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鄉大藏·朝陽｜5800年前的中國是啥樣？“脊樑山”深處，探訪“直根系”
泱泱華夏，何以中國。鋪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壯闊畫卷，牛河梁遺址如璀璨明珠照亮文明起源的悠遠時空。
在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與凌源市交界處，綿延至此的努魯兒虎山（漢語意爲“脊樑山”）結成多道土梁，因狹長的犛牛河（或稱牛耳河）從梁下蜿蜒而過，故而得名牛河梁。位於丘陵之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羣，沿山脊分佈着51處遺址點，其中有女神廟、祭壇、積石冢，出土了塑像、彩陶、玉器等珍貴文物。考古學泰斗蘇秉琦，曾將紅山文化稱爲“中華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
作爲紅山社會中晚期的祭祀禮儀中心，牛河梁遺址被認定爲“中國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的重要代表之一，更將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向前推至距今5800年前。在這裏，先民們築壇、建廟、葬冢，用黃土塑造信仰，用玉石凝結秩序，爲“何以中國”的追問留下了迄今最早的實物密碼。
黃土塑就的信仰豐碑
1983年，牛河梁主樑頂上的發掘現場，一塊泥塑的耳朵率先顯露輪廓。這掀開了中華文明史上震撼人心的一頁：隨着清理工作推進，頭像、眼睛、下頜逐漸從積塵中浮現，一尊沉睡了5000多年的女神像緩緩“甦醒”。蘇秉琦曾評價：“女神”是由先民模擬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後人想象創造的“神”，“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5000年前的“紅山女神”，圓臉頰，高顴骨，蒜頭鼻，薄脣抿嘴，大耳有輪。
圓臉頰，高顴骨，蒜頭鼻，薄脣抿嘴，大耳有輪……女神頭像精心塑造，最令人驚歎的是眼部工藝：以玉石鑲嵌的眼珠如杏核一般，立體感十足，彷彿仍能洞察人心。在牛河梁遺址博物館綜合館的女神頭像展櫃前，滿頭白髮的孫阿姨駐足良久。“退休後，我就愛看老祖宗留下的痕跡，除了牛河梁，我還去過赤峯紅山後遺址、喀左東山嘴遺址。”孫阿姨告訴記者，爲了這次“尋根之旅”，她從北京輾轉至遼西，沿着紅山文化的遺址分佈帶一路探訪，“總想着追根究底，咱們是誰、從哪兒來……這些疑惑的答案或許就藏在遺蹟裏。”
這種藝術表達標誌着紅山先民的雕刻水平達到相當高度。
女神頭像是一尊塑泥像，塑泥爲黃土質，摻草禾一類植物；內胎泥質較粗，捏塑的各個部位爲細泥質。“出土時，女神頭像的顏面呈鮮紅色，嘴脣塗着飽滿的紅彩，彷彿先民剛爲她完成最後的妝點。”朝陽市牛河梁遺址管理處處長、朝陽牛河梁遺址博物館館長張雪說。經歷數千年歲月，“紅山女神”的鼻子已經脫落，下頜略有殘缺，但左耳的耳洞清晰可辨，這說明當時的女神像佩戴着耳飾，是充滿生活細節的信仰載體。“這種藝術表達標誌着紅山先民的雕刻水平達到相當高度，他們不再滿足於簡單的形態模仿，而是用藝術承載精神世界的追求。”
女神廟遺址全景——主室右側標記處就是女神頭像的出土位置。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確認，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是由9座臺基構成的大型臺基建築羣，女神廟就坐落在9號臺基上，這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宗廟。現今，第一地點（女神廟）保護展示館位於牛河梁主樑頂部南坡，設計理念爲“懸浮的玉匣”。走進展示館二樓，可以俯瞰女神廟遺址全景——主室右側標記處就是女神頭像的出土位置。這處半地穴式土木結構建築，南北最長22米，東西最窄處2米、最寬處9米，現已進行回填覆土保護。
據介紹，在女神廟遺址，考古隊員清理出多尊塑像的肢體殘件，包括手臂、乳房等部位，推測這裏曾是羣像林立的信仰聖地。“這些殘件分屬不同個體，有的肢體比例較大，有的較小，說明女神廟是先民集體崇拜的‘宗廟’。這顯示在‘神’的裏面可能也已經出現了等級或功能的區分，是複雜社會的縮影。”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牛河梁遺址田野考古項目執行領隊郭明曾多次蹲守發掘現場，她對女神像的文化意義有着深刻的解讀，“雖只剩頭部殘件，但女神立體的眼睛、蚌殼磨成的牙齒，都透着古人的虔誠。它俯視衆生時，威嚴是刻在骨子裏的——這是祖先崇拜的具象化，標誌着紅山文化已從自然崇拜、圖騰崇拜邁入‘人文始祖’信仰的新階段。”
泥塑像殘件
仍在“說話”的古老工程
距離第一地點（女神廟）保護展示館不足百米處，有一片鬱鬱蔥蔥的油松林，其間散佈着十幾個深淺不一的探方。遮陽網在烈日下投下斑駁陰影，20多位工人正用鏟子和刷子細細清理表土。他們腳下約6萬平方米的土地，曾是紅山文化的祭祀中心；遠處未發掘的山坡上，野草間還藏着古人運石的路徑。
至今，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仍在發掘中。郭明帶領團隊在這裏已經堅守了8年，一步步揭開被時光掩埋的文明真相。除了9號臺基上的女神廟外，1號、2號、5號、6號、7號臺基上，均存在祭祀遺蹟。敬天、禮地、法祖，搭建起中國“禮儀之邦”的基礎。
鬱鬱蔥蔥的油松林中，散佈着十幾個深淺不一的探方。
在牛河梁遺址博物館內的第一地點考古成果展示區，記者看到了一件碩大的帶蓋陶缸。它殘高75釐米，口徑50釐米，最大腹徑70釐米；表面由交叉的線條紋理裝飾，中下部有一圈圓形凸起。“3號臺基上發現了陶缸、圓陶片和陶罐的組合，其中的陶缸是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體量最大的陶器。”據講解員尹旭宏介紹，這件器物可能與祼禮相關，“在祭祖儀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陶缸是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體量最大的陶器
考古發掘證明，紅山先民依託山勢，以土、石墊平地勢低窪處，形成北高南低、中間高兩側低的雄偉臺基建築羣，鋪開可開展大型祭祀活動的平整空間。以女神廟北延線和通道爲軸線，臺基建築呈對稱式分佈，這是目前已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軸對稱佈局建築羣。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各類陶器
“臺基從山體的基岩處開始墊土，殘存的墊土厚度超過4米。”郭明認爲，這種因地制宜的改造並非“硬扛”自然環境，而是通過有限的調整構建神聖領域，蘊含着先民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理解。“能在短時間內築造如此浩大的建築羣，可見當時紅山社會已經有了一定規模和組織動員能力。”
大型社會公共設施的營建是社會發展程度的集中體現。在女神廟北側，考古團隊還發現了一個小型的水利設施。“臺基的護坡與導排水渠結合，加快排水的過程，防止水流從內部沖毀臺基。”郭明說，這種設計讓臺基結構歷經數千年山洪沖刷仍能保持穩定，“5000年前的工程至今仍在‘說話’，這正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見證。”
玉器凝結的禮制密碼
從空中俯視，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保護展示館彷彿一枚變形的“玉豬龍”。這處在考古原址上搭建的可逆鋼結構建築，保存着祭祀圓壇與墓冢羣和古老遺存。“原來課本里說的‘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是抽象的數字，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歷史。”趁着假期，高二學生李欣怡和媽媽從大連專程來到牛河梁遺址。站在展示館的環形長廊上，她們感慨地說：“從牛河梁的壇、廟、冢到北京的天壇、太廟、十三陵，從紅山玉豬龍到故宮龍紋，我們的文化根脈一直都在。”
玉豬龍：出土於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4號墓，位於墓主人的胸部。玉豬龍是紅山文化極具代表性的一種器型，體現了中國龍的早期形態。
玉豬龍是紅山文化極具代表性的一種器型，體現了中國龍的早期形態。今年夏天，上海博物館的“龍騰中國：紅山文化古國文明特展”中，來自牛河梁遺址的玉豬龍成爲焦點，讓當代人得以一窺遠古文明的神祕密碼。這件玉豬龍通體高10.3釐米，爲淡綠色玉質，其身蜷曲如環，龍首長立耳，耳廓寬大高聳，雙目圓睜微鼓，吻部前凸，口略張開露齒，雕刻得栩栩如生。“玉豬龍出土於第二地點一號冢4號墓。”牛河梁遺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蓋麗豔說，“它出土時位於墓主人的胸部，或許象徵着墓主人的身份。”
第二地點遺址的核心——祭壇由直徑不同的3個同心圓組成，圍壇所用的石頭都是精心挑選的六棱石柱，內層石圈裏擺放着祭祀用的陶製筒形器；積石冢羣則以祭壇爲中心分佈，冢內墓葬類型多樣、等級鮮明。蓋麗豔告訴記者：“在紅山文化時期，‘以玉爲禮、以玉爲葬’形成制度，玉豬龍作爲紅山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其獨特文化內涵的體現。它與牛河梁遺址內‘壇廟冢’的組合，共同展現紅山文化的獨特性，爲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據。”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由三重圓壇祭壇與積石冢羣構成。遺址內發現高等級墓葬羣，出土玉豬龍等禮儀器物，印證紅山文化晚期已形成體系化的神權禮制與社會分層。
“在紅山文化分佈的30多萬平方公里範圍內，從內蒙古的赤峯、遼寧的牛河梁，到河北的宣化鄭家溝，各地出土的玉豬龍雖大小不同，但其核心特徵高度一致。豬頭龍身的造型、蜷曲如環的姿態、缺口處或完全打開或部分相連的細節，甚至連表面的打磨工藝都如出一轍。”蓋麗豔認爲，玉豬龍的形制統一性堪稱奇蹟，推測當時已存在專業匠人。“他們或許已脫離農業生產，專門從事玉器製作。社會分工的細化，是文明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
勾雲形玉器：此類器物是紅山文化代表性玉器之一，通常出土於等級較高的中心大墓內，並置於墓主人的身體關鍵部位。器型呈長方形片狀，一般中心鏤雕成勾雲形盤卷，四角卷勾，周邊較薄似刃狀。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大範圍的形制統一是社會秩序化的縮影。龍的形象從多樣到規範，從複雜到抽象，最終成爲所有人認同的“文化身份證”。“早期龍形玉器有豬頭、鹿頭、鳥頭等造型，到了紅山文化晚期，玉豬龍成爲統一的圖騰符號。”郭明指出，在紅山社會，玉器不僅是裝飾品，更是標示等級的“禮器”：玉豬龍、勾雲形玉佩等的質地、尺寸、造型都對應墓主人的身份。“玉器成爲‘器以載道’的載體，用物質形態定義‘上下尊卑’，這正是中華禮制的雛形。”
玉器成爲“器以載道”的載體，用物質形態定義“上下尊卑”。
熠熠生輝的“滿天星斗”
1981年，遼寧省開展文物普查工作，在建平縣富山鄉馬家溝村發現了一件“玉筆筒”，進而找到了這處埋藏寶藏的山樑。文明的曙光由此開啓，牛河梁遺址跨越5000年與世人見面。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蘇秉琦提出：“新石器時代的中華大地存在着發展水平相近的衆多文明，如同天上的滿天星斗，共同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源頭。而在這其中，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
玉斜口筒形器：此類器物是紅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之一，通常出土於上層階級的墓葬或中心大墓內。專家認爲，它可能與古代龜靈崇拜和龜卜習俗有關，又或者是以該器物上下貫通的特性而具備着通祖達仙的信息功能。
近幾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進行了持續的考古發掘，進一步豐富了牛河梁遺址的內涵。“考古不只是挖寶，而是嚴謹的科學活動。”郭明蹲在探方邊，看着工人清理出的一塊塊碎石。這支考古團隊由2名項目負責人、4名技師和1名實習生組成，帶領20多名工人，每天從早晨6點半工作到下午5點，日復一日地進行着清理和挖掘工作。
在郭明的回憶中，早期測繪堪稱“攻堅戰”：“2017年，我們剛入駐第一地點就發現這裏的通訊信號不好，只能靠全站儀進行測繪。”使用全站儀時，工作人員先要建立基站，使之與靶杆間無任何遮擋。大家必須在密林中不斷挪動點位，才能完成數據採集，而且後期的整合程序非常繁瑣。“現在，發掘現場信號暢通，隨着RTK（實時動態載波相位差分技術）、微波測繪技術等普及，全景採集的操作效率越來越高。”
技術迭代爲考古發掘注入了新的動力。通過系統測年技術建立時間框架，考古團隊在第一地點的檢測中獲取了新的關鍵數據，明確臺基建築羣的年代範圍爲距今5800年至5000年左右。此外，通過對比女神廟、臺基墊土等不同點位的測年結果，交叉驗證遺存形成的時間序列，爲分析遺址營建過程、社會發展階段提供了時間標尺。
郭明感嘆，隨着發掘的深入，老一輩考古學家們40多年前的預言一一得以印證。
讓郭明感嘆的是，隨着發掘的深入，老一輩考古學家們40多年前的預言一一得以印證。老先生們當年劃定的遺址範圍、初步建立的編號體系，爲今天的研究奠定了紮實基礎。發掘成果表明，最初認定的四座獨立建築遺址被釐清爲整體建築羣，印證了前輩們對遺址關聯性的直覺判斷。他們在資源有限的年代提出並規劃了“發掘、研究、保護、展示”的一體化路徑，至今仍具先進性。
牛河梁的發掘正逐一破譯神祕的紅山文化。
隨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開啓，中國考古迎來了最好的時代。“雖然我們會因爲發現精美的文物而驚喜，但考古學科早已超越器物層面。大家不再只期待‘吸睛’的發現，而是重視對文明的深層理解。”郭明說，從臺基的工程智慧到玉器的等級制度，從龍圖騰的文化認同到祭祀儀式的精神內核，牛河梁的發掘正逐一破譯神祕的紅山文化，也見證着考古研究從挖掘文物到解碼文明的蛻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