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說的欣賞要用脊椎骨完成，作家應當是人類的神經末梢 | 李浩專訪之三

記者：我們或許可以追溯一個古老的命題：文學是什麼？

李浩：文學是什麼，我認爲在我們這裏也應有一個確切的回答，至少對我來說是，三十餘年，它基本沒變過。我所做的，只是微調。在教授“創作學”的第一課，我就曾向我的學生闡釋過我的文學觀：它是作家用他的理想、幻想和夢再造的一個世界，儘管有時它和我們的世界離得很近，但它致力探尋的是存在的可能而不是已有的存在；它是人類對世界最敏感、最深入、最微小又最闊大的感知，它讓我們停下了思考我們的生存，生存的境遇和問題，思考他者的生活的不同，思考我們對生活應有的思慮；它是藝術，是藝術的建築，它讓我們從中領略之前未能領略、未能充分領略的美和魅力，讓我們的心獲得飛翔，讓命運獲得呼吸；它帶我們進入到一個總被忽略、遺忘甚至掩飾的沉默區域，讓我們審視人何以爲人，生活是否存在另一種的可能。在這裏，我也重提一下我的好文學的標準：一、它首先是也必須是有藝術質地和情感投入的好文字，讓人回味、思考和會心的好文字；二、它是新的，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在思想上、藝術策略上有自己獨特的提供和發現；三、它探究人的存在，通過對某個人的具體考察來發現和審思我們的生存，在這裏，作家需要也必須稱得上是人類的神經末梢；四、發現只有小說（藝術）才能發現的東西。符合這四條標準的文學在我看來都是好文學。

記者：我們比較多強調作家要對現實發聲，但轉念一想，有時我們也需要對人類永恆的命題有一種追問的意識。

李浩：納博科夫說讀書人的最佳氣質在於既富藝術味，又重科學性，他說，對小說的欣賞是用脊椎骨來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說，那背脊的微微震顫是人類發展純藝術、純科學的過程中所達到的最高情感宣泄形式。”“要是消受不了那種震顫，欣賞不了文學，還是趁早罷休，回過來看我們的滑稽新聞、錄像和每週的暢銷書吧。”“面對文學作品，去研究它的社會學效應，或政治上產生的影響，這種方法主要是應某些人而生的，也不得不如此。這些人因性情或所受教育的關係，對貨真價實的文學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動，從未嘗到過肩胛骨之間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不用背脊讀書，讀書還有何用。”

似乎昆德拉也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有些人，是不懂得領略藝術的美的，他們要的只是明確的、先於理解前的判斷。他們要選擇正確，要的是一個簡單劃分的世界：要麼卡列寧是有罪的，要麼，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是個蕩婦，她必須去死。在這裏，他們把藝術看成是現實或思想的附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藝術的貶損。

記者：網絡、視頻等新媒介興起以後，傳統文學，特別是小說賦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有一部分正被別的載體所替代。所以，現在比較多看到的是輕逸的小說，卻未必是卡爾維諾意義上的輕逸。總的說來，我們當下的很多作品，常常以“人性是複雜的”爲由，把一切的“判斷”都懸置起來。如此，固然可以讓小說變得順滑，也或許同時助長了作家思想的惰性。

李浩：有時，我感覺着語言的……複雜，多意，不及和遮蔽，你發現它和你想說的有着相當的距離，有時甚至是悖反……卡爾維諾預言小說的輕逸時，似乎也沒有略掉反思，他的有意強調可能標明的是他對這一藝術法則的看中。

反思的當中自然有判斷；但面對的歧義，選擇的兩難，以及在我們人性當中的掩藏，更是文學的，更是應當置於反思中的。小說在某種意味上說的確不是做出判斷，而是呈現問題的可能，將我們帶入這個問題中。所以，我很認同懸置道德判斷，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反對道德，反對道德在文學中的介入。它有，一直有，只是小說不是以做出判斷爲核心目的，那是社會學、哲學的事兒，如果僅將這一塊拎出來拿它和社會學、政治、哲學去拼，它肯定是弱的，所以卡爾維諾強調文學的輕逸，這在本質上是對文學藝術品質和遊戲性的強調。

記者：我們談了那麼多話題，實際上都是源於對文學，對小說發展的關切，你對文學、小說的前景，大體上持怎樣一種判斷？

李浩：或許，小說的時代的確已經過去，包括多數藝術的時代都已過去。當下，各種學科的分工越來越細，把握世界整體性的難度的確是越來越大，而哲學和小說似乎還有努力的可能。小說依然可以把人類當成一個整體來打量。

但我們正越來越感到文學的影響式微。我希望那些忙於奔跑卻不知跑向何處的人們慢下來，看一下沿途被忽略的風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感受文學和藝術的美妙，審視和打量我們自身，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樣的生活有無另外的可能……大江健三郎有句自喻，“我是那唯一的，跑出來的報信人……”一個優秀作家的存在，我想不會受太多非文學本質因素影響的，無論他的寫作有無所謂讀者，有多少讀者，衆還是寡，他更應關注的、思考的是他希望通過文學向人類傳達怎樣的信息，他在寫作中表達了怎樣的反思，追問，疑慮和兩難。在此我轉述劇作家過士行的一句話，他如此認定：“作家，應當是人類的神經末梢。”在寫作的時候我會用它來提醒我自己。