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深刻重塑了當代上海的城市空間與精神內核
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中國航海博物館主辦，歷史所海洋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大學江南文化研究院承辦的“第二屆海洋城市論壇：海洋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中國（上海）——南洋’”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召開。來自上述單位及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60多位學者參與研討會。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葉斌表示，海洋強國是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國家戰略，上海歷史學界組織本次學術研討會，圍繞南洋與上海城市崛起，及其與中國經濟的發展、革命的勃興之關係等議題展開研討，希望爲深入研究中國海洋城市的歷史貢獻智慧。
葉斌
上海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廖大偉指出，海洋是生命的搖籃，是文明的通道，也是聯結中國和世界的紐帶。隨着科技的進步，人類對海洋的認知發生了變化，探索海洋的勇氣和信心倍增。同時也注意到，海洋不僅是認識、探索、開發的對象，也是和諧共有的對象。
上海建縣本身，就是海洋文化的產物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熊月之以海洋文化視角梳理上海城市發展史，分別從古代的海洋意識、海洋資源開發、抵禦海患、海洋貿易、城市精神等角度論述了海洋文化加惠上海的歷史。“就海洋意識而言，‘上海’是中國沿海地名中的另類，是含有‘人海和諧’內蘊的獨此一家。”熊月之提到，解決中國的海上通道與運輸難題的兩個人，都是上海人，即朱清（1237—1303）,崇明人，張瑄（？—1303），浦東高橋人，二人都相當熟悉海路，善於造船。上海縣設立時，上海人竟然有一半與海洋運輸與貿易有關，可見比例之高。毫不誇張地說，上海建縣本身，就是海洋文化的產物。1843年上海開埠成爲城市發展的分水嶺。改革開放後，上海邁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海洋文化深刻重塑了當代上海的城市空間與精神內核。“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精神，與海洋文化的冒險、協作特質，高度契合。
熊月之
中國航海博物館黨委書記、館長趙峯認爲，上海是中國連接海洋的樞紐，建設海洋強國、發展航運亟須與上海相關的歷史研究成果。同時，關於海洋的研究，亦有利於傳承和弘揚我國因水而生的文化秉性和別具一格的海洋文化。
江南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域
華東師範大學黃純豔教授關注“中國古代是否存在海洋文明”這一關鍵議題，反思過去簡單列舉海洋活動以論證中國存在海洋文明的研究路徑，強調要分辨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區別與聯繫，同時重視王朝體制和海洋文明影響下的生計、知識、觀念和信仰系統，強調實用主義是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的核心內涵。
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陳國燦指出，在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上，宋代是走向全面興盛的關鍵期，而江南是海上絲路貿易體系的核心區域。宋代江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既是區域經濟與海洋貿易融合的反映，也標誌着絲路貿易逐漸從簡單的中外商品流通活動向專業化、產業化的經濟體系方向發展。
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楊以圖片、數據的形式向與會專家展示了2024年“長江口二號”沉船試掘的初步成果，提出沉船考古需對遺址、船體、船貨、船員和自然遺物五方面材料展開系統性研究，使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獻、人類學調查“四重證據法”，以實現沉船“全生命週期”、貿易網絡和遺址形成過程三個研究目標，並表示今年正在對沉船進行全面的考古發掘。《上海長江口二號古船水下考古調查與整體打撈遷移》一書已新近面世。未來將會湧現更多學術成果。
海港遺址、“宋錢經濟圈”和中日海上“針路”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康昊關注元代中日貿易中的銅錢輸出問題，他認爲日本融入“宋錢經濟圈”是宋代中日貿易長期輸入銅錢的結果，與元朝政策無關。元代中日貿易能持續大量輸出銅錢，主要源於日本莊園領主的需求，而非元朝方面的因素。大量銅錢輸入曾推動日本“代錢納”出現及市場經濟、信用經濟發展。14世紀下半葉，因海禁，輸入日本的銅錢規模驟降，日本政府遂以模鑄錢應對，導致中國銅錢優勢喪失。
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館員楊天源以唐揚州城遺址、唐宋明州城、宋元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爲研究對象，通過考察城市遺址情況、貿易商品、出土外來文化器物，說明開展港口城市考古需重視以下現象：城內水系與城外相連形成的水陸雙交通網和臨港城門；商業街市臨水聚集，貿易管理機構位置與水系、碼頭相鄰；同時，出現佛寺、鄰水產業區和外事接待場所。此類佈局體現可港口貿易管理功能增強、職能細化的趨勢。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童傑以《日本一鑑》《桴海圖經》爲中心，探討各類中日之間的“針路”，呈現了宋元明時期廣州、福建、浙江等地往來日本的航海路線。
歷史所副研究員張曉東探討鄭和下西洋的海權性質，指出鄭和艦隊具有護航朝貢貿易、掌控制海權及登陸作戰的能力，具有貿易海權不充分不平衡而軍事海權超前的特點。因此，可以說鄭和下西洋是近代海權潮流的前奏與全球航海貿易時代的前驅，雖有侷限但客觀上刺激了明代中後期的海洋活動。
中國特色的海洋文化所具有的全球史價值
歷史所研究員馬學強關注清代前期上海的南洋航線，提醒研究該問題需充分結合中外文獻、碑刻、海圖等資料，並關注南洋線上的船隻、商人與貨物貿易、與海外的聯繫，以釐清該航線的情況。他強調，上海“南洋”航線敘事多元，應從海上政策演變、民間市場發展、木船建造與航海技術等方面審視。同時還需利用海外文獻揭示南洋航線的開拓與海外的聯繫。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振忠主要研究巴達維亞寄往徽州的僑批，他利用印尼華僑方定壎的信函，講述了方氏在抗戰時期歷經困頓，後因經商有道逐漸發家，並積極參與公益，大力資助新中國體育事業的事蹟，指出該個案展現了中國內陸農村與海外世界的聯結。
歷史所副研究員葉舟以侯鴻鑑《南洋旅行記》爲研究對象，指出侯氏在調查當地教育、記錄華僑創新之艱辛、華僑抵制日貨之愛國熱忱等方面着墨頗多，同時，侯氏還關注到華僑備受當地人排擠的現象。葉老師指出，《南洋旅行記》印數雖少，卻洋溢着拳拳愛國之心，亦受顧頡剛等名家的認可，值得深入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科研處副處長李宏利表示，華人移民馬來西亞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漢代，鄭和下西洋推動了中國的生產方式在當地的傳播，閩粵百姓在當地拓荒經營，對當地經濟發展貢獻不小。此外，華人移民帶來的漢語、祭祖和傳統節日也深深影響着馬來西亞的文化。中馬兩國文化交融和互鑑或有利於馬來西亞政府摒棄殖民文化殘餘，建立真正的國家、民族、文化認同，走出當下的發展困境。
與會學者認爲，本次會議的議題在時間和地域空間上跨度較大，梳理從唐宋到當代的歷史脈絡，關涉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生活諸領域，很多觀點具有學術開拓意義。加強對海洋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挖掘更多與“海洋命運共同體”相關的歷史資料和故事等，將是史學界的新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