軍。孫中山、魯迅早年習西醫，且中醫藥皆予其“挫折與不信任之治療經驗”，故對西醫之推崇不遑多論；梁啓超、胡適更是着眼於改造社會、開啓民智、大力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最重要代表，西醫亦是他們着力宣傳的內容。他們崇尚西醫、摒棄中醫看起來水到渠成。“針對救國與改正國民性的訴求，中醫顯然並無任何價值的存在”，似乎中醫在他們身上是難覓蹤跡。

書中指出，以往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者“大方向仍是以醫者或醫療技術爲主”，“少有來自病人的聲音”。《大人之疾》則嘗試摒棄“偏於制度和體制之歷史論述和沿革，看不到‘人影’”的醫學史研究，着眼於近代中國關鍵人物的疾病困擾以及在中醫與西醫之間的選擇，試圖“將醫療或疾病史中的‘人味’找回來，書寫歷史人物的日常苦痛與在大時代中的醫療抉擇”，“探討個人的疾病感受和醫療選擇”。歷史學者王晴佳亦認爲，情感史研究可以“在常見的歷史事件、現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響”。本書作者將宏大論題寓於具體故事，不僅要觀“大人”之言，還要察其行：例如，胡適篤信西醫，但也接受中醫治療，“對中國醫學典籍時有所期待”，早年在上海讀書時就用中藥治療腳氣，雖然他極力否認中醫陸仲安幫助他治療腎臟病，說是根本沒有這回事，但是其日記卻留下了諸多的線索，從中可見新文化陣營對傳統醫療曖昧態度的討論；在西醫對孫中山束手無策之後，侍疾諸人開始主張積極用中醫治療肝癌，力邀北京知名中醫陸仲安與蕭方駿來診，張靜江更是偷偷將蔘湯摻入飲食之中，在西醫發出死亡預告後，堅定了“改用中醫”“服用中藥”以求最後一搏；魯迅深刻指出中醫、迷信與傳統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認爲“中醫的一切，又都和中國人無知、愚弱的國民性連在一塊”，但其也以“病人”的身份，訴說當時中國西醫的各種問題；梁啓超力挺西醫，“協和是東方頂尖，我信得過”，進入協和醫院，卻被西醫誤診，誤切左腎，出院後，又曾請著名中醫唐天如施用重要治療。

由於“多數的歷史人物沒有記錄自己的病痛”，因此，《大人之疾》無法選擇代表更廣泛社會階層的普通人在疾病和醫療選擇方面的經驗，只好通過那些“大人物”在病痛前的艱難抉擇，呈現現代與傳統如何在一個個身體上碰撞交融，暗示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在醫學領域，實際上具有更連續和適應性的發展軌跡，即使在全盤西化盛行的清末民初，“中國醫學學術和知識體系”也並非簡單地被取代，而是被重新解釋和激活。這與梁其姿明確駁斥所謂的中醫“失敗敘事”、認爲“西方醫學進入中國100多年後，中國社會並沒有全盤‘接受’西方觀念”異曲同工。《大人之疾》中的幾位主角大都在“信仰西醫”和“暗用中醫”之間擺盪，他們也發現當時中國的西醫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萬全之策，西醫在中國也“迅速腐敗”，梁啓超更是不幸被西醫醫出了醫療事故，這些人在“面對自己的疾病時，有時又回去找尋那個他們論述中落伍的國醫”。以上具體事例不僅說明了中醫的“韌性”和“更新”，這種“身體上的妥協”更反映出國家推進現代醫政的同時，個人和社會層面傳統醫療依然頑強存在，個體對身體的認識仍深受文化習慣影響。

《大人之疾》以“病人歷史”爲核心的方法論，從微觀歷史和公民形成，到國家建構和公共衛生，揭示出近代關於身體的觀念如何隨政治、思想環境而演變，使得醫學現代化和身體政治等抽象概念變得更加具體和易於理解，爲理解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複雜進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有意思的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上海指南》（1914年第8版）卷七以“中醫”“西醫”“西洋醫生”“日本醫生”四者並列，似乎說明在當時社會生活中，“西醫”和“西洋醫生”並不是等同的概念，亦頗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