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鄉大藏 | 武威出土千年“天書”，掀開活字印刷“出中原記”-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甘肅武威，河西都會的非遺體驗館中，前來研學的孩子們正在嘗試親手印出一頁西夏文字。把膠泥燒製的字丁排入鐵盒，澆蠟固定，再刷上墨汁，將宣紙覆上，用布包輕輕拍打。當墨色從紙背微微透出，將紙輕輕揭起——

千年前的北宋，畢昇以幾乎同樣的“輕輕一揭”，開啓了活字印刷術的先河。

30多年前，國外學者提出質疑：僅憑北宋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的一段文字記載，無法證明中國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源地。

面對質疑，時任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副館長的孫壽嶺，從當地亥母寺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簡稱《維經》）中發現了泥活字印刷的印跡，並歷經三年摸索，“復活”了當年畢昇造字的工藝，重印了這本看起來印刷不甚精美的佛經。

今天，這部現今存世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作爲武威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靜靜安放在展廳內。

武威市博物館

活字起爭議

在世界印刷業歷史上，活字印刷術是一項劃時代的技術創新。不過，“泥活字酥脆易碎，根本不能用於印刷”的質疑之聲，在國內外學術界一直存在。韓國學者甚至提出，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種思想，並未實踐使用過。一些德國學者則認定，活字印刷是古登堡於15世紀發明的。

確實，畢昇的這一偉大發明似乎並未在北宋很快流傳開。直至上世紀90年代，也未確證有宋代的泥活字印刷品，以及字模、排版用的鐵板等文物流傳。

就在中原地區遍求不得時，泥活字印刷品的文物在甘肅武威出現了——北宋時期，那裏屬於西夏王朝。

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夜晚，時任武威市博物館館長的胡宗祕拿着一頁“天書”來找孫壽嶺，說是村民在當地亥母寺遺址中找到的。孫壽嶺一看，這竟是西夏文的經文。第二天一早，他們就趕往亥母寺，發現這批文物不僅有佛經，還有西夏唐卡、繡花鞋、賬單、石雕佛頭。

亥母寺遺址全景（來源：甘肅省文物局）

整理之後，孫壽嶺發現佛經有許多不同的印刷版本。他從文物中找出比較完整的經卷進行翻譯——這是一本《維摩詰所說經》的下卷，根據經名後題款的尊號判斷，當最早印製於西夏仁宗期間（公元1139年—1193年）；根據同時出土的其他西夏文文書上的紀年判斷，最晚不遲於乾定四年（公元1226年），而且應該是泥活字印刷的。

當孫壽嶺把這個發現告訴甘肅省博物館的西夏文專家陳炳應時，陳炳應馬上覺得“這是一個大發現”——這可能是國內發現最早的泥活字印本。1994年3月27日，《中國文物報》刊登了孫壽嶺關於發現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的文章，立刻在學術界引起轟動。

1995年，韓國發現一件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的金屬活字印本佛經《直指心體要節》，並以此爲據，提出活字印刷術的源頭在韓國。其實，早在1966年，韓國就根據慶州出土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刊印於公元704年—751年之間），宣揚印刷術起源於韓國，甚至將其寫入小學課本。直到1979年，國內學術界才瞭解到這一情況，開始基於考古和學術研究提出反駁。

那麼，這本西夏文《維經》能否被國際學術界認可，成爲活字印刷始於中國的有力證明呢？在這之前，沒人見過確證的泥活字印本，也沒人見過沈括所描寫的字印、鐵範。孫壽嶺該如何證明？

復活泥活字

自小喜歡刻名章的孫壽嶺，小時候不僅在黃膠泥上刻字，還燒着玩，所以他看到《維經》時，就有一種直覺——它是泥活字印的。

“這部經文看着像黃膠泥上刻的字，軟兮兮的，磕磕絆絆的邊角不齊。”孫壽嶺之子、甘肅省西夏泥活字印刷術非遺傳承人孫煜東向記者解釋，泥上刻字，用刀和所刻筆畫都不同於木頭上刻的字，常常不能一刀刻到底，否則一燒製筆畫就會斷掉，因此筆畫常常“橫不平、豎不直，角不成角，方不成方”，而且排版的行格還寬窄不一，一行一列裏會因字模大小不一，排進不同字數，有的字甚至被放倒、放錯——這些一般都不會在雕版上出現。

根據1998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的鑑定，專家認爲這本《維經》爲活字印本當無爭議，但是木活字還是泥活字尚需進一步研究。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達生在對這本《維經》進行鑑定後提出，經文中有因泥字小氣眼形成的“氣眼筆畫”字，又有因泥字的釉面形成的“變形筆畫”字等，它肯定只能是泥活字印本，“這些都是泥字在陶化過程中產生的現象”。

但爲了更有說服力，孫壽嶺在西夏文專家史金波和牛達生的鼓勵下，決定用事實說話，動手“復活”泥活字印刷術。

孫煜東回憶，小時候經常跟着爸爸去家附近的西夏窯，那裏就能拉到當地的高嶺土。“爸爸挑回土，我和兩個姐姐就幫着一起和泥，把半乾的泥條切成字丁，看爸爸在上面反寫西夏文字，再一刀刀刻字。”

那段時間，和泥、刻字、燒字，幾乎成了孫壽嶺生活的全部。當時，能用來燒製字丁的只有自家的蜂窩煤爐子。每刻好一二十個字，他就放進去燒，通常要連續燒上五六個小時。一不留神，就會聽到爐子裏傳來“啪、啪、啪”的聲音，原來火力太旺把字丁燒裂了——爐子滅了，字也廢了，還影響全家做飯……

孫壽嶺在製作西夏文泥活字印版

“一爐能燒成一半字丁就不錯了。”孫煜東說，字造出來後，父親還花了不少心思摸索排版。比如，《夢溪筆談》記載裝字丁排版的鐵板要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因爲字丁燒製後，高矮胖瘦參差不齊，而和了紙灰的蠟水有一定稠厚度，可以托住字丁，所有字排完之後，再用一個平板壓下去，就基本高度一致了，但也總有字丁被壓歪。

“所以，泥活字印出來的書頁，行距總是有寬有窄，每行字也會時多時少，筆畫也有變形或斷裂。”孫煜東回憶，整個印刷過程被還原後，他和父親一起再看《維經》，就很明確是泥活字印本了。孫壽嶺用自己燒製的活字，重印了8本《維經》下卷。

孫煜東演示西夏文泥活字印刷術

2017年，西夏泥活字印刷術被列爲甘肅省第四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孫壽嶺2023年去世後，孫煜東接任這一非遺項目傳承人。今年6月，他還前往澳門，展示泥活字的製作、排版與印刷過程。

西夏的渴求

孫壽嶺“復活”泥活字，確證武威出土的《維經》下卷是迄今存世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也爲確證活字印刷源於中國提供了力證。不過，在宋代難以推廣的泥活字印刷術，爲何會在西夏得以發展？與畢昇發明泥活字的年代相比，這本《維經》的印製年代晚了約百年，這百年間發生了什麼？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項人從隋唐開始，仰慕並逐漸吸收漢文化，通過遷居、貿易，與中原文化融合，同時雜糅吐蕃、鮮卑、回鶻等諸多成分，逐步形成西夏文化。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院長杜建錄提到，西夏不僅一直採用中原王朝曆法，連民間音樂也曾“萬里羌人盡漢歌”，而西夏文字的創制也完全借鑑和模仿漢字，致使識漢字的人“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由此可見，1987年，武威的村民在亥母寺發現西夏經文時，將其認爲“天書”，也就不足爲奇。

西夏大力發展文教，世俗教育和宗教傳播都需要大量書籍。據西夏文獻記載，當時一次佛教法會所散施的佛經就多達幾萬卷甚至幾十萬卷。在如此巨大的需求驅使下，西夏對於當時中原先進的印刷術心嚮往之，甚至在國家機構中設置刻字司專門負責刻印之事。

然而，西夏地處大西北的草原戈壁，並不盛產木材，要普及雕版印刷術，其成本難以負擔。而祁連山高嶺土的資源卻相當豐富，西夏制瓷技藝也相當成熟，用來製作泥活字，有着天然便利。而且，漢字有幾萬字，製成一套活字殊爲不易，可西夏字只有六千多個，制活字就容易得多。

史金波猜測，可能是沈括的《夢溪筆談》傳入西夏，啓發了西夏人制出活字。他認爲，西夏以此印製大量西夏文佛經，非常順理成章。他還提到，武威出土的《維經》與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維經》有頗多相似，“早期泥活字印刷由於技術不完善，印刷品質量不高，也情有可原”。

古字越千年

故紙斑駁，墨印淺深。

近千年前，這半部西夏文《維經》或許只是在一次佛事中散發到信衆手中，卻又被重新供奉回佛寺並深藏洞窟。

近千年後，在文史專家不懈努力下，這部經書向世人揭開了印刷技術發展史。根據史金波的研究，西夏12世紀開始使用活字，到了13世紀晚期或14世紀初，主要分佈於今新疆地區的回鶻也開始使用活字，歐洲活字印刷出現於15世紀中葉——這一過程中，用膠泥燒製的陶製活字逐步被更好用的木活字、金屬活字取代，最終在幾百年後回到中原。

活字印刷從默默無聞地出現，到席捲世界，使信息傳播發生劃時代變革，整整用了幾百年。近現代，信息傳播技術變革不斷加速，廣播、電視、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乃至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仍在做着同一件事——讓天下人知天下事。儘管我們正在進入無紙化時代，活字排版的靈魂，仍在“0和1”組成的電腦和手機字庫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