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衆席｜健身房來了白衣女郎，康維奇尼版《漂泊的荷蘭人》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在上海大劇院上演的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經典歌劇《漂泊的荷蘭人》，唱奏表演舞美均屬上乘，贏得一衆樂迷喝彩。唯其舞臺處理讓人有些困惑，尤其是第二幕中的健身房及自行車；還有結尾，一聲巨響把樂隊震沒聲了（只能放錄音湊數）。新穎，卻又不明覺厲。

要理解這些，得了解下當代西方歌劇舞臺的大背景。歌劇院上演的，多是十八、十九世紀的經典作品。歌劇是講故事的，由於時代的變遷，當年那些動人心魄讓人感動得稀里嘩啦的故事，到了當代，會顯得落伍，就如同流行電視言情劇那般陳腐老套狗血。我們當然可以繼續躲在“偉大作曲家的經典作品”的光環下，或者在音樂的迷幻魅惑中對此視而不見繼續沉溺麻痹，也可以把歌劇交給當代戲劇家（原本就是戲劇），在不改變音樂和唱詞的前提下，由導演通過舞臺手段（舞美和表演），賦予其當代的意識形態觀念和審美意趣，重建其深刻性和前衛性，使其重新煥發出生命光輝——一如在問世時那樣。這樣的製作版本，起初被稱爲“導演歌劇”，以示特別。後來逐漸成了主流，也就不再特地加這個標籤了。這一版《荷蘭人》的導演是彼得·康維奇尼（Peter Konwitschny，1945—）今年剛獲得德國《歌劇》（Oper!）雜誌終身成就獎，是歐洲歌劇導演藝術的主流代表。

《荷蘭人》的當代處理，多會讓女主患上某種精神疾病，以臆想症和抑鬱症爲多，這樣便能跳脫原作故事中女主的男神崇拜和犧牲-救贖窠臼。康導的處理大體也是如此——女主的精神狀態不太正常。只是他爲這種狀態增加了一個外因，並且把表現的重點放到了這個外因製造者上。

第一幕，挪威船與荷蘭船爲躲避海上風暴而在錨地相遇。舞臺兩側分別伸出兩個舷梯欄杆，挪威船是不鏽鋼材質，還有鋼管摺疊桌椅，點明其當代人的身份。而荷蘭船的朽木爛繩和海盜藏寶箱則是幽靈的標記。兩船的船員初次相遇，挪威船員紛紛掩鼻躲開，那是死人味。第三幕唱詞裏有挪威船員唱“他們是死人，無需飲食”。所以，這些荷蘭船員只是殭屍？或許還能復活？由此，殭屍荷蘭人所求的“救贖”，究竟是死是活，就有了疑問。

荷蘭人訴說着自己命運的悲慘，他因爲口出狂言而遭詛咒，漂泊海上，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閒，每隔七年纔有機會上岸尋求解脫。音樂中不斷出現一個短句，通常被認爲是荷蘭人的“求死”動機，只是那音樂充滿似水柔情，完全沒有死亡的氣息。音樂中有迂迴婉轉的“迴音”，這是瓦格納通常用於表現愛情的音樂語彙。荷蘭人的解脫之道是尋找一位愛他的女人，與他結合，他便能得到救贖。按照當時的觀念，所謂“救贖”就是讓他結束勞碌安然死去。至於他的新婚妻子，是死是活，是守寡還是再嫁，沒有交代，也沒有人在意——是沒有男人在意。

當荷蘭人唱到“天使啊，誰來拯救我……”果然有位白衣女郎出現。與荷蘭人對視，被他憂鬱的氣質吸引，似有心動，以花挑逗（似卡門），並搶過荷蘭人手裏的雪茄，揚長而去，等到荷蘭人搬出財寶用來交換挪威船長的女兒時，女郎再次出現，更加深情地望着他，並半躺臺中，是願意以身相許的姿態，還與貪婪的挪威船長和船員一起跳舞。與衆多對荷蘭人的珠寶垂涎欲滴的男人不同，白衣女郎看重的是珠寶箱中的王冠。她戴上王冠，由雙方船員合力抬起，似加冕禮。

第二幕是女主森塔家的健身房，鄰家的女孩們爲找男朋友而在這裏刻苦健身。她們議論着森塔，說她從來不肯鍛鍊，難道是因爲已經有男友了？

森塔走進房間，這是一位健康活潑，挺正常的當代女孩。她挾着一幅像是路邊攤買來的油畫人像，對畫中的男人很着迷，正是崇拜偶像的年齡。

當她唱起講述荷蘭人故事的歌曲時，白衣女突然出現，她在臺側拉了下大幕，燈光突然變暗，森塔像是被施了法術，腦筋完全蹩住，陷入妄念無力自拔，周圍的女孩們也如中了魔一般，對着那畫像如癡如醉。

她的男友埃裏克穿着浴袍，走進健身房，顯然他們的關係很親密。他聽出森塔歌聲中的異樣，憂心忡忡，前來勸阻，而此刻，森塔已完全不認他了。

森塔與男友爭吵時，白衣女在他們周圍徘徊遊蕩，但兩人看不見她（所以也是幽靈）。當聽說森塔父親帶着荷蘭人馬上到，她立馬匆匆離去（因爲荷蘭船長能看見她）。

森塔的父親帶着荷蘭人進屋，因爲已被白衣女“下蠱”，所以森塔立馬就把荷蘭人認作是畫像上的那個男人。父親把玩着珠寶，心滿意足，竭力促成這段姻緣，森塔也是順水推舟百依百順。

當森塔穿起荷蘭人送上的厚重百褶裙時，裏面依然穿着她的運動T恤，顯得極不協調，這並不是她的style。

導演把第三幕場景從原作中開闊的碼頭移到小酒館，這是爲了讓兩撥船員以及其他角色有更近距離的接觸乃至碰撞，而原作中幽靈船員並沒有出現在臺上。另外，最後的大爆炸在密閉的小空間裏會產生更大的震撼力。

埃裏克不再是原作中那個有點窩囊的小男人，他拿着獵槍衝進酒館找森塔理論——畢竟是情深意切關係親密的青梅竹馬，如何能接受這說變就變的背叛。

親見這場爭吵的荷蘭人因爲森塔“有男朋友”，絕望離開，還扔掉第一幕白衣女給他的花。森塔（其實是附着在她身上的白衣女）脫去婚紗，露出裏面的白衣，意在告訴荷蘭人“是我”。荷蘭人似乎並未領會到，依然糾結於“救贖”（你有其他男人，不行）。森塔（白衣女）一氣之下，掀了桌子。她點燃炸藥桶，徹底“救贖”。

燈光再亮起時，劇中角色和樂隊都已不復存在，只有從收音機（錄音機）裏隱隱傳來瓦格納當年寫就的“救贖”終場。這段原本趾高氣揚又內含粗野的音樂，如今變得有氣無力，似斷似連。演員們神情莊重肅穆，在臺上站成一排，一起望向前方——傳奇已結束，一切都得重新來過。

1976至1980年，法國導演帕特里斯·謝侯（Patrice Chéreau，1944—）在德國拜羅伊特執導瓦格納歌劇《尼伯龍根指環》的結尾場景：大火之後，天宮坍塌，全體演員站立一排，茫然地望向前方。康導在《荷蘭人》中以同樣的處理向謝導致敬。

除了宏觀的表現邏輯建構，導演在細節處理上也很講究。第一幕一船員獨自在外值班，此刻暴風雨還沒有停歇，音樂描繪出不時刮過的強勁陣風，而演員在每一陣風（音樂）中都會有相應的肢體反應，仿若被風吹得站立不穩，表演得非常細緻。

無論是宏觀詮釋還是微觀處理，無論看起來多麼離經叛道，導演的舞臺藝術創作是嚴肅的，並非胡編亂造，而是有着明確的表現意圖，並能從原作文本（唱詞與音樂）中尋找到依據，是“靠譜”的。第二幕的場景由紡織這種傳統女性的女紅勞作改成了現代女性的健身減肥，給觀衆留下很大的驚異和困惑。而這一改動，除了有前面述及的表現意義和邏輯外，還因爲紡車和健身動感單車在語音和外形上均非常相似，可在不改動原作歌詞的前提下實現意象和意義的轉換。白衣女郎無疑是這個製作版本最大的“創造”。荷蘭人詢問天使誰將來拯救他，白衣女郎適時出現。她也許是天使，也許是魔鬼，也許只是與荷蘭人類似的殭屍幽靈。總之，她不是凡人，屬於靈界。由此，這個角色的性格也比較開放而非標籤化，她有天使的善良，有魔鬼的惡作劇（會施法附身），還有幽靈（這是人類的另一種形態）的慾望和脾氣。她既敢愛也敢恨，愛時全情投入，不愛了魚死網破，絕不拖泥帶水，敢於對壓迫欺凌說不，敢於以死相抗爭。這是當代女權觀念下的獨立女性的形象。

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的官網上，這張劇照被用作這部歌劇的題圖。顯然，位於舞臺中央的那個人，纔是這個製作版本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