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鄉大藏 | 三十年三代人，這個銅礦遺址的考古人守護文物照見歷史

江西瑞昌銅嶺銅礦遺址，華夏青銅之源。（邢千里攝）

銅嶺銅礦遺址位於江西省瑞昌市夏畈鎮，始採於3300餘年前的商代中期，發展於西周，盛採於春秋，延於戰國，連續開採了1000多年。

時至今日，銅嶺古銅礦遺址的考古研究仍然不斷有新的成果產出。而銅嶺古銅礦的30年考古歷程，不僅對中國文明史有着重要意義，其三代考古人的經歷，以及三代人在考古中面臨的不同挑戰，也是中國文物發掘保護歷史不斷進展的一個縮影。

第一階段考古隊副領隊劉詩中：尋寶難，護寶更難

“在銅嶺古銅礦遺址進行保護性發掘，最開始，我們覺得尋找商代青銅文明起源的線索很難。但是找到遺址後，如何守護好它，是更大的挑戰。”劉詩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感慨萬千。

1988年，瑞昌銅嶺銅礦遺址迎來首次考古發掘。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搶救性發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詩中是一期考古發掘工程副領隊。

據劉詩中回憶，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銅嶺礦山就啓動機械化開採，遺蹟毀損嚴重，古代木質支護、滑車、溜槽等珍貴文物被陸續挖出，但因無人識其價值，不少被農民撿拾回家當作柴火。

在銅嶺古礦區內首期發掘的6件商代的木質提升機械工具，有3件都是從當地村民的家裏“搶救”回來的。

“那時候我們的考古工作的內容之一就是去了解每一戶村民是否撿拾過這裏的文物，一旦瞭解到他們家還有‘倖存’文物，就要趕到村民家去‘發掘’。如果這裏的遺址能更早地被發現並保護，也許現在對於商代青銅文明的研究會更充分。”劉詩中告訴記者，當時，還是年輕隊員的劉禮純每天在考古發掘之外，還得“巡邏”，去看有沒有村民來撿木頭。

不過，比起對歷史遺蹟保護性發掘，對其後續的保護與展陳，是更大的難題。

“每一個來到這個遺址的人都問過同一個問題：爲什麼不能讓我們下到礦井裏去實地感受古人智慧？”劉詩中告訴記者，古礦區出土的木質文物，埋在土中時都處於水飽和狀態，所以能夠維持原樣。礦井的木支護也是如此，即便過了3000多年，也能穩穩地支撐着礦井結構，而一旦暴露在空氣中，很快就會幹縮變形甚至解體。這其實也是全世界的考古難題。因此，那100多個礦井和地下構造複雜精巧的巷道，目前只能用泥土回填，並用沙包遮蓋起來。

劉詩中期待着，“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會擁有新的技術，讓這座三千多年前的古代工業遺址以完整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二階段考古隊領隊李榮華：破解“未解之謎”，誰來接棒？

“經過三期發掘，銅嶺古銅礦遺址仍有很多未解之謎，誰來接棒、繼續破解這些謎題？”曾牽頭二期考古發掘的江西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李榮華已經與銅嶺銅礦遺址打了幾十年交道。臨近退休，他爲後續考古人才的青黃不接而憂心忡忡。

1999年，銅嶺銅礦遺址第二期考古工作正式啓動。在遺址東約2公里的南畈村檀樹咀古文化遺址處進行發掘時，考古隊清理出商代至春秋時期的灰坑、房基、墓葬等重要遺蹟，並初步判斷此處是銅嶺礦工的居住生活區，勾勒出商代銅礦採冶工業的形態：採礦區、選礦區、冶煉區和生活區。

但是，還有很多問題至今尚未弄清。比如，在檀樹咀遺址的河流發現了同一時代的碼頭，這是否意味着銅料就是從這條河流運往今天的鄭州、四川等地？這裏採礦千年，附近爲何未發現大規模墓葬區？銅嶺礦道中從未發現人的遺骸，這是否意味着當時的礦區從未發生過事故，從而說明當時採礦技藝極其高超？

目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積極申請後續考古發掘。但李榮華坦言，領隊人選遲遲未能落實也影響着考古的進程。現在60後即將退休，80後中堅力量同時承擔着其他重大項目，90後、00後新生代尚在成長，主動性發掘工作推進不易。

還有一件事也讓李榮華憂心：雖然三次考古發掘後都發表了考古簡報或報告，但資料分散，作爲關乎中國文明起源與進程的重要青銅時代遺址，至今未有一部綜合報告。第一次發掘距今已30多年，整理工作困難重重，尤其是一些早期發掘的膠片底片，目前已無從尋覓。

第三階段考古隊執行領隊崔濤：讓文物“活”起來，帶動城市“火”起來

2014年到2017年，銅嶺銅礦遺址第三階段的挖掘，主要圍繞焦炭廠、餘家山、下戴銅石坡等冶煉區、生活區展開。在考古上，銅嶺古銅礦是商代青銅文明的源頭，這一點已經得到明確。而按照遺址第三期發掘的執行領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博物館員崔濤的看法，銅嶺銅礦遺址的發現，其實是牽引出了一整條支撐青銅文明發展的產業鏈，涵蓋採礦、冶煉、燒炭、後勤保障地，甚至運輸外圍碼頭等。因此，要研究華夏文明，不僅需要對銅嶺銅礦遺址及其附近的江西鍾家林遺址、蕎麥嶺遺址、神墩遺址等已發現的歷史遺蹟進行協同研究，還需要延伸至與瑞昌一江之隔的湖北的部分歷史遺蹟，以及河南鄭州的部分歷史遺蹟，多個地區聯手開展研究。

“跨區域的歷史遺址發掘保護，需要地區間的協調。同時，對遺址保護區的圈定與地方經濟發展的用地需求之間如何協調，這些都是當下歷史遺蹟保護中面臨的挑戰。”崔濤直言，“考古人當然希望保護區越大越好，但這在很多時候並不現實。關鍵在於，如何讓考古工作爲地區發展提供更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滋養，真正讓文物‘活’起來，繼而帶動城市‘火’起來。”

作爲一名“傳統”考古人，崔濤說，這次發掘給他帶來了巨大挑戰。“銅嶺是典型的礦業遺址，出土物常常是成堆的爐壁、煉渣，傳統考古手段難以解讀。”當下的考古工作，亟需科學家加入。

今年初，崔濤與冶金專家合作，對遺址內商代冶煉遺存中發現的爐渣、爐壁、礦石等冶金遺物進行科學分析，首次明確銅嶺在商代早期晚段已使用硫化礦進行冶煉，將中國礦冶史又向前推了一步。“打破考古學界的壁壘，讓更多科學家加入進來，我們纔可能對中華文明有更多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