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化浪潮下，“高質量充分就業”如何破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新時代新徵程就業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數智化作爲重塑我國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的重要力量，既帶來技術替代、權益模糊的挑戰，也蘊含技術賦能、質量升級的機遇。如何在數智化浪潮中重構勞動關係、提升就業質量，成爲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戰略目標的關鍵命題。需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爲核心，把握內涵重構、機制創新、政策協同的邏輯主線，主動應對變革、創新治理模式，才能實現勞動關係的和諧穩定與就業質量的持續提升。

內涵重構

數智化技術的全域性、全時性賦能，正徹底打破傳統勞動與就業的邊界。新一代數字技術不僅改變了“人類作爲單一勞動主體”的格局，更催生出人機協同、遠程協作、平臺用工等新型形態，使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的內涵發生深刻重構，同時也暴露出一系列亟待破解的現實難題。

勞動關係：從“僱傭從屬”到“價值共創”的邊界重構。傳統勞動關係模式下，以“僱主-僱員”的固定從屬關係爲核心，勞動時間、場所、內容均相對穩定，權益保障依託明確的勞動合同。而數智化背景下，勞動關係正呈現三大新特徵：一是主體多元化。除傳統企業與勞動者外，平臺方、算法服務商、第三方外包機構等均參與勞動過程，形成“平臺-服務商-勞動者”的複雜網絡，勞動者與平臺間缺乏傳統僱傭關係的綁定。二是關係彈性化。數字技術打破時空限制，遠程辦公、靈活排班成爲常態，按需用工模式下勞動者與企業的關係從長期穩定轉向項目制的短期協作。三是權益模糊化。平臺勞動者社保參保率遠低於傳統就業羣體，勞動權益界定與保護陷入困境。這種重構背後，是勞動關係與人機關係的交織融合。智能算法成爲勞動過程的重要管理者，算法調度決定勞動者的接單量、薪酬計算、工作時長；同時，人機協同催生新的分工模式，製造業中機器負責重複性操作與人類負責複雜決策的組合日益普遍，勞動者需與智能設備形成高效協作，這對勞動關係中的技能匹配、責任劃分提出新要求。

就業質量：從“數量優先”到“質效並重”的需求升級。傳統就業質量評估多聚焦於薪酬水平、工作穩定性等基礎指標。數字經濟背景下，就業質量的內涵已拓展至數字適配性、職業發展性、權益公平性等維度。從現實來看，當前就業質量面臨多重挑戰。一是數字技能鴻溝加劇質量分化。數智化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端化轉型，高技能崗位需求激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出現崗位缺口。與此同時，“技術更新-技能滯後”的矛盾凸顯，數字技術迭代週期縮短，製造業中自動化設備已替代部分程式化崗位，從而導致低技能勞動者面臨更大的替代壓力。二是靈活就業質量短板明顯。據統計，2024年底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達2.4億人，普遍面臨收入穩定性低、法定社保覆蓋率較低、職業發展空間有限等現實問題，亟需技能升級以適應產業變革。三是工作自主性與壓力失衡。數智化雖提升了工作靈活性，但也加劇了工作邊界的模糊化。算法監控下，勞動者的工作過程被實時追蹤，部分平臺通過接單率、好評率等指標對勞動者進行強約束，導致隱性加班普遍存在。此外，數字技術的去人性化傾向，使勞動者與企業的情感聯結減弱，職業滿意度、認同感持續下降。

機制創新

數智化對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的影響並非單向的衝擊，而是可通過技術賦能、組織變革、關係協調的協同聯動，構建“直接提升-間接增強-矛盾化解”的多維機制，將技術變革轉化爲勞動關係和就業質量提升的動力。

技術創新的直接提升效應：重構勞動場景與權益保障。數智化背景下工業互聯網、智能調度系統等技術可通過精準匹配供需、優化工作節奏，減少勞動者的無效勞動與過度勞累，實現勞動流程優化，從而降低工作強度。技術創新還能夠拓展新型就業空間，創造高質量崗位。數字技術催生出數字內容創作、智能設備運維、數據分析師等新興職業，這些崗位普遍具備薪酬水平高、職業發展空間廣的特徵。數字技術催生的雲端客服平臺還爲殘疾人、農村剩餘勞動力等羣體提供靈活就業機會，實現遠程就業。此外，數字化賦能權益保障，提升公平性。區塊鏈技術可實現勞動契約、薪酬支付、社保繳納的全流程存證，解決平臺用工中權責不清、證據不足的問題。同時，大數據技術可實現社保精準擴面，通過分析平臺用工數據，識別未參保勞動者，推送定製化社保方案，提高勞動者社保參保率。

組織變革的間接促進機制：推動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轉型。數智化推動企業組織形態從傳統層級制、管控型向扁平化、賦能型變革，間接改善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其核心邏輯在於：組織扁平化提升勞動者自主性，數字技術打破信息壁壘，企業管理層級減少，基層勞動者可直接參與決策，部分互聯網企業推行的敏捷團隊模式即是典型例證；柔性化管理適配靈活就業需求，針對數智化催生的靈活就業羣體，企業通過彈性福利、遠程協作工具等柔性管理手段，提升就業質量；數字化培訓體系彌合技能鴻溝，幫助勞動者適應數智化需求。

新型勞動關係的協調模式創新：破解人本管理與權益保障困境。針對數智化催生的勞動關係模糊化問題，需構建多元協商、分類保障、技術監管的協調機制，在創新與規範間找到平衡。建立多元主體協商機制，突破傳統“企業-勞動者”的二元協商模式，引入政府、平臺方、行業協會、工會等多方參與，成立平臺經濟勞動關係協調委員會，定期協商平臺用工的薪酬標準、社保繳納、算法規則等問題。分類設計權益保障方案，根據勞動關係的不同形態，採取差異化保障措施。算法監管破解技術霸權，針對算法濫用導致的勞動權益受損問題，需建立算法透明化、合規化監管機制。推動平臺公開算法核心邏輯，增設算法說明模塊，清晰告知勞動者算法計算依據，接受勞動者監督；開發算法合規評估工具，防止過度壓榨勞動時間、歧視性派單等問題。

政策協同

數智化背景下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的提升，需立足國家戰略，構建“宏觀定位-中觀政策-微觀落地”的協同體系，將技術創新、組織變革、關係協調的機制轉化爲長效實踐。

宏觀戰略定位：明確數智化目標導向機制。結合數字中國建設與高質量充分就業戰略，將勞動關係與就業質量提升納入國家數智化發展全局，設定清晰的分階段目標。其中，短期目標重點解決權益保障短板，顯著提升平臺勞動者社保參保率；中期目標聚焦質量提升，培育數字經濟高質量就業示範基地，提高農民工數字技能培訓覆蓋率；長期目標圍繞數智化就業治理體系建設，加快形成勞動關係和諧、就業質量均衡、技能適配高效的新格局。需強化區域協同與行業聚焦：東部地區依託數字經濟優勢，率先探索新型勞動關係治理模式；中西部地區結合產業轉移，重點開展農民工數字技能培訓，帶動當地數字就業崗位增長。同時，制定差異化策略：製造業側重人機協同勞動關係構建，服務業側重靈活就業質量提升，平臺經濟側重算法監管與權益保障。

中觀產業政策：構建數智化就業融合機制。產業政策是推動數智化與就業質量協同發展的關鍵紐帶，因此要從技術創新、人才培養、企業激勵方面發力。一是強化技術創新的就業導向，在數字技術研發立項中，將“就業質量影響”納入評估指標，鼓勵研發就業友好型技術。二是構建產教融合的數字技能培訓體系，推動高校、職業院校與數字企業合作，開設人工智能、大數據、數字運營等專業，同時建立企業實訓基地。三是激勵企業提升就業質量，鼓勵企業內部建立就業質量評價與激勵機制，對就業質量高的企業給予政策傾斜。

微觀治理框架：完善數智化保障協作機制。構建政府監管、企業履責、社會監督的多元協同框架。一是完善數智化監管平臺，整合人社、市場監管、稅務等部門數據，建立全國勞動就業質量動態監測平臺，實時監測勞動關係變化、就業質量指標、勞動糾紛情況。通過大數據分析識別勞動者社保參保率驟降、勞動強度異常升高等潛在風險，及時發出預警並督促整改。二是強化企業主體責任，明確企業在數智化轉型中的就業質量責任，要求平臺企業建立算法合規審查制度、勞動者權益保障委員會。支持傳統企業制定技術轉型就業保障計劃，確保技術替代崗位的勞動者得到轉崗培訓機會或補償。同時，推動企業公開就業質量信息，發佈就業質量年度報告，接受社會監督。三是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監督作用。支持工會、行業協會、公益組織參與勞動關係協調與就業質量監督。

（作者爲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商學院名譽院長、行知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