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一千張面孔：歷史學家如何選擇、編排甚至“發明”歷史
得益於流行的二次元文化，貞德無疑是在中國最具知名度的法國人之一。她出現在電影、動畫、遊戲、小說、詩歌等各類載體中，其生平介紹的視頻播放量超百萬次。這顯示出現代社會勤於對歷史人物進行再現和加工，也表明公衆對藝術形象背後真實歷史的強烈興趣。歷史學家承擔起中介的職責，不斷重新解讀這位法蘭西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
1429年，自稱有神啓的農家少女貞德得到法國王太子任用，率法軍解奧爾良之圍，攻克蘭斯助王太子加冕，扭轉了百年戰爭的局勢。1430年，她戰敗被俘，遭宗教法庭審判，被宣佈爲女巫，次年被英格蘭人燒死在火刑柱上。1456年，貞德得以平反，但其故事離家喻戶曉還要等上許久。
聖女貞德。納韋爾大教堂。圖源：視覺中國
貞德的形象從未固定。18世紀時貞德依然被忽視，啓蒙思想家對她不以爲然。伏爾泰還寫作一首長詩諷刺貞德及其代表的宗教迷信。19世紀，法國曆史學家儒勒·米什萊將貞德改造爲法蘭西愛國主義的化身、革命的先行者，開啓了貞德神化的路徑。因爲貞德出生於阿爾薩斯，她的形象在普法戰爭後作爲動員力量得到利用。19世紀末，貞德還被反猶主義思想的代表稱讚。1920年，她被天主教會封聖。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認爲貞德是無產者的代表。二戰期間，抵抗運動者與維希政權的意識形態追隨者都試圖援引貞德。今天，法國的左右翼在對貞德的評價上有着嚴重撕裂。
貞德的形象變遷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塑造民族認同的工具。那麼，歷史學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如何選擇、編排甚至“發明”歷史，以服務於民族史書的需要？由斯特凡·貝格爾、克里斯·勞倫茨編寫、25位歷史學家參與撰寫的《把過去民族化：作爲現代歐洲民族建構者的歷史學家們》正是對這一問題的深刻探索。
民族歷史：挪用過去的武器
在歐洲，“書寫民族”呈現出非同尋常的複雜性、多層性和連續性。民族歷史並非客觀事實的簡單彙編，而是一種政治建構，服務於其目的，營造一種身份認同。民族歷史不分政治制度，能與階級、種族/人種和宗教的歷史相融合，呈現出其頑強的生命力和獨特的價值。
《把過去民族化：作爲現代歐洲民族建構者的歷史學家們》，[德]斯特凡·貝格爾、 [荷]克里斯·勞倫茨 著，孟鍾捷、 陸英浩 譯，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出版
在貞德的例子中，米什萊強調她在英格蘭人手中所遭受的各種暴行，挑選出英格蘭人過度自傲、完全缺乏慈悲的表現，與法國人的優雅舉止形成鮮明對比。而同時代的英國曆史學家們則傾向於把一位信仰新教、體格健壯的英國人與一位信仰天主教、體格孱弱的法國人作比較。這正是緣於拿破崙時代英法對抗的背景。此後利用貞德的各類羣體也根據自己不同的“他者”，強調貞德的不同面向，使她不斷被“召喚”。
在19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紛紛崛起，歷史學家們忙於爲新興國家尋找“古老的根源”。在追求科學性的過程中，不同國家的歷史學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解釋方案又存在某種共性。希臘歷史學家施皮利頓·蘭姆布羅斯試圖證明現代希臘人與古希臘文明的直接聯繫，從而反駁“希臘人已被斯拉夫化”的質疑；而羅馬尼亞歷史學家、政治家尼古拉·約爾加則強調農民是羅馬尼亞共同體的核心，將東正教和拜占庭遺產融入民族宏大敘事。儘管兩位歷史學家使用了相近的方法論，卻得到了相同歷史的不同版本，對拜占庭史的看法相左。歷史不僅僅存在一個真相，它們直接服務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建設的政治目標。
歷史還有另一重功能：它不僅是民族的“出生證明”，也是危機時刻的“救贖敘事”。二戰後，德國曆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德國的浩劫》中試圖將納粹主義解釋爲德國曆史的“偏離”，而非必然結果。法國曆史學家羅貝爾·阿隆則通過分析維希政權，探討法國民族認同的斷裂與重建。這兩部即時性當代史因其作者的生平而加強了權威性，如同一種民族心理治療，幫助社會面對創傷，並重新定義“我們是誰”。
歷史學家：解構者與建構者
歷史學家在民族敘事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他們既是神話的揭穿者，又是神話的製造者。在書寫民族時，他們往往有意或無意地成爲“民族工程師”，決定哪些事件值得銘記、哪些人物成爲英雄、哪些衝突被賦予特殊意義。
米什萊認爲敵人因立場而扭曲了記錄，所以在檔案中追尋真正的貞德。他在賦予貞德以魅力的同時又盡力避免明顯將之聖徒化。他警告人們不要製造貞德神話，因爲“哪一段神話能比這段無可爭辯的歷史更美麗呢”？他淡化了貞德故事中的表層宗教要素，通過種種對比強調貞德的敏銳機智，採取一種救世主的視角，把宗教口吻融入民族歷史書寫本身，從而締造了嶄新的民族神話。
法國奧爾良馬爾特羅廣場上聖女貞德的騎馬雕像。圖源：視覺中國
現代史學強調批判性和科學性，許多學者致力於“去神話化”。新帝國史開啓了對帝國研究的文化轉向，戳穿了過去對帝國的浪漫想象。本傑明·斯托拉和卡羅琳·埃金斯分別以對阿爾及利亞和肯尼亞的研究關注帝國衰落中的衝突，讓讀者面對帝國終結中的殘酷一面。這使它們在非殖民化進程中起到積極作用。
但歷史學家無法完全擺脫民族敘事的引力，馬克思主義也不能統一不同的民族歷史傳統。埃娃·普里斯特和弗朗蒂謝克·格勞斯在相同唯物史觀下分別寫作的奧地利史和捷克斯洛伐克史都是進步故事，卻在視角和敘述結構上大相徑庭，都採用了它們試圖否定的舊歷史書寫的一些典型敘述原則。即便是最具批判性的學者，其研究仍可能被政治力量收編。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強調史學的社會責任感，而他本人最終因參與抵抗運動被納粹殺害——他的生平本身就成了法國抵抗敘事的象徵。
歷史的意義：連接過去、當下與未來
《把過去民族化》最深刻的啓示在於：歷史不僅告訴我們過去發生了什麼，更影響今天的政治和社會，從而影響未來的走向。當波蘭政府立法禁止提及波蘭人在二戰中的共謀行爲，當土耳其否認亞美尼亞大屠殺，當英國的“帝國懷舊”助推脫歐浪潮時，我們看到的正是歷史敘事的現實力量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一種歐洲共同身份認同，乃至世界共同身份認同依然遙不可及。
民族歷史從來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單一的，它有着一千張面孔。歷史學家既是研究者，也是參與者，甚或是引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歷史大潮。他們的筆既粉碎傳奇，也締造神話。
今天，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都能選擇自己的歷史敘事並通過互聯網輸出。貞德解說視頻下的評論呈現出一種撕裂，觀衆爲對貞德的不同評價而互相攻擊。這也要求當代史家超越書齋，既要對網絡時代的歷史虛無主義保持警惕，又要積極介入大衆歷史意識的形塑——因爲歷史不僅是被書寫的過去，更是我們正在共同創造的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