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喫中餐聽京劇，讀《道德經》，崇拜李白 | 譯者專訪

記者：你當年是坐火車去的匈牙利吧？

餘澤民：對，1991年10月16日，從北京站國際站臺出發，經蒙古、俄羅斯和烏克蘭，最後抵達匈牙利，路上並不順利，在莫斯科滯留了三天。本來，我去匈牙利是投奔一個大學好友，但顛簸了十天火車到達後，才知道他三個月前就已去了奧地利，好在他託了一個熟人到火車站等我，直到站臺上的人散盡，一個北京小夥子拿着一張我的照片走到我跟前……就這樣，我們像特務般接上了頭。他直接帶我從布達佩斯帶到了南方小城塞格德，在那裏的一個私人診所，把我交給一個既不會英文，也不會中文的匈牙利大夫。我就這樣被孤零零地丟在那裏，一住就是六年。

記者：這六年裏，你一直在診所工作？

餘澤民：我在診所只工作了不到半年，因爲半年後匈牙利恢復簽證，我失去了身份，隨時面臨被遣返的危險，也就失去了工作。後來有一天去上班，我發現整個診所都搬空了，連個牀都沒有了，我就坐在那兒就哭了。從1992年的2月份開始，我可以說是一瞬間就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當時真的連給家裏寫信的郵票錢都拿不出來。那段時間，我真是感到絕望，前行無路，後退無方，生活拮据，舉目無親，整天將自己囚在房間裏，害怕出門會遇到警察；懸廊上鄰居進出的腳步重了一些，我都會緊張得心驚肉跳。怕得失眠，餓得想哭，悶得想喊，有生以來我頭一次知道什麼是絕望。少年時幻想的折磨變成了現實。

記者：那這段時間，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餘澤民：靠年輕，靠朋友。日子很難，但總能發生新鮮事，荷爾蒙支撐着年輕的好奇心。記得92年一個夏日午後，我坐在開向懸廊的方窗前發呆，突然有隻手隔着玻璃敲我的臉。我認出，這是彼得，一個瘦高、長髮的藝術青年，接連兩年都沒考上美院，跟我是在酒吧裏認識的。他聽說我已經幾天沒有出門，出於擔心跑來看我，並抱來一團雕塑用的泥巴，他說：“你要是悶了，就捏點兒什麼吧。”這團泥巴可是救了我的命。我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差不多將全部時間、能量和情感都傾注到了這團膠泥裏，捏了許多小泥塑。現在，它們擺在我家裏的書櫥裏，每每看到都充滿感恩。一晃又到了這年深秋的一個傍晚，我回到住所，看見門外放着一大麻袋沾着泥塊的土豆和一張字條，字條是朋友伊米寫的，土豆是他剛從自家菜園裏刨出來的。就是他帶來的這50公斤土豆，幫我熬過了那個悽惶的冬季。當然，在塞格德的頭三年，我一直是跟來自鄉下的三位匈牙利大學生一起住，兩個英語專業，一個是醫學生，爲了我能交得起房租，他們想方設法幫我找工作。到了暑假，他們都要退房回家，爲了不讓我流落街頭，就輪流把我接到他們各自的家裏住。於是在這期間，他們教我學匈語，我到塞格德的第一個週末，他們就翻着匈英字典教了我一首詩——尤若夫·阿蒂拉寫的《純潔的心》，二十多年後，我居然翻譯了這位大詩人的詩集。接下來的那個週末，他們又教給他一首歌——《假如我是一枝玫瑰》，這首歌在冷戰期間曾經被禁，被人稱做“第二首國歌”，我後來把這首歌詞也翻譯成了中文。再後來，我被聘爲北二外的特聘教授，我給匈語專業的學生們講課，其中一課就講這首詩和這首歌。那段時間基本上就是這麼過來的，我來匈牙利的時候，只隨身帶了一本歐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傳》，匈牙利語的書看不懂，其他中文書又沒有，後來在圖書館借到一本英文的《在路上》，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它看完，可能冥冥中有註定，如果我當初借的是一本驚悚小說，沒準就往那個方向去了。在我靠着朋友接濟的狀態下讀到這本小說，讓我感覺到人在最失落的時候，如果還可以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那就還有價值。後來的那些年，我又讀了許多書，記了幾百萬字的日記，在不知不覺中爲以後的寫作積累下素材。所以我把《在路上》看成我流浪日子裏的生活聖經。現在回想起來，直到出發，我居然沒查過世界地圖！當我在布達佩斯的凱萊蒂火車站跳下站臺時，感覺自己就像一位準備屠龍的少年英雄。說來我從來都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當年我學鋼琴時，能夠彈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號》。

記者：所以剛前面說你和匈牙利之間有命定的緣分。

餘澤民：重要的是，我在匈牙利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們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幫助了我。在塞格德期間，我認識了在民族歷史公園擔任副館長的阿格奈絲，曾是舢板冠軍的鞋商布什，大學教授鮑洛提一家，還有曾競選市長的科汗醫生等。我還認識了現在的妻子艾麗卡，正是在我的影響下，她愛上中國文化，並在1996年考上羅蘭大學中文專業，我和她也是在那一年一起從塞格德搬到了布達佩斯。我尤其得說，我很幸運地結識了當時在塞格德大學教書的海爾奈·亞諾什先生，他是文史學家和出版家，著名文史雜誌《2000》的創刊人。我剛到塞格德不久，他來診所找我看病，就這樣認識了，在我最難的時候，他收留了我，不僅解決了我的生存問題，還讓我結識了許多文化界朋友，他後來還喜歡上了中國文化，出版了《道德經》《易經》，我幫忙手寫了書中的中文部分。再後來，我和我妻子艾麗卡又幫助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其他國內出版社向匈牙利推廣中國圖書，我們又和亞諾什合作出版了《山東漢畫像石彙編》《中國年畫集萃》《漢字》《中醫關鍵詞》和《中華文化與思想術語》系列。這都是後話了。正是在他家裏，1993年初春，我在機緣巧合之下，結識了匈牙利著名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也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我跟他算是一見如故吧，當時在窄長的廚房裏，五六個人面對窗戶坐成一排，每人手裏攥一瓶啤酒，交談的時候要側過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兩年前的中國之行，回到匈牙利後，他寫了一本題爲《烏蘭巴托的囚徒》的散文集，並且迷上了中國文化，他喫中餐，聽京劇，不管跟誰聊天，都會不自覺地提到中國。他尤其迷戀古代中國，讀《道德經》，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們聊得投機，他邀我回家小住，連夜開車，把我帶到一個小山鄉，我在那裏住了一星期。從那之後，我就成了拉斯洛家的常客，我在他家遇到過著名導演塔爾·貝拉、凱爾泰斯和艾斯特哈茲，還有後來我翻譯的《垃圾日》作者馬利亞什。拉斯洛喜歡李白，說很想找一個機會請我陪他到中國沿着李白的足跡走一圈。1998年5月，他實現了這個願望，我隨同翻譯，和他一起走了近十座文化名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加深了情誼，他也深受觸動，後來還把我寫進了自己的書中。就這樣，回到布達佩斯後，我對拉斯洛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他是我這輩子認識的第一位作家，我們在中國朝夕相處了那麼久，我自然想知道他寫了些什麼。恰巧當時我的房東亞諾什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說集《仁慈的關係》，他給了我一本。就這樣，我艱難地讀了起來。

記者：這該不會是你讀的第一本匈牙利圖書吧？

餘澤民：是吧，至少是我擁有的第一本匈語書。因爲在這之前，我根本就不讀不寫，只會聽和說。所以，拿到書翻開第一頁，看到的全是不認識的詞，再往後翻，好不容易翻到一頁好像認識的詞多一點的就開始讀，每天一邊查字典一邊讀這本書，讀了一篇之後我就想不如把它翻譯出來，畢竟單單把詞翻出來也讀不懂，必須串成句子纔行，所以我就試着翻譯了其中的一篇《茹茲的陷阱》，只是8000多字，卻是花了我整整一個月時間。後來這篇譯稿發表在2016年《小說界》第1期。我當時並沒有想過自己日後會成爲《撒旦探戈》的譯者。不管怎樣，也正是這個短篇小說，讓我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讀匈牙利語的小說和讀中文小說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當然也是因爲作者的文字和其他作者明顯不同。當初我翻譯他的作品僅僅因爲我和他是好朋友關係，我並不知道他的文字是匈牙利作家中最難的、最特殊的。我想我這是瞎貓碰到死耗子，一開始讀就讀了匈牙利最難的文學作品，也是匈牙利最好的作家的一部作品。翻譯完成之後我很興奮，原來文字還可以這樣表達，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接下來，只要有點錢我就去書店買匈牙利語的小說，沒人告訴我哪本好，我就先看封面，再看是不是短篇小說集。兩年期間買了很多短篇小說集，讀幾篇就翻譯幾篇，翻譯了有三四十位不同作家的不同小說，這算是我的翻譯練習期。而翻譯實際上是一種深度閱讀，對我來說更是語言訓練，我逼着自己讀匈語。我想這是老天有眼，如果沒有這兩年的基礎，或者凱爾泰斯提前兩年獲獎，那麼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記者：繞了一大圈，總算是搞清楚你是怎麼走上翻譯道路了，那就說說心得體會。

餘澤民：2017年，當我榮獲匈牙利政府頒發的“匈牙利文化貢獻獎”時，頒獎詞裏有句話說：“他一個人相當於一個機構”，我非常喜歡這個評價。這二十年來，我確實以一己之力將當代匈牙利文學“搬”到中國的。現在粗算一下，我翻譯出版了約三十部書，如果算上在雜誌裏發表過的，總共譯介過近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五分之三是匈牙利的。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都覺得自己瘋狂。2023年，我翻譯的匈牙利詩人圖爾茨·伊什特萬的詩集《到清晨我們就會老去》獲得“1573國際詩歌獎”，在布達佩斯的一次文學活動上，圖爾茨這樣將我介紹給其他作家、詩人，“如果你們想去中國，必須經過他那扇門”，我從這句話裏獲得很大安慰，感到所有的努力都有價值。我還想說的是，我選擇翻譯的作品，都是能代表當代匈牙利文學最前沿和最高水平的名作。文學性高，但並不意味着暢銷，但我翻譯這些作品樂在其中。大體上說來，我特別重視原作的音調、音色、節奏和質感。我在翻譯的時候，儘量潛入作者肌膚，想象自己是作者的中文化身，或者說自己是會中文的原作者，這樣去選詞酌句，力求在中文譯本里對原作進行最大程度地還原。《撒旦探戈》中文版出版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說，這部《撒旦探戈》，中國讀者讀到的這本書是我的作品。“中文《撒旦探戈》裏的每一個詞都是他寫的。是他爲這本書找到的中文詞彙，這些詞都是他選擇的，是他爲這本書找到的語句結構，是他爲這本書找到的新的風格！”他過譽了，但也可以說，他從作者的角度呼應了我的觀點。之後我還翻譯了他的《反抗的憂鬱》《仁慈的關係》，剛又翻譯好《溫克海姆男爵返鄉》，順利的話今年就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