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鄉大藏 | 這個3300年前的銅礦裏藏着一段中國的工業史詩

邢千里攝

在贛北大地的層巒疊翠間，江西瑞昌銅嶺山，沉睡着一段跨越三千年的工業史詩。這裏曾爐火熊熊，轆轤聲聲，支撐起華夏文明早期輝煌的青銅時代。但時光流轉間，現代機械的轟鳴讓這些古老的痕跡深埋地下。

江西瑞昌銅嶺銅礦遺址，距離如今的河南洛陽二里頭夏都遺址700多公里，距離四川德陽三星堆1300餘公里，距離河南鄭州商都遺址600餘公里。少有人知的是，早在3300多年前，銅嶺村的銅礦石就被冶煉成青銅原料，越過崇山峻嶺，運送到這些遙遠的都城。這裏也是長江中游地區目前唯一一處年代明確爲商代中期的採礦、冶煉遺址。銅嶺山下的禁地村，也直到古銅礦遺址發掘出來，當地村民才知曉，這個沿用數千年的村名來源是當時此地的銅礦被商王朝劃爲王朝禁地，有重兵把守開採銅礦。

1988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銅嶺的古銅礦遺址重見天日。此後30多年，經過三個不同階段的挖掘、三代考古人的接力付出，中國古青銅文明的起源得以清楚解析。至此，華夏文明史的拼圖被拼上了關鍵一塊。

當文匯報記者穿過狹窄的鄉村公路來到江西九江瑞昌的銅嶺銅礦遺址博物館時，展現在眼前的這一切令人歎服：遠古華夏工匠們在對世界認知有限的基礎上，構建出了當時世界領先的銅礦採冶“工業”——

從地面到地下80米左右，10種不同顏色的土層依次層疊，清晰勾勒出33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到現代不同時期銅礦的採冶活動；

在1800平方米的古採礦區，103個從商朝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完整的銅礦豎井，連接地下縱橫交錯的巷道，通風、排水、照明設施一應俱全；

從商代開始，綿延1000多年的12種不同結構的木支護，展示出古人對結構力學認識的不斷加深；

商代到戰國時期的3個選礦槽，是古代先民利用重力原理選礦的工具，這一選礦方式也與當代的各類先進選礦機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銅礦遺址的發掘，讓中華大地的銅礦採冶提前了300多年——從過去考古學界認爲的3000年前被推到3300多年前。正是當時的商周以銅器爲禮樂之器，將中國乃至世界的青銅文明推向鼎盛時期。這裏的考古發現，解答了中國青銅時代銅的來源問題。這一遺址入選199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在2006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從農民柴房“搶救”出來的國家一級文物

銅嶺山，當地人又叫“鐵山”。這一帶蘊藏着豐富的銅鐵礦石。

“如果你們11月中旬來，會看到銅嶺漫山遍野的紫色銅草花，這個外形與薰衣草相似的植物只在有銅礦的地方生長。3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經知道通過銅草花來尋找銅礦了。”瑞昌市博物館原館長劉禮純一邊走一邊向記者介紹，在綿延的銅嶺山上，散落着一個個被沙包填埋保護的銅礦豎井，這些豎井直通地下礦道，井口露出黑色已風化的木頭，這些木頭就是古人用來支撐礦井結構的木支護。

這裏陳列的12種不同的木支護展示了從商代到戰國後期用於採礦時支撐礦道的不同結構。（邢千里攝）

在去年10月剛剛落成的瑞昌銅嶺銅礦遺址博物館，記者看到了這裏收藏的17件國家一級文物：商代的木轆轤、木滑車、陶斝、木鏟等。其中，商代木轆轤的發現，將我國木製機械的歷史提前了1000餘年。這個長約43釐米、直徑42釐米的木轆轤，可說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但少有人知的是，它是當年考古專家從農民家的柴房裏“搶救”出來的。

劉禮純記得，1988年春節期間，銅嶺村村民在銅嶺山開山路時，發現了大量古代木頭及銅器、木器等生產工具。村民並不知曉這些古木頭的價值，撿拾回家把它們當柴火用。直到一個在當地發掘出來的銅斧頭被送到瑞昌市博物館後，才引起重視。層層上報後，國家文物局立刻下發了配合基本建設搶救性發掘通知書。

同年9月，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劉詩中就帶着考古隊進駐銅嶺山，他也是銅嶺銅礦遺址考古隊的首任副領隊，“聽說村民撿拾了大量發掘出來的木頭回家，因此，我們到那裏後一邊發掘，一邊找村民聊天，瞭解到誰撿過木頭，就到誰家裏去看”。

一位村民在聊天中告訴劉詩中，自己曾在礦山撿到過一段“鑽了方形孔的圓木頭”，隱約覺得這件東西不一般，便沒有燒掉，而是一直襬在自家香案下。劉詩中聽罷當即蹬着自行車趕去村民家，用一包10元的煙，換回了這個寶貝。

這個不起眼的木頭疙瘩正是商代中期用於將礦石從地下坑道里運上來的木轆轤，把中國木製機械的時間提前了千年。（受訪方供圖）

經測定，這個不起眼的“鑽孔圓木”，正是商代用於礦井提升的機械工具木轆轤，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用於採礦的木製提升工具。“過去，我們一直認爲中國的木製機械直到春秋戰國時期纔出現，但是這一木轆轤的發現，直接將木製機械的歷史提前了千年，也就是商代中期”。

另一件春秋時期的木滑車的“身世”更爲坎坷。劉詩中發現它時，它已經被劈成了十幾塊，埋沒在數千斤的柴火堆中。“我聽一位村民說起，他家柴房堆了不少撿來的老木頭，便立刻趕去。”結果，這戶人家從地面到房頂堆了大約幾千斤柴火，劉詩中把這些柴火全部翻出來一塊塊檢查，發現其中有幾塊“柴火”很可疑，他一共找到了12塊可疑的木頭，後來果真拼出了一個戰國時期的木滑車。

劉詩中介紹，木滑車相當於一個定滑輪，是當時礦工用來把礦石從下面礦道中運上來的工具。在木滑車上的方孔中還發現了油脂成分，說明是用來加油潤滑的。

更令人喫驚的是在銅礦遺址發現的商代木質選礦槽。東華理工大學校長羅仙平長期從事現代礦冶技術研究，已幾次到銅嶺遺址考察，第一次看到選礦槽時就爲當時古人的智慧所歎服，“現代的選礦機和古代選礦機採用的是同樣的原理，很難想象古人就有那樣的智慧，將重力原理用於選礦中”。

1/3個陶鬲將我國銅礦採冶歷史前推300年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認爲，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爲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青銅技術引發的重大變革，不僅影響了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格局，也奠定了後世中國的基本地理版圖和中華禮樂文明的基礎。其中，商朝在中國青銅文明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商朝的銅原料究竟來自哪裏？

瑞昌銅嶺銅礦遺址中心主任嚴春智告訴記者，在銅嶺銅礦遺址被發現以前，考古界對這個問題有不同解釋。有觀點認爲，中國的銅原料主要來自中亞地區。因爲當時發現的最早銅礦是湖北大冶地區，主要採掘於西周時期，很難解釋在更早時期，包括商朝、夏朝等時代的青銅器的來源。

在銅嶺銅礦坑底發現的陶鬲，讓這個銅礦的年代一錘定音，在商代中期。（邢千里攝）

也曾有學者認爲，商朝的銅料來自山西的中條山，“但是一直沒有完整的證據鏈”。劉詩中告訴記者，根據目前已有的考古發現，山西中條山的銅礦採冶始於漢朝時期。當然，也有學者認爲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因爲此處屬於環太平洋銅礦帶，江西德興至今都是亞洲最大的銅礦，安徽、湖北、江西都是銅礦富集地，但是直到銅嶺銅礦遺址的發掘才證明了這一點。

“考古斷代早期是靠陶片，當時，我們在銅嶺銅礦遺址發現的陶片大多數屬於西周時期。1988年我們進駐銅嶺山時，最初也認爲這一銅礦很可能始自春秋戰國時期。”劉詩中解釋，當時他撿到過一個1釐米見方的商代陶片，但是考古學向來強調“孤證不立”，即單一的證據，如一件器物、一處遺蹟、一段孤文等，不能用來確立某個學術觀點或歷史事實。

1988年12月11日，一個突然的發現降臨了。當時，一名年輕考古隊員在11號豎井底部，發現了三分之一個陶鬲，它的出現讓整個考古隊爲之一振。劉禮純告訴記者，“三分之一”是考古發現中陶器可以拼綴復原的底線。劉禮純把這三分之一個陶斝帶回宿舍反覆研究，果真，拼綴復原後，發現這是一個商代中期的陶鬲。簡單說，就是一個溫酒器，底部還有被火灼燒的痕跡。雖然器物的形狀是當時的土著常用器型，但其上的花紋卻是典型的商代中期陶器花紋，與二里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器物幾乎一模一樣。隨後，考古隊又發現了三件商代的雲理紋環底罐，同時，通過對遺址地質年代的測定，發現地層共有12層，而最下層的地質年代測定是商中地層。“至此，我們纔敢斷定這一地區的銅礦採冶是在商中期開展的。”劉禮純告訴記者。

這一發現，將我國的銅礦採冶歷史前推了300年左右，也進一步說明考古學領域曾經認爲的“商文化不過長江”是錯誤的，解決了當時學界爭論不休的商周時期中國青銅文化大宗銅料來源的重大問題，可說是一錘定音——商周時期的青銅原料就是來源於長江流域的江西等地！

見證中華文明文化交融統一的歷史

“高超的青銅冶鑄技術不僅是商王朝統馭四方的密鑰，對銅料的渴望也推動着商朝的人們南下北上、西進東拓。”崔濤是江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副博物館員，也是銅嶺銅礦遺址三期發掘工程的執行領隊。在他看來，銅嶺銅礦遺址的考古發現不僅是對中國文明史的見證，更是中華民族逐漸融合一體的生動見證。“中國大地的統一文化可說與生俱來，從遠古時期就有着民族文化統一的基因。”

從考古證據來看，4500年前，中原地區與南方、北方都有密切的文化和人羣交流，銅嶺銅礦遺址的發現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因爲，銅嶺銅礦遺址發現的商代遺存，基本都屬於中原的商文化系統，具有明顯的商文化特徵。“過去有一種說法，商代時長江以南的江西一帶被認爲是蠻夷之地，而且中原文化不過長江。但考古發現證明，中原商人南下，南北文化融合在商代甚至更早時期就已經開始。”崔濤解釋說，從當地的器物、殘餘的糧食、甚至當時銅礦工匠的灰堆（即垃圾堆）中發現的人類生活痕跡可以瞭解到，當地人的主食是南方的稻米和北方的粟相混合，這意味着當地人的飲食習慣也已南北交融。

博物館裏展示的銅嶺古銅礦採冶模擬場地。（受訪方供圖）

中華文明從整個世界歷史上來看，都可以說是早熟的文明。崔濤說，及至商周時期，已經構建了一套高度系統化的社會治理體系，商朝將青銅器用於禮樂，使得青銅器成爲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這是商代晚期成爲青銅文明頂峯時期的重要原因，也是青銅器在中華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價值的原因。

羅仙平也是古代採冶歷史研究的愛好者，他直言，青銅器在商周時期是權力的一部分。青銅器本身是貴族地位和權力的標誌，要維持如此複雜器物的大規模製造，必須組織衆多專業工匠，對礦石進行大規模開採和運輸，以及對這一切進行武力保護。“青銅產品便成爲這種秩序的象徵，並進一步成爲它的維持力量。”羅仙平說。

銅嶺銅礦遺址發現的古人銅礦冶煉技術，同樣令人驚歎。羅仙平介紹，銅的熔點是1000攝氏度左右，而鐵礦採冶必須達到1500攝氏度，在這裏發現的不同古冶煉爐可以看出，不同時期的鍊銅技術也在不斷髮展。

“這也是爲什麼終結新石器時代的會是青銅時代，及至戰國以後華夏大地才進入了鐵器時代。”銅嶺銅礦遺址博物館館長鬍博爲告訴記者，考古發現，瑞昌銅嶺地區幾乎不事農業生產，這意味着，在商代，銅嶺地區就已經是專業化程度很高的銅礦採冶地，更是說明，當時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有組織的生產方式。

崔濤說，在這裏的三期考古發現證明，夏商周時期，黃河流域（即中原地區）與長江以南地區的交流互動很大程度是圍繞着青銅冶鑄開展的。一方面，長江流域擁有中國最爲富集的銅礦資源，長期爲黃河流域的中原青銅冶鑄活動提供銅、錫等原料；另一方面，商王朝勢力南下至長江中游地區，在將南方銅礦資源北運，即歷史所記載的“金道錫行”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的青銅冶鑄技術。兩地在交流互動中，彼此不斷融合，不僅讓中國青銅文明加速走向頂峯時期，也成爲中華民族從多元逐漸融合爲一體的生動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