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的星空》魔改曹操？正相反，它太依賴正史了！

觀看《三國的星空（第一部）》（簡稱《星空》）前，我期待不大。

一方面，朋友圈普遍評價不高，讓我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三國”題材的改編已經難以推陳出新，也是事實。

但是，觀影之後，卻覺得值得一評。

總體而言，傳統中國文藝作品的新改編已經成就了一些新經典。例如，《西遊記》和《封神演藝》的跨媒介改編不僅造就美術片時代的經典《大鬧天宮》，還成就了《黑神話》這一爆款遊戲；而《封神演義》的改編更激發了“封神宇宙”這一當代動畫經典IP的誕生。

但是，與《西遊記》同爲“四大名著”的《水滸傳》《紅樓夢》和《三國演義》，公認的“經典”改編始終侷限在電視媒介中。

例如，《紅樓夢》在1987年成功後難以進一步被大衆媒介深入生產，《水滸傳》的部分章節曾經爲港臺電影人改編，形成經典，但真正成功的也只有1983年的那次全本改編。

《三國演義》在大衆文藝和文化產品中的改編狀態略好，但全民共識的經典性改編也是1994年央視改編的那一版。當然，由於《三國演義》和其依託的史源《三國志》在東亞文化圈影響力巨大，它的跨媒介改編狀況略好。例如，日本基於三國故事改編的“三國志”“三國無雙”系列遊戲曾經在特定世代的大衆文化記憶中獲得經典地位。在2000年後，基於三國故事的衍生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算是三國故事改編的最後高光時刻，但其影響力已經式微。

但在網絡文化領域，三國故事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大量衍生動畫和“鬼畜”視頻則以1994年央視版《三國演義》爲素材，進行二度創作和廣泛傳播。但真正有影響力的衍生和改編產品，只有以馬伯庸歷史懸疑小說改編的《風起隴西》和港漫《火鳳燎原》的動畫化產品，卻難以再次變成堪比“封神宇宙”這樣的現象級IP。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相對於玄幻神魔小說依託於神話故事，形成羅蘭·巴特所謂的“可寫文本”，《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傳》往往受制於對人物、情節和文本社會功能的特定規範的限制，成爲了一種“可讀文本”。

“可寫文本”可以不斷通過文本中要素關係的重置，以適應新時代語境下的人們的閱讀期待。例如，對《封神演義》進行魔改的諸多動畫，能通“重寫”神話抓住年輕人的喜怒哀樂。“可讀文本”卻必須受制於歷史積澱下，讀者對敘事和人物的固定期待，改編的目標必須呼應這種期待。

這並不是說不能“魔改”這些作品，而是說即便是成功的“魔改”，也很難獲得一定的流行度進而成爲一種大多數人能共情的經典或者“爆款”。例如，《火鳳燎原》的改編在特定觀衆中流行，卻極難變成多數觀衆都喜歡的作品。

其次，中國20世紀對三國故事的重視，得益於過去和當代文化視野的共振關係。從魯迅發端，並由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推動的爲曹操“正名”的工作，其實是20世紀藉由三國問題，理解當代文化-社會問題的一種手段，併成爲了大衆理解1994版《三國演義》的思想前提。

但是，新世紀以來，這個文化語境其實消失了，所以大衆愛好者對三國故事的討論趨於碎片化和私人化，這影響了新的優秀改編作品的出現。

回到《星空》，雖然藉助了國漫在技術和內容層面突飛猛進的優勢，但上述兩點也成爲它的兩個劣勢。但是看完之後，我覺得它還是努力克服了困難，在開掘了一個以名物-史實爲中心的意義生成空間的同時，嘗試一種以詩帶動故事敘述的情節展開方式。

不僅如此，在敘事方法上，它引入了“互見法”這種極爲高妙的手法，並打開了歷史-政治的複雜性。

《星空》首要的獨特性在於從“物”出發，而不是人出發，來處理這段歷史。比如一開始袁紹和曹操偷香爐的過程，看似是閒筆，能把歷史空間打開的同時，把處於兩個歷史對立面的人物之間的張力呈現出來。

曹操遺囑中有一段話：“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這段話強調了“香料”這種在東漢末年具有通貨價值的物品如何分配的問題（監製易中天先生專門分析過這則遺囑，估計開頭的橋段來自於他的靈感）。

而通過“偷香爐”將袁紹和曹操對寶器的態度呈現出來，不僅顯出二人的性格，也凸出立場的對立。袁紹不惜財寶重器，卻爲了地位不擇手段，陰狠毒辣的性格，是高等士族本性的體現；曹操憨直中透着機敏，關鍵時刻敢於捨棄浮華，追求實力，是低等地主優秀代表的體現。

而劇中的戰爭場面尤其體現“以物見人”的巧思，在通過精彩的動畫特效全面還原了古代戰爭以“陣型”爲中心的過程之外，還能有餘力去寫戰爭中的人性。

比如討董戰爭中西涼騎兵的衝陣，呈現出曹操一方的堅忍必死之心。而官渡之戰中，曹操的慎重剛毅，袁紹的詭譎霸道都能從兵器和變陣中呈現出來。就之前的三國改編而言，還沒有這麼精彩的戰爭場面呈現出來。就以物引出故事而言，《星空》極爲新穎。

其次，《星空》模仿《長安三萬裏》以詩歌引導敘事，雖有瑕疵，但思路很好。

討董的敘事依靠是曹操的《蒿里行》展開；曹操和袁紹的會盟是依靠《短歌行》鋪開；最後，曹操統一北方，就把《觀滄海》作爲結局。詩歌節奏和敘事節奏形成一種獨特的互補，把比較鬆散的歷史轉化爲有機展開的詩意情景，也契合了曹操文學家的氣質。

雖然《星空》依賴歷史，但它不是歷史，仍然是藝術，需要抒情性、畫面感和有機性，用詩歌帶動故事，雖說不是原創，也體現了主創對情景交融這種中國傳統美學境界的追求。唯一的遺憾是隻用曹操詩歌，如果漢獻帝回洛陽用王粲《七哀詩》鋪敘，境界就會更好。

在網友看來，這一版改編的曹操“太憨了”，袁紹變成了“曹操”。還有人對曹操和漢獻帝的“蜜月”有異議。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爲《三國演義》造成的“前理解”太強。

如果讀一些《後漢書》和《三國志》（包括裴松之注），就會發現，作者的解讀是基於歷史的大膽理解。

首先，漢獻帝不是完全的政治弱者，他有一定政治智慧，明斷愛民，並且也試圖恢復天子權威。

其次，曹操也並非一開始就有實力和意願架空漢室，甚至在人生終點，他都在猶豫是否止步於霸府政治，維持漢室禮儀上的最高地位，著名週一良先生就一直持這一看法。所以，兩者如何有蜜月期，又如何分道揚鑣，本來就可以進行大膽想象。漢獻帝先懷疑，再次相信曹操也有合理歷史根據。因爲，歷史上袁紹不傾向於扶持漢獻帝，而是一直希望扶持另一位宗室劉虞爲帝。

最後，網友簡單認爲袁紹“陰”，曹操“憨”，其實忽略了動畫的敘事筆法；曹操集團的謀劃被刻意隱去，而是僅僅通過董承的轉述呈現出來。由於董承被塑造爲“壞人”，這就讓曹操顯得“好”和“憨”，但顯然，曹操隨便誅殺對手這事，影片並未否認。主創用了《史記》以來中國史筆的“互見法”來呈現一個更爲複雜、但有着英雄氣概的曹操。

不僅如此，袁紹性格陰沉恰恰是主創團隊熟悉歷史的表現。

在三國正史中，袁紹本來是河南汝南士族代表，卻佔據河北，需要陰謀政治才能彈壓河北本地大族。而小地主曹操反而必須要維持一種質樸的正能量，才能和這些高級陰謀家維持既鬥爭又團結的態勢。所以，曹操完勝袁紹而釋放，並非真實的歷史細節，卻呈現出了曹操這個低等士族的代表對這位高門士族代表欽敬、恨妒又不得不團結的複雜心態；而袁紹也發現，他這個一直照顧的小弟，在一開始就有着卓越的政治天賦，併成爲了一個比自己更偉大政治對手。

由此，主創團隊藉由明暗線交會和不可靠敘述（董承的讒言）等方式，勾勒人性灰暗和光明面交織的狀態，體現出較強的講故事能力。

最後，《星空》並不強調道德和立場對歷史走向的決定作用，而突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

漢獻帝和曹操的矛盾體現了這一點，兩人都愛百姓，都想終結亂世。但漢獻帝不得不面對一個矛盾，當曹操的能力超過他的控制時，最終有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兩位主人公都陷入了茫然之中。這種“歷史的兩難”亦耐人尋味。

毋庸諱言，《星空》有致命的失敗之處。

在史料和觀念層面，它太不妥協了，過於依靠正史，導致讀《三國演義》長大的觀衆不買賬。在敘事線條和人物邏輯上，它又太簡單。爲了讓依賴“正邪對立”的雙線結構的觀衆買賬，完全凸顯曹操和袁紹的對立，反而使得普通觀衆沒有“梯子”去欣賞主創團隊依靠史料費盡心思的想象，對次要人物，尤其是謀士集團人物的刻畫極爲單薄。

這導致了整個《星空》有可能既沒口碑，又不能完全贏得大票房的尷尬局面。希望在下一部《赤壁之戰》中，這些短板能得到彌補和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