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飛新著《王世貞傳》，用文獻“復活”歷史，立體鮮活呈現大明文壇盟主

張之洞《書目答問》有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此論不僅點明學術進階之途，更彰顯了紮實文獻根基對於構建學術大廈的根本性作用。推而論之，文學研究亦然：唯以深厚文獻學爲基礎者，其研究方爲可信。賈飛教授所著《松間鳴玉：王世貞傳》，正是這一治學理念的生動實踐。這種“由文獻入史學”的深厚功力，使得全書既展現了著者駕馭史料的卓越功底，更淬鍊出純粹而深邃的史學匠心，從而爲人物傳記寫作樹立了標杆。本書之精粹之處，可見於以下幾個維度：

《松間鳴玉：王世貞傳》,賈飛 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文獻精研，見其“情”與“活”

面對紛繁複雜的原始材料，作者能夠敏銳捕捉到歷史文獻中蘊含的敘事潛能，將史實轉化爲飽含情感張力的文學性敘事。如寫道王世貞出生時鬱太夫人“夢雙燕集兩肩”的占卜軼事：“據說當時王世貞的母親鬱太夫人夢到兩隻燕子齊聚在她的兩肩上，家人便詢問占卜先生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占卜先生在掐指一算後，便說她會生兩個兒子，都有貴人相，並且都將以文章名世，青史留名。”作者訴說王世貞生平，是以一件占卜軼事爲起點，力求證史、釋史、乃至以史生情，賦予冰冷文獻以理解歷史溫度與複雜人性的鎖鑰。

在書寫王世貞遭遇父難時，作者以飽含情感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幅觸目驚心的畫面：“在萬般無奈之下，王世貞兄弟倆穿着囚服跪在道路旁邊，此舉意在代父親受罪，他們還攔截權貴們的車馬，不斷訴說父親的遭遇，不斷訴說父親的遭遇，並磕頭哀求，懇請衆人能夠仗義執言，救父親出獄。”“據說王世貞爲了不讓家人擔心，自己每次想放聲大哭時，都會把手指放在嘴裏，以不讓嘴巴發聲，漸漸地，手指都被咬斷了，‘齧去一指’，以至其書法之作，時常可見斷指痕跡。”在父親王忬終被斬於市之際，作者寫道：“驚聞此消息後，王世貞立馬奔赴至西市，見到父親的屍首時，他徹底崩潰了，嚎啕大哭，跪舐父親頸部之血，牙齒撕咬着地面，發泄着內心的憤怒和悲傷，以至地面上形成了一個小坑。幾年來，種種煎熬，一切消散，在有一絲希望時，徹底絕望，唯有哭喊聊表內心。”王世貞面對喪親之痛時的痛苦、悲傷與絕望被刻畫得如此淋漓盡致，跨越時空的界限而直擊人心。而這正是優秀人物傳記所帶來的雙重震撼：既有對歷史事件本身的感性衝擊，又有因意識到其非虛構本質而產生的、更爲深刻的理性戰慄——正是這份真實性，賦予了故事無可辯駁的力量，使我們對愛與失去、希望與絕望這些永恆主題產生直抵靈魂的共鳴。

王世貞

文獻熔鑄，見其“巧”與“精”

擁有豐富史料僅是第一步，如何以史觀爲經緯，以問題意識爲導向，將龐雜的史料熔鑄爲邏輯清晰的歷史敘事，方顯大家手筆。王世貞一生交遊甚廣，其人際網絡盤根錯節，賈飛教授始終緊扣王世貞這一絕對核心，突破線性年譜的窠臼，以“關係”爲樞紐重構史料，用“仕宦”“閒適”“交遊”“文學”四大篇章串聯起傳主波瀾壯闊的一生，精妙地將其生平再脈絡化。

如將“父難”這一重大事件置於“與嚴嵩關係”的章節下剖析，不僅釐清了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更深刻揭示了此事對其王世貞生軌跡、政治態度乃至文學創作的根本性扭轉作用。又如作者處理王世貞和張居正之間的複雜關係時，並未將其簡單歸類爲“清流權臣”的對立，而是從具體事件着手，層層推進：從早期張居正“屢次有意拉攏他”，到王世貞在青州任上不徇私情、拒絕爲其內弟王化開脫，再到因《地震疏》中“臣道太盛”之論引發張居正不滿，最終導致王世貞被調任閒職。依託《明實錄》《餘州山人四部稿》等史料，作者清晰勾勒出兩人關係從試探、摩擦到決裂的動態過程，展現出作者對傳主政治脈絡的精準把握。在論述“王世貞文學交遊與後七子陣營形成”的話題時，作者利用《王氏金虎集序》等關鍵文獻，精準還原了王世貞與李攀龍定交時“相得甚歡”、共倡古文辭的歷史場景，並將謝榛救盧柟、李攀龍與謝榛交惡等事件嵌入復古運動發展的脈絡中，清晰勾勒出這一文學羣體從合作到分化的動態過程，使文學史的敘述充滿了人事的張力與思想的交鋒。在此，文獻超越了孤立的事實碎片，成爲編織複雜歷史關係網絡的經緯線，也體現了賈飛教授極具史學眼光和文學筆法的敘事策略。

書中對王世貞遊歷生活的記述，亦可見作者熔鑄史料之巧思。作者並未簡單羅列行程，而是將其宦遊、交友、詩文創作與心境變化融爲一爐。例如嘉靖三十六年，王世貞任職青州期間，與好友吳維嶽雪後同登雲門山，作者不僅引用其《喜吳峻伯來視山東學》一詩及事後“大笑”之語展現其寄情山水的閒適意趣，更借“吾患在有身”之句，以及對“二項山坡”“三間高閣”的田園嚮往，揭示出放達外表下隱藏的厭仕情緒與精神困頓。再如《東海遊記》及相關詩作所載萬曆年間王世貞與汪道昆等人的東海之遊，文中“風日清美，頗窮勝概”的暢快記述，與“擊鼓傳花”的雅趣描寫，將其晚年與友人交遊之樂刻畫得栩栩如生，如在目前。

文獻鉤沉，見其“博”與“新”

賈飛教授將目光精準投向史書、文集、書畫題跋及至實物文獻等多方面，並通過精妙的互文性解讀，讓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史料相互印證、彼此發明。例如在講述王世貞和王錫爵的關係時，使用王世貞“僕因野次受風”手書確證了萬曆八年王世貞、王錫爵因奉曇陽子郊居染疫的史實，並揭示出王世貞病中身心狀態、對“文名”的反思及其與友人徐學謨等的交往細節，實現了文獻證史與釋史的完美結合。另外，賈飛教授不斷髮掘新材料補闕王世貞年譜。如在論述王世貞晚年的交遊經歷時，利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薛道祖雜書卷》題跋，成功考證出嘉靖四十三年八月王世貞與彭年、黃姬水等人大規模交遊唱和之史實，利用藏錢穀、張複合繪《水程圖》中“崑山”“虎丘”“鎮江”“宿遷”等畫面，分析王世貞請文徵明書寫《出師表》的經過，引用潘仕成《海山仙館藏真三刻》爲證，結合王世貞《適晉紀行》等文字記載，重構其北上行程與交遊網絡，並輔以圖片進行佐證，“以圖證史”“以物補史”，極大增強了論證的可信度，不僅填補了目前通行年譜的空白，更體現了作者能夠突破既有文獻侷限、主動拓展史料來源的自覺意識，爲立論奠定了磐石之基。

作者反覆尋覓，運用海內外藏多種珍稀文獻豐富王世貞生平細節。例如，在刻畫王世貞連喪二子的深切悲痛時，作者引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十年之記》的詩句“十年空抱兩麒麟，依舊天涯一病身”。在還原王世貞與華雲“小友”相稱的忘年之交時，引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明刻本《弇州山人續稿》中《華林庵先生詩集序》之語。引用《藝苑卮言》中“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遭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複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指出王世貞將模擬分爲“最也”“次也”和“或名爲閭繼，實則盜魁”等層次，顯然其超越時代的文學批評深度。引用其晚年“於文章鮮所規象，師心自好，良多謬戾”的自我評價探討王世貞“自足”“自得”的文學追求，勾勒人物內心世界和創作觀念的演變軌跡。

賈飛教授在《王世貞傳》中展現的文獻工夫，是“精研”以求其真、“熔鑄”以求其精、“深潛”以求其博的高度結合，彰顯了作者在駕馭史料的過程中守正出奇的能力——既能精準還原歷史細節，亦能賦予其照亮歷史脈絡與人性幽微的闡釋新境。他將冰冷的故紙激活爲有溫度、有脈絡、有深度的生命史，讓王世貞其人其世得以立體鮮活地呈現，爲後學提供瞭如何在卷帙浩繁中披沙揀金、如何讓史料開口說話的絕佳示範。賈飛教授此著不僅是理解王世貞的權威之作，其展現的文獻工夫已成爲明清文學史、社會文化史乃至傳記研究方法論領域的一座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