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理論體系不能“借殼生存”，要構建自主話語提煉中國方案
日前，在一個全國性的教育論壇上，有知名學者談到，他幾次參加教育類論壇和學術獎項評選，發現很多教育界學者研究的理論問題類似，重複研究多且不夠深入，跟風熱點研究多，但對於基礎教育領域一些重要的難題關注卻很不夠。
在人工智能對教育正產生顛覆性影響的當下，事關國計民生的基礎教育其實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尤其需要教育研究者和基礎教育工作者共同構建教育學自主話語體系。
知識傳播方式的變化帶來新的機遇
伴隨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織，教育研究領域話語體系的自主程度，直接映照出一個國家的教育自信與文化自覺。在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邁進的征程中，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概念體系解釋教育現象、用自己的理論框架解決教育問題，從而爲人類教育文明貢獻獨特的東方智慧。
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永謀提出了“全球知識流動‘滲透壓’正在消失”的論斷，這也意味着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在教育研究領域的優勢正逐漸消失，在AI技術重塑全球知識生產與傳播格局的當下，爲我們構建教育學自主話語體系帶來了機遇。
AI帶來的不僅是教學工具的革新，更是知識權力結構的重構。當知識獲取的門檻大幅降低，當學術理論的傳播實現零時差，這種知識流動的即時性便消解了話語霸權的根基。在AI翻譯、智能檢索等技術支持下，西方教育理論的傳播不再依賴學術精英的篩選與解讀，中國的普通教師都能便捷獲取第一手資料並進行批判性審視。
這也打破了長期存在的“西方原創—中國詮釋”的話語等級，使得中國的基礎教育工作者能夠直接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智慧。但是，中國教育學者若僅滿足於用AI來批量“山寨”西方理論，或對“核心素養”“課程圖譜”等術語進行淺表化重組，將徹底失去在思想原野開墾的能力。全球知識流動滲透壓的消失，意味着“單向輸入”模式的終結與“平等對話”時代的開啓。
坦率而言，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一些教育學界的學者正是通過搬運國外教育理論從而將之作爲自己的學術資本。但當知識傳播方式發生變化，這對於中國千千萬萬的基礎教育工作者而言，正可以抓住契機，參與構建全新的中國基礎教育自主話語體系。
預設“操作系統”，導致實踐邏輯“水土不服”
審視當下，中國基礎教育研究在很多時候仍停留於概念移植的“借殼生存”，這種現象並不令人樂觀。
中國基礎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着對西方教育理論的引介與借鑑。這種跨文化的知識流動在特定歷史階段具有合理性，卻在長期實踐中演變爲一種不自覺的話語依賴。從赫爾巴特的“五段教學法”到杜威的“做中學”，從布魯納的結構主義到建構主義的風靡，西方教育理論如同預設的教育“操作系統”，主導着中國基礎教育的改革方向與實踐邏輯。
再比如，從“多元智能標籤”到“核心素養包裝”，諸多西方概念被抽離文化土壤後強行嫁接。部分學校盲目追捧“項目式學習”，卻忽略了項目學習背後所需要的師資、環境、課堂內外的配合。熱鬧的課堂活動背後，由於缺乏對知識深度與思維進階的深刻理解，最終演變爲拍照打卡的“活動秀”。
這種教育話語的“形似神離”，暴露的正是中國教育本土概念原創性的貧瘠。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依附性正催生“學術代工”模式。翻閱教育類核心期刊可以發現，大量論文仍停留在對西方理論的引介、驗證層面，真正基於中國基礎教育實踐的原創性研究鳳毛麟角。這種“以譯代研”“以引代創”的學術生態，導致基礎教育研究陷入“西方出題、中國答卷”的被動境地。
同時，實踐邏輯的“水土不服”造成基礎教育資源的嚴重耗散。就以近年來備受重視的STEM教育爲例。一些學校盲目斥資建設實施各類STEM主題實驗室和人工智能科創實驗室，但如果只是重視硬件投入和形式上的創新，忽視教師能力結構的提升、脫離本土課程體系，並且缺乏外部環境和政策配套，很容易造成STEM教育只是一時的熱鬧，最終難以達成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
爲解決世界教育難題提供中國方案
教育話語權的終極戰場其實不在於高大上的術語包裝，而在思想密度的較量。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學自主話語體系之路，主要在於向思想高原的攀登。而攀登教育的思想高原，需要在歷史根基、實踐土壤與理論創新三個維度協同發力。
首先要深掘歷史根基，激活文明基因，讓傳統教育智慧煥發新生。中華優秀的教育傳統絕非古代典籍裏的“傳說”，而應該是滋養當代教育的活水源泉。孔子的“因材施教”、朱熹的“循序漸進”、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等思想精髓，即使立足當代教育實踐反觀，也依然蘊藏着超越時空的教育智慧。
近年來，當西方教育者困惑於技術倫理與人文價值的割裂時，我們確實有一些學校正從“天人合一”的傳統中尋找人機共生的答案，爲教育注入獨特的文化底氣。
比如，在傳承中華優秀教育傳統智慧上，徐彙區的位育中學、位育初級中學、西南位育中學等位育系學校的教育實踐頗具啓示意義。這些位育系學校的校名取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多年來他們踐行“中和位育”的育人理念，圍繞着“創造、生長”的教育目標發力。在科技課程中，師生將“格物致知”的傳統智慧與現代科學探究結合，培養既懂實驗方法又明人文關懷的探究者；在德育實踐裏，“知行合一”的精神轉化爲“志願服務+生活實踐”的成長路徑，讓品格養成紮根生活土壤。
不僅上海，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學校在進行具有學科標識性、理論標識性、中國標識性的探索。如何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更好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知識體系的標識性概念，值得從事教育學研究的更多學者去挖掘、傳承。
其次，教育研究者需要紮根實踐沃土，提煉中國方案，讓本土經驗昇華爲理論智慧。中國有着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基礎教育體系，中國基礎教育變革的深度與廣度，其本身就是理論創新的富礦。譬如上海的課程改革歷經“一期課改夯基礎、二期課改強素養、新時代課改促融合”的三十多年探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式課改”路徑。如何通過“學科+生活+社會”的立體設計，回應人的全面發展需求，需要教育研究者進一步研究、闡釋，爲全球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升難題提供新的解決思路。
第三是需要更多教育研究者和基礎教育工作者共同勇闖理論前沿，鍛造原創概念，讓中國思考參與世界對話。在當前的教育改革與研究中，面對AI教育、腦科學、教育神經學等新興領域，中國教育學者正從追隨者轉變爲開拓者。比如，上海師大向世界推廣的上海數學教育的“掌握式”模式，提煉出的中國教師給予每一個學生的信任和有效的學習機會與支持，以及“把握具體到抽象的配合、倡導知識掌握和探究發展並舉、包容和嘗試新的教學方法”等三個原則，讓英國教育界深深折服並系統引進。
再如，華東師範大學葉瀾教授所提出的“生命·實踐”教育學，改變了傳統教育學“從理論到理論”的空泛；北京第一實驗學校探索的“學習社區”模式，將古代書院“切磋辯難”的學習傳統注入現代走班制，構建起師生共生共長的教育生態等等。這些中國基礎教育原創的探索證明：真正的自主話語，誕生於用中國思維解決世界教育難題的過程之中。
（作者爲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