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昇活字只是空想？他三年“重印”千年經卷，揭開一段塵封祕史

在世界印刷史的研究中，韓國關於活字印刷起源的相關主張，曾引發一場持續多年的學術爭議。早在上世紀60年代，韓國便依據慶州出土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刊印於公元704年—751年之間），在國內宣揚“印刷術起源於韓國”的觀點。

1995年，韓國又以發現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的金屬活字印本《直指心體要節》爲依據，進一步強化這一主張。部分韓國學者甚至提出“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思想，並未實際應用”，對中國作爲活字印刷術發源地的地位發起挑戰。與此同時，一些德國學者也秉持“活字印刷由古登堡於15世紀發明”的觀點，使得這場爭議更趨複雜。

但在中國西北，一位西夏學研究者從一頁千年前的西夏文佛經中發現，這些存世最早的用泥活字印成的經卷，或許就是活字印刷起源於中國的有力明證。

武威“天書”：最早泥活字印品

面對這些質疑，中國學者以紮實的考古發現和嚴謹的學術考證爲支撐，展開了有理有據的反駁。這場反駁的一大突破口，來自甘肅武威亥母寺遺址的重大發現。

上世紀80年代，當地村民在遺址中偶然發現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包括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簡稱《維經》）。時任武威市博物館副館長的孫壽嶺，憑藉對文物的敏銳感知，意識到這部佛經可能與活字印刷有關。

經過深入研究，孫壽嶺根據經名後題款尊號判斷，《維經》最早印製於西夏仁宗期間（公元1139年—1193年），最晚不遲於乾定四年（公元 1226年），且從字體特徵、印刷痕跡來看，極有可能是泥活字印刷品。

“泥活字復活”的艱難之路

爲了印證這一判斷，孫壽嶺開啓了艱難的 “泥活字復活” 之路。

他以沈括《夢溪筆談》中對畢昇泥活字工藝的記載爲藍本，結合武威當地豐富的高嶺土資源，反覆試驗和泥、刻字、燒字的流程。當時條件簡陋，孫壽嶺只能用自家的蜂窩煤爐子燒製字丁，常常因火力控制不當導致字丁開裂，一爐能成功燒製一半字丁已屬不易。

歷經三年摸索，孫壽嶺不僅掌握了泥活字製作的核心技藝，還成功用復刻的泥活字重印了《維經》下卷。

重印出的書頁，呈現出行距寬窄不一、部分字體歪斜、筆畫偶有斷裂等特徵，與出土的《維經》原件高度吻合，從實踐層面證實了泥活字印刷術的可行性。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達生進一步從技術角度佐證：經文中存在因泥字小氣眼形成的 “氣眼筆畫”，以及泥字陶化過程中產生的 “變形筆畫”，這些都是泥活字印刷獨有的痕跡，木活字或金屬活字絕無可能出現。

1994年，《中國文物報》刊登孫壽嶺關於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的研究文章後，立刻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鑑定，明確《維經》爲活字印本，而後續的學術研究更確認其爲迄今存世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

考證確鑿，活字印刷源頭在中國

中國學者的反駁，並非單純的 “立場之爭”，而是基於歷史文獻與考古實物的雙重印證。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對畢昇泥活字 “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 的製作流程、“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的排版方法，記載得詳實準確，這是世界上關於活字印刷術最早、最完整的文獻記錄。而西夏《維經》的出土與泥活字工藝的復活，則填補了實物證據的空白，形成了“文獻記載—考古實物—工藝復刻”的完整證據鏈。

如今，活字印刷術由北宋畢昇發明，西夏是早期重要應用地區，已獲得國際史學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