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觀衆席｜瓦格納的浪漫傳奇“靠岸”當代生活
國慶長假第一天，上海大劇院沉浸在“巴伐利亞迴響”的歌劇節日氛圍中——
傍晚六點，距離《漂泊的荷蘭人》開演90分鐘，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的舞臺技術總監丹尼爾·鮑爾帶着一小隊觀衆從後臺走向舞臺深處，他很得意且不顧忌劇透地展示“第一幕到第二幕之間不可思議的換景是怎樣實現的”。這場先睹爲快的後臺導覽吸引了衆多歌劇愛好者和舞美專業的在校生，連上海同行、上海歌劇院的中提琴手孫揚也加入其中；
半小時後，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院長塞爾吉·多尼在上海大劇院藝術課堂開講，平時很顯寬敞的藝術課堂不僅滿座，所有空着的地方都站滿了人；
晚上七點，距離開場半小時，提前到場的觀衆被上海大劇院精心佈置的“瓦格納的房間”吸引，紛紛駐足觀看牆上的瓦格納肖像，研究鋼琴譜架上放着的“荷蘭人”總譜，有會彈琴的觀衆忍不住坐下彈出序曲的旋律；
七點二十分，劇場裏響起第一輪開場鈴，這時仍有行色匆匆的觀衆拖着行李箱進入前廳，一個小夥子的雙肩包上彆着瓦格納肖像的徽章，他的拉桿箱上仍掛着浦東機場的托運行李籤；
七點三十分，音樂總監尤洛夫斯基的指揮棒揮起，咆哮的音符把全場觀衆帶到風雨肆虐的海上，《漂泊的荷蘭人》靠岸上海大劇院，繼七月的“拜羅伊特在上海”之後，黃浦江畔又迎來瓦格納歌劇的節慶。
瓦格納和“荷蘭人”同病相憐
在“荷蘭人”廣爲人知的序曲部分，瓦格納清晰地寫出水手和自然的對立，以及船長抗爭命運和女性柔情救贖兩種音樂動機，狂風驟雨的主題和田園牧歌交替出現，沒有出現一句唱詞，觀衆已經聽到戲劇的輪廓。
儘管音樂史公認瓦格納從海涅的原作中改寫出《漂泊的荷蘭人》歌劇腳本，然而多尼在演前導賞時提醒觀衆，這部歌劇不僅是根植於歐洲傳說的奇幻想象，也帶着瓦格納本人生活的烙印。不到30歲的作曲家因爲政治立場而失去在里加的職位，身陷債務糾紛，他只能黯然地跟着一位船長，經過穿越波羅的海和北海的艱難旅程，取道英國，最終他抵達巴黎時，落魄潦倒，不得不爲出版商做校訂樂譜的工作餬口。他以500法郎的價格把《漂泊的荷蘭人》腳本賣給巴黎歌劇院的院長，後者卻無意上演，不甘心的瓦格納蝸居巴黎城郊，在1841年底完全這部歌劇的總譜。
“荷蘭人”從充滿滄桑感的船艙裏走出，英國男中音克里斯托弗·馬爾特曼唱出《荷蘭人之歌》那激昂卻憂鬱的旋律。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這個版本的戲劇構作維爾納·欣策和導演彼得·康維奇尼在創作過程中，反覆探索荷蘭人和瓦格納之間的精神聯繫。他們認爲，《荷蘭人之歌》所描繪處在生活風暴中的人們對安寧的渴望，不僅是屬於角色的，也是瓦格納矛盾的心聲。“荷蘭人試圖成爲挑戰自然和神力的英雄，以至於他被詛咒，永遠漂泊。瓦格納也一樣，他擁有音樂才華，卻爲此付出代價，被庸俗的主流所排斥，他肯定覺得自己和荷蘭人同病相憐。”
導演康維奇尼認爲，當代觀衆和瓦格納之間被繁冗的“詮釋的歷史”所阻隔，他希望能重新清晰地喚起瓦格納樂劇的浪漫主義立場。音樂總監尤洛夫斯基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這個版本的“荷蘭人”摒棄繁複的舞臺裝飾，掙脫“傳統詮釋”的束縛，着重於探索瓦格納音樂中“浪漫”的本質，即，浪漫是充滿勇氣的探索，是對自然和自由的嚮往。
浪漫主義是和現代世界碰撞的另一個世界
這個版本的“荷蘭人”自2004年首演，作爲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的保留劇目持續上演20多年，被視爲瓦格納歌劇舞臺詮釋的全新里程碑。儘管如此，多尼在演出前的導賞時預見到中國和亞洲觀衆可能感受到的衝擊，他說：“康維奇尼激進的導演風格和他對瓦格納作品的犀利解讀，即便在德國也引發過劇烈的爭議。但這恰是導演可貴的地方，他不把瓦格納當作靜態的歷史陳列，而是用劇場化的表達方式，在當代社會的精神困境和瓦格納的音樂之間重建聯結。”
第一幕的大幕拉開時，昏黃的燈光照亮陰沉的海上風雲，整個舞臺宛如一幅倫勃朗的油畫，然而隨着水手們跑上舞臺，他們穿着20世紀的海軍大衣、格子襯衫和牛仔褲，只有荷蘭人穿着隆重的中世紀長袍，在人羣中格格不入。導演以直觀的方法融合不同的時代，通過服裝和佈景的割裂，當代和古代、生活和傳說成爲既平行並置又彼此嵌套的景觀，而無論在哪個時代，荷蘭人永遠是人羣中的異類。導演以此渲染，“荷蘭人”不是普通人，他展現了強大的抗爭力，這種與自然、與命運較量的勇氣有着積極的能量，但因爲威脅到人們所默認的秩序，便令人不安。
這份衝擊力在第二幕有了更具象的表達。大幕第二次拉開時，原作中女孩們紡織、勞作的場面被置換成一間條件簡陋的健身房，鄉村少女們變身都市麗人，穿着五顏六色的健身服，滿頭大汗地踩動感單車人。反諷的是，“動感單車”和“紡紗”在英語裏恰好是同一個單詞。更進一步，穿着中世紀袍子的荷蘭人進入健身房時，他是奇裝異服的怪人，這個場面構成強烈的隱喻，瓦格納的音樂及其精神追求，在當代世界是不是也被視爲過時的價值？戲劇構作、導演和音樂總監達成這樣的共識，即，一旦深入探究瓦格納和他描繪的世界，我們就會發現浪漫主義是一種既不可輕易否定也無法逃避的精神態度，面對浪漫主義的美學，意味着人們要面對兩個世界的碰撞——荷蘭人進入森塔的健身房，這個畫面是瓦格納歌劇進入現代世界的具象化。
進入第三幕，導演把舞臺設計成“船塢下的酒坊”，侷限的健身房變成空曠的、工業感強烈的空間。這個場景裏的大部分人看起來很“小”，然而當堅定的森塔被所有人認爲“瘋狂”時，燈光讓她投在空壁上的影子大到覆蓋了臺上所有的人。導演僅用簡潔的光影，讓荷蘭人和森塔的精神世界可視了。尤其在最後的最強音落下時，即便對這部作品非常熟悉的觀衆，也會被那一瞬間強烈的光影震懾，全場在片刻被震懾後，遲滯地爆發出掌聲。
荷蘭人是故事裏的船長，在舞臺上，隱身在樂池中的尤洛夫斯基牢牢控制着音樂的流速和方向，這個隱形的船長讓《漂泊的荷蘭人》穩穩靠岸。更重要的在於，這艘從巴伐利亞漂泊到浦江之畔的“幽靈船”，在觀衆心中喚起了瓦格納式浪漫正在當代生活中消退的震驚感和衝擊力：充滿信念感的森塔和挑釁命運的荷蘭人，這樣大於生活、大於現實的浪漫主義的主角，在普通人生活的環境裏既無法施展卓越的潛力，也不被理解和接納，這在任何時代都是讓人意難平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